学到了什么呢？接触到的人里边，从上学的经验里边，其实更多的不是你读了哪些书，而是一种学习的态度。尤其是到了研究生，美国教学的方式给我印象特别深，是一种师生平等的交流，而且最刺激的是学生可以挑战老师，我们古代的时候有这种书院的时候，老师和学生，尤其你如果登堂入门弟子是可以坐在老师周围探讨的，于丹肯定讲过，孔子周围那些学生可以犯刺或者是趴着，有人弹琴，有人说话，其实美国现代的教育有这种东西，但我是到了美国才看到。比如后来转到纽约之后，到哥伦比亚大学，曾经我们系里有过两位名师，一个叫萨伊德，写《东方主义》那本书的老师，他是我的系主任。他是一个巴勒斯坦的美男子，为人很傲慢，但是他只要一讲课，所有的人有坐在窗台上，因为很多人想坐，而他又不愿意以我们这种大堂的形式，他讲大家听，他是最喜欢是一种小波的讨论。在这种课堂上，他永远最喜欢的是能够刺激他、挑战他的学生。另外我的一个东亚系方面的老师叫夏立清，也是一个名师，夏老师是所谓争议性的老师，他上课一边喷云吐雾，不断吸烟，另外是天马行空。如果想写讲义对付考试的学生是最痛苦的，而且他是口无遮拦，到了多大年龄他都有一颗赤子之心，对学生都说你怎么那么笨，甚至面对一个女生说你可不能再胖了，你现在胖了，是一个非常直率的性情真人，可是他在真帅之外也鼓励一个人的个性。

　　举一个跟我有关的小例子，我在修他的课的时候也在修我的理论课，一个法国老师最爱讲新潮理论，夏老师实际上是有人文主义学者的保守性，对新潮理论什么后现代其实是不以为然。我有一次用新学的法国老师介绍的符号学写了一篇，给夏老师写了一篇论文，来写中国作家，现在想起来肯定也是驴唇不对马嘴，反正套了一下。夏老师的反应，马上把我叫到办公室，详细问我这个课是怎么回事，你为什么这样写，很有意思，但是一边却表示不以为然，给了我一个A。我印象很深刻，平等的探讨而鼓励学生试验的精神和不要跟着我屁股后边跑，你可以走另外一条路，这种态度是培养一个知识分子或者是不管你做什么，你是哪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品质。

　　包括学习心态的开放性也特别重要，后来我听到一些出去留学的人，感觉到出去以后，比如说没有什么震撼，我发现这其实跟你在出国之前所受的训练和你的态度，甚至包括你的是社会地位都有关系。我前段时间还听说张瑜，80年代演《庐山恋》，家喻户晓，他后来到美国的时候，走在街上都心里发慌，觉得自己特别渺小，缩成一点点，没有人认识她是谁。这也很正常，因为她的落差，她出国之前太是一个谁了，出去以后突然变成谁也不是，一个普通人，有的时候会变成一种包袱。包括我们很多可能在座的人都是家里面的宝贝、学校里面地方上的尖子、精英，这种态度有时会成为一种包袱，你出去以后会放不下这个架子，太把你当成什么，这种心态有时不好，有它负面的东西。比如我有一个北大的同学，后来成了著名的小说家，90年代才第一次随一个作家代表团出国，回来告诉我，我欧美转了一圈没什么，我一点震撼都没感觉到，就那么回事。这可能说明好几个问题，因为在90年代出去的时候，这边对国外的资讯已经比我们那时多得多了，第二手的经验或者在这里见到外国人不会有那么强的震撼，很多东西你已经知道了。第二，可能确实吃得也好了，经济条件也好，吃的、穿的没有那么多差别，所以有时出去也不见得会有我刚才形容的极度的反应。但是还有一个可能性，你出去了，尤其是随着一个集体出去，或者是一到那儿就扎到一个唐人街、华人区，感觉非常舒服，如鱼得水，在一个活动的中国暖水瓶，你好像被包在一个恒温的小中国的环境里，没有打开自己，因为你怕，因为你把这些全打破了以后，你可能感觉什么都不是，感觉有危险，感觉跟一些你搞不懂的东西和事物离得太近。所以，这样你可能失掉了很多摔跟头的机会，或者是把自己彻底放下以后能看到另外一些东西。这也是个人的一个经验感受。

