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规划应少些功利

　　—— 对话中科大校长侯建国

　　本刊记者  陈统奎 发自合肥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一个听起来很生硬的名字，但它却是一所人文精神鼎盛、学风纯朴自由的学府。侯建国说，中科大的梦想是做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或加州理工学院那样的世界级顶尖理工科大学。2008年，侯建国接替个性十足、敢做敢言的朱清时，成为中科大第八任校长。这所大学第一任校长是郭沫若。

　　侯建国是中国大学“少壮派校长”的代表，44岁当中科院院士，49岁当校长，成为这所大学最年轻的一任校长。

　　校长办公室十分简朴。两个多小时的采访过程中，他身体前倾，乐于倾听，而不是仰靠沙发，表现出对对话者的尊重。他的自信令记者印象最深刻，他坚持走自己的路，不随波逐流：本科毕业时碰上出国潮，他不为所动；他念了11年才拿到博士学位，之后去美国做博士后，一样能跟世界一流学子站在同一起跑线上。

　　讲到兴奋处，侯建国总是情不自禁地辅以丰富的肢体语言。

　　民主风景线

　　《南风窗》：听说在中科大很民主，师生骂校长很正常。不过人家都说中国的干部经不起批评，中科大为何这么另类？

　　侯建国：中科大很民主，校长被骂是正常的。这跟这所大学的文化传统有关。中科大成立的历史不长，50年，但它今天在中国大学的位置和很多中国的百年老校是并驾齐驱的，有句话说，成功自有不凡之处。其实50年代大跃进，新中国一下子成立了100多所大学，现在还在办的有70多所，但是真正能够到TOP LEVEL(顶尖水平)，只有中科大，促使这所大学成功的是它的文化和它的传统。很重要的一点，它尊重学术，要尊重学术先要讲民主。因为学术是不唯上、不唯权威的。师生们对学校领导怎么判断，是发自内心的，心里怎么想就怎么说，所以在科大批评校长很正常。在科大做学校领导，一般对于这一点已经不奇怪了。我觉得也比较正常了。

　　《南风窗》：那么，像教代会上那种学校领导被质询时，有的教授拍案而起，质疑和责难学校领导，你们心里舒服吗？

　　侯建国：要是每个人都能舒服，那是说假话，很多我们的副校长被质询也觉得很委屈，他觉得这个事情他已经做了很多，而且考虑得很全面，但质询者可能只是从他的角度、他的心情来表达一种说法、意见。但可能过几天就会好了，大家也觉得这个没有什么关系，不会影响工作情绪。很正常，老师就是老师嘛，他没有必要也没有义务站在校领导的角度把所有问题都了解完了以后再来提他的看法，如果对，我们就接受，如果不对，或者是不全面，我们就听听再做点解释。

　　《南风窗》：有人说，现代社会的老百姓，他希望批评完你还是笑嘻嘻的。

　　侯建国：质询是每年教代会的一个固定节目。大部分的质询也是比较理智、比较有道理的，提的问题也比较切中要害，是需要解决的一些问题。这是科大的一个传统，也是我们民主办学的一种手段，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线，气氛时而激烈，时而平和，有时也爆出一阵笑声和掌声。领导和老师，人格平等，当领导的也不会把自己当个“官”。

　　“刁民委员会”

　　《南风窗》：刚才讲到教代会质询环节，这是教授治校的一个体现。我们也听说教授治校是中科大的一个传统，它还体现在哪里？

　　侯建国：中科大始终有对学术的敬重、敬畏，这样的文化氛围下，教授质询收效是比较好的，比较顺利。你既然尊重学术，那谁的意见最重要？当然是教授的意见最重要了。学校要考虑各种待遇、福利，谁最重要？当然是教授最重要了。这是一个理念，在学校的运行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像职称的评审，主要也是由教授来评审，那是很严格公正的。

　　《南风窗》：作为校长你也是很尊敬他们吧？

　　侯建国：他们如果评定的话，我也改变不了的。如果学校觉得这个人很重要，你可以引导，可以把他引进来，但是教授说怎样就是怎样。

　　还包括我们学校的一些重大事情，教授也发挥很大作用。其实学校最重要的就是钱的问题嘛，我们有一个预算专家委员会，学校选出来的一些敢说话的教授放到预算专家委员会里，对大家自己争取来的资源我们不介入不干涉，但学校掌握的资源怎样在各个单位进行分配，由预算专家委员会说了算。

　　《南风窗》：你把权力下放给他们了？

　　侯建国：对。各个单位都要提出用钱计划，然后拿到专家委员会进行审查，提出意见，由学校领导组成的预算领导小组再确定，效果非常好。甚至有人开玩笑说，他们是“刁民委员会”，因为他们很激烈。他们看问题很准，而且敢说话，为什么要花这么多钱，为什么这个项目要上，行家说行话，不会给人钻空子。

　　《南风窗》：如果校长不愿意分权那就麻烦啦，是否会有一个很激烈的冲突？

　　侯建国：其实，这些委员会并没有什么权力，他们无权做决定，他们是议事和咨询机构，提供建议，给我做决定的意见和建议，我们依照这样的建议来做决定，就会更科学更合理。但就像你说的，心态要好，如果说这些意见和建议出来，跟你心里想的不一样，你就要去接受他。但校长如果一定要坚持自己的意见，那就要跟他们沟通，我想他们也能理解。要主动沟通，你得承担这个责任。做校长肯定要有自己的想法，总不能什么都来投票决定，那就不叫校长了。

　　《南风窗》：校长的权力令你快乐，还是带领中科大做一些实实在在的事情更快乐？

　　侯建国：那肯定是后者了。说实在，权力对我来说不值一钱。我做这个校长，完全因为中科大的这个学校。我自己更适合做一个科学家而不是一个行政人员，各种机会各种环境使我走到这个路子来，因为我自己是中科大的人，我愿意为它付出。当校长要付出很多的。为了工作需要，还得经常听批评，要耐心地听人家的批评，有些批评是对的，有些是不了解情况，但不管怎么说，人家都是善意的，为了学校好。

　　“you come from USTC”

　　《南风窗》：这些年中科大教育教学改革的主线是什么？

　　侯建国：这几年教改，我们是希望针对现在学生的特点，在更高的一种层面上来实行因材施教。现在我们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如何激发学生发自内心的学习激情，科学和技术所需要的是一种拓宽性的思维，它要求今人不断地去挑战过去的概念和过去的知识，才有可能成为一个一流的科学家。工程技术也要不断地去改进，大家都觉得是有用的东西，我能不能找到一个更巧妙的方法来把它替代，更节约、更安全、更方便、更环保。要做到这样，必须重视整个教育的过程。

　　《南风窗》：需要校长的魅力去鼓舞学生吗？

　　侯建国：校长的魅力不一定。我们要让学生感觉到在这个自然界里头有那么多的问题需要我们去理解，需要我们去提出问题，而解决这些问题也要靠我们而不是靠过去的科学家、过去的知识。我们教改的主要方向是，怎么让学生对学习有积极性，有冲动，怎么去培养创新的能力，然后成为中国未来科学界的领袖。

　　《南风窗》：你会不会问中科大的学生，你们为什么报考中科大？

　　侯建国：我曾经对本科新生作过一个报告，第一个问题就问他们为什么要到中科大，选择来中科大是不是你的希望？我现场还做了一个调查。有一部分学生是真正了解中科大这个学校的特点、传统和文化，因为喜欢而来的。但是，也许更多的学生因为中国的应试教育使得他们没有更多的时间来思考要读哪个学校，可能一心一意想考好，到这个分数了，觉得这个分数能进科大，父母说来科大，他们就来了。现在学生的特点与30年前我进入中科大的时候完全不一样了。

　　《南风窗》：你当时为什么进中科大？

　　侯建国：当时我也没报中科大，是调剂过来的，但当时也被中科大的名气所吸引。如果问我今天为什么来中科大，很显然，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学校，这个学校能让你受到最好的教育，上一个大学不仅仅是学知识，更多的是受这个大学的文化熏陶。每一所好的大学出来的人应该都有好的个性，而中科大是有个性的。这种个性可能平时不显示出来，但在遇到重大事件时会显示出来。美国的一些教授跟我说他们很喜欢科大的学生，只要接触过几次，他就知道“you come from USTC”，他能看出科大的烙印，这个LOGO是非常强烈的。