　　现在有一个现象，中国的留学生绝大部分都是学实用学科，学文科人文的越来越少，这可能也不是今天才形成的一种现象。比如说我特别崇拜的哥伦比亚前辈校友胡适先生，他在留学的时候，21岁写了一篇很著名的文章——《非留学篇》，里面有一些痛切之词，说留学其实是一个国耻，因为国家积弱，所以出去留学，也是一个过渡，留学是为了不留学。但是他当中也讲到他当时的一个现象，大部分人出去都是短暂的、实用的一种态度。他有几句话，耻辱有三点，一是苟且速成。二是偏重实科。三是媚于祖国文字学术。第一点苟且速成，赶快学两三年，拿到学位，镀个金就是人五人六，有一个好的工作。第二就是偏重实科，而且第二点，其实实科是实业救国，当时一大批人学实科。文科包括文史哲，还有教育、政治、法律、宗教、美术等等，1910年代是四比一还是三比一，400多个留美人里只有100个是学文科，这是一个值得忧虑的趋势，他说得也是比较激烈，他当时说不是有点舍本而逐末吗？实际上晚清对国民的改造、人民的再造，留学回来的人的影响力里边，像詹天佑这样的人大，还是严复和梁启超这样的人更大？在座的人可能不知道詹天佑，反正是铁路之父，贡献确实很大。但我们其实是不能偏废的，而且从长远来讲，硬实力是一面，软实力实际上是一个更困难、更长久，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更根本的一个东西。像梁启超他们这样做的事情和严复翻译的《天演论》等等，一系列的东西对整个国民性格和社会制度的改造，其实是更重要的东西。可是我也希望，对这种趋势有一个人性的理解，因为确实中国有一句老话叫安身立命，你确实先要安身才能立命，如果我们把安身指的是你学了半天，父母花了那么多钱，自己花那么多时间，确实连一碗饭都挣不了，还谈什么救国，确实是挺空的。但是立命这一点，这个侧面一定要有，哪怕你是去做一个工科，其实心里都应该有另外一个围度，因为其实说了半天，我们是要再造祖国的文明，这一点是大家共同都有一个心愿，现在的时代是大家觉得是一个特别务实的时代，受中国传统教育的知识分子心里边还是有这么一个东西。在这一点上，当然你说我就是热爱MBA，这绝对是你的自由，但是如果你为了将来开好车，其实连家里的帐都算不清，但我就是要学金融，哪怕我都痛苦死了也得学这个，是为了完全一个外在的东西，真的是有点舍本逐末。

　　另外，我们国家30年的改革开放已经到了一个转折点或者是另外一个阶段，我们铺路搭桥这个东西确实已经做得很不错、很多了，更急切地需要做文化复兴的东西。这方面的人才确实是需要更多，而且这些人可能是需要更长时间的锤炼，才能回来真的做点什么事情。但是如果你觉得自己有这个才能，有这个志向，你就不要犹豫，我希望走这条路的人更多，这是对出去的人说。

　　当然另外一个方面，也不知道是给在座的谁说的，需要国内应该有一个相应的制度使得这些人回来报国有门。因为我们当时考大学的时候，所有人都不让孩子读文科，其实还不是经济上的风险，是政治上的风险，现在除了经济风险之外，可能还有人考虑，我学这些回来是不是其实有这个空间让我来发挥。这当然是国家、政府或者是任何有影响体制的改造和建设的人需要考虑的，使得这些文科的人才能够回来，因为我们想到现在这些所谓的大海归里，做出杰出贡献，我一想一大批都是经济学家首先，就像左小蕾，还有很多朋友，张维迎、樊纲、林毅夫，海归，从台湾游泳回来，但是文科的人才确实想一想相对弱。包括我周围的一些朋友，我做80年代访谈录里有很多都是在外面很久回来，比如陈丹青、阿成等等，陈丹青也可以做一个例子，他是回来了，而且想在美术教育方面做一些事情，这当然跟他的性格有关，最后他就变成愤青式的退出。这也不是人人都可以像陈丹青这样退出，因为他的画卖得很好，他有这个实力，他可以说我退出这个体制，我在体制外批评，我要治一治体制的病。但是如果你没有这个实力，可能这方面的人才回来只有体制治你，可能最后治死你都没办法，前几天我遇到欧美同学会的几位朋友，到我工作的大学去访问，见面他们还说你现在还不能算海归，你算海鸥，我一想确实我还是在两边飞来飞去，一半的时间在这儿，一半的时间在那边，可能心里起来有某种犹豫，海鸥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词，因为我们那一代的人长大，现在不一定知道，都是读高尔基的《海燕》长大，海燕是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一些吧，什么黑色的闪电，那是20世纪革命时代的形象，里面确实有一只海鸥，海鸥是在暴风雨之前呻吟，他是不喜欢暴风雨的。意思实际上是20世纪是一个革命的时代，而我们现在21世纪实际上是一个建设的时代，是一个改良的时代，我们不需要急风暴雨非常严峻的内外老是在那儿分别回来的人是不是有亡我之心，在这儿搞敌对势力等等。这样的一种环境是不利于文科人才回来做贡献的，我的意思是海鸥是希望和风细雨，我们在这儿大家一起做建设的一批人。这两个方面可能我们都需要改进。

　　我拉拉杂杂讲到这儿，时间到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