　　学习的自由

　　《南风窗》：中科大会为学生做大学生涯规划吗？

　　侯建国：我们有一个很好的系统，一年级二年级学的基础课比任何一个学校学的基础课都要多，数学和物理学得比较深。中科大实行通识教育，就是说数学、物理是全校各个学科都要学的，中科大的目标是培养科学技术型人才，数学和物理的功底是非常重要的。到了三年级以后，我们就会提供大学生研究计划，可以在学校里的国家实验室和其他实验室、科学研究所进行实习。还有，中科大有一个好处，没太多人管理，也很难说我们有多少人来给学生规划大学生涯，应该是他们在学习活动中自主形成的。在中科大的宽松氛围中，你自己选择学习方式，这样它才是发自内心的。

　　《南风窗》：校长本人很年轻就评上了院士，这便是中科大培养知识能力的一个例子。能否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来说说，在中科大是怎样慢慢形成知识能力的？

　　侯建国：应该说得益于在中科大11年的教育，最得益的是中科大的老师，他们教给我们上课的时候表达出来的对知识的自信，那种天下舍我其谁的气魄，还有他们对科学研究的热爱，我深受感染。你会觉得，做科学研究是一种非常有乐趣的事情，会不断发现新规律、新现象，这些新的规律和现象有可能会带给人类更好的生活。这种精神回报，是很难用别的东西来衡量的。

　　进中科大后除了数理化的知识，我的人文、历史、地理欠缺的东西特多，所以我没有把所有的时间都去学数理化，我花了很多时间在图书馆看各种书。中科大有个好处，只要你自己不认为自己比别人差，就没人觉得你比别人差，我觉得这是中科大给我最宝贵的东西。当时我们77级78级进来以后两三年就开始出国热，那时候中科大出国的比例很高，毕业的时候，班里30多个同学已经走了20多个了，80年代到哈佛、剑桥、耶鲁、MIT留学，是多牛的事情，但是我觉得这个不太适合我，没有走这条路。只要我自己觉得comfortable，没有人会给你压力，说你这样是不对的。

　　包括，当时中科大也没有上课点名。

　　《南风窗》：现在上课点名吗？

　　侯建国：现在没有，你愿意上，就上，不上，只要考试能过就行。我们那时，如果老师上课不好听，拍拍屁股走人。在科大，你可以根据你的情况自由学习。我相信，如果我当时去美国，可能不会走得那么顺，因为我用自己的短处跟人家的长处去拼，我可能要用很多时间去啃英语。如果到美国，要补的东西太多你就不从容，会为了生存、为达到一些目的而改变自己，而不能发挥你的长处。做学问如果不优雅，不从容，就做不了大家。我跟很多同学讲，我从大学本科到拿到博士学位，一共用了11年时间，但这个过程比较从容，使我基础打得比较扎实，而且也没有觉得特别累。现在我对科学研究始终保持着一种热度，可能我是一个中长跑选手，不是短跑冠军。

　　少年班的启示

　　《南风窗》：媒体对中科大少年班的质疑非常多，听说少年班现在转型了？

　　侯建国：不是转型，只是在创新发展。30年的少年班模式，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因材施教、个性化教育的模式，虽然30年来得到了不同的评论，但是我们相信，我们的少年班是成功的。

　　为什么说是成功的？我们培养了1000多人，第一批的毕业生40岁左右，已经是社会上的中坚力量。从全校来说，科大的毕业生1000个学生中间有700多个硕士研究生，比例非常高，但少年班学生中硕士或博士达到90%以上。不是说硕士和博士就意味着成功，但是中科大培养了他们4年，他们还愿意继续深造，意味着他们从中找到了学习的热情，找到了人生的方向，我可以随口说出的少年班杰出校友，就有一大批。

　　《南风窗》：现在最牛的有哪些人？

　　侯建国：微软的全球副总裁张亚勤，哈佛历史上最年轻的正职女教授庄小威，包括现在清华大学历史上最年轻的正教授，复旦大学最年轻的生物学院院长……他们很年轻，事业还要上升，就像庄小威，她拿到了美国这个年龄层次的科学家的所有奖项。30年少年班是成功的，成功的原因就是因材施教。

　　这些孩子，不可否认他们在逻辑思维数理基础思维方面比其他孩子有更早熟的能力，有天分，我们尽快把他们纳入大学的教育环境，给予因材施教和个性化培养。如果留他们在中学，再耗两年，那是一种浪费，对他们也不一定好。

　　但是因材施教和个性化培养，也不那么简单，需要成本，钱不是问题，关键是要有好的老师、好的管理。我们在全校范围也强调这点，希望扩大少年班培养人才的模式，现在已经成立了“少年班”学院，将少年大学生和其它优秀大学生放在一起，200人左右的规模，然后和微尺度物质科学国家实验室结合起来，从二年级开始，让他们到国家实验室开始实习，这个实验室是中科大唯一的交叉科学实验室，量子信息试验团队就在这个实验室，有生物、化学、物理、材料和信息等学科人才，配备科学家做他们的导师，对每个学生都进行个性化的培养。我们希望做到每个学生的培养方法方式都不一样，学的课程都不一样。

　　我们还不敢在全校范围内推广，先试验一下。

　　《南风窗》：为什么说中科大是最有能力搞个性化教育的一所高校？

　　侯建国：因为我们学生最少，人均的教育资源是最多的，一年才招1800名本科生，因此我们的教育是最有效的。钱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人力资源。

　　《南风窗》：中科大在自主招生方面的比例有多大？

　　侯建国：我们去年招了270人，约占14%，今年招了370人，约占21%，我们要逐步扩大到500人左右，约占28%，但是要稳健、慎重。这个方面我有信心，我们少年班招生30年，学校可以决定招谁不招谁，30年下来，中科大少年班招生没有发生任何腐败行为。社会上有对少年班这种教育体制的批评，但没有对少年班招生的批评，没有谁说少年班的招生走后门。

　　投资人回报最大

　　《南风窗》：今年国务院要做到2020年的中长期教育规划，你最期待什么？比如说大学经费、大学办学自主权等等，排序的话哪个排最前面？

　　侯建国：第一关心的是，教育规划要有些思想，少些功利。教育其实是一个民族的未来，希望到2020年的规划能够引导我们中国的未来10年20年甚至更长远，怎样培养人才、怎么样推动国家发展，多一些这样的思想，少一些功利性的指标，或者短期的指标，但是我知道很难。

　　第二个，我希望更关注的是义务教育期间的公平，义务教育阶段应该是公平高于效益。在义务教育阶段，国家的金钱投入应该保证公平，城市农村应该完全一样，这是一个解决中国或者部分解决中国应试教育和高考问题的一个根本性办法，只有义务教育完全公平，才有可能教育公平，才能够让城市的孩子和农村的孩子处在同一起跑线上。

　　《南风窗》：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中山大学校长说，中山大学来自农村的学生比例多于20%。

　　侯建国：这就是个问题。现在中国的问题是，对城市的孩子过度教育，他学了很多都是没用的知识，浪费了时间，也浪费了很多家长和社会的资源，最重要的是让这些孩子身心受到极大的压力。另一方面，农村的孩子教育不足，特别是边远地区。所以义务阶段一定要坚持公平第一、效益第二。

　　第三个，我希望增加教育经费。全民应该要认识到教育是国家的未来，你把钱投在教育上，是不会吃亏的，不要太斤斤计较这个钱，我们现在国家投入教育总是显得很小气，投在大工程建设方面就很大气，一条高速铁路建设一公里要1亿元，我们少修一条高速铁路的一公里，或者晚修一点，又怕什么呢？但是一个学校投几万块钱，投几十万块都很困难，我觉得对教育的投入应该看成对未来的投资。

　　《南风窗》：现在有一种声音可能你也不爱听，他们说投到铁路、汽车等能拉动内需，投到教育好像没有。

　　侯建国：见物不见人，这是一个最可悲的观点。高速铁路建起来还得有人去开车吧。再说，高速铁路以后总不能老买德国的机器吧，否则高铁赚的钱，拉动内需赚的钱又被别人拿走了。还有管理，如果高铁长度达到300公里以上，整个的管理是不是需要一流的人才？还要保证效率，保证能赚钱，哪一样缺了人才都做不到。单单一个高铁的链条就需要全民职业素质的提高。作为一个国家，要培养出一批职业领袖，由他们来引领科学、管理和技术的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