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晓芸：您把我们整个新中国教育方式分为三个阶段，首先是我们是面对面，然后到了函授阶段，下一步进行了广播大学，之后又在99年开始进行现代远程教育，这么一个阶段，给我们做了一个特别好整体的介绍。

　　在我们今天的主题里，也是我们远程的网络教育这一块，汪总应该是最深有体会的。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您怎么接触这个行业，这几年又有怎样的变化呢？

　　汪启富：刚才任老师全面介绍了整个我们国家60多年教育形式的大变迁，从我个人来讲，我是60后，74年上小学，79年上中学，85年上大学。从我的教育经历来讲，还是受传统的教育模式，这个教育模式我总结起来大概有3个方面。

　　第一，填鸭式的教育，就像北京的烤鸭一样张开嘴往里填。教育完全违背教育规律，不认为教育是一个填进去的过程。

　　第二，应试。整个中国教育企业没有完全摆脱应试的桎梏，这是一个最大的问题，我也是在这个环境下成长起来的。

　　第三，整个教育模式教条化，僵化的教育模式带来最大的危改就是遏制了创新。

　　中国人不是不聪明，不是没有个性，不是没有创新，而是在整个教育过程中有很多东西把你变成一个方方正正统一的东西，教育就把你的这些东西压制了。所以，我们国家60年教育有很大成就，这种成就体现在很多数据、发展这方面，但是也存在一些问题，就是我前面总结的三个比较突出的方面。

　　现在在新的形势下，首先是教育的观念和模式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因为随着改革开放以后全球一体化，教育领域整个教育观念的相互融合、教育模式相互的借鉴，尤其是互联网兴起之后，整个地球变成一个地球村，变成一个平的。这样整个教育模式的变化是非常的突飞猛进的发展。具体到网络教育，当然它的发展是适应了国家发展的需要，首先我们国家13亿人口，教育资源是有限的，尤其高等教育是有限的，要满足这样多人受教育的机会，所以网络教育当然是一个非常有效的途径，是一个科学的模式。1999年国家启动现代远程教育工程，当时工程里谈到几个方向目标，首先是把高等学校优质资源输送给社会，尤其是边远的不发达地区，让更多人有机会享受到优秀资源和高等教育的机会，这是非常大的举措，这一点现在来看基本上是达到了。

　　第二方面，当时通过网络教育的形式，互联网带来信息技术的革新，这方面希望带动整个高等教育信息化，带来整个高等教育教育模式的改革。在现代远程教育工程启动的时候也是一个目标，现在也有很大进展，但是这个方面进行的不是很彻底，现在网络教育工程还有一些亟待改革的地方。

　　不管怎么说，整个网络教育到现在来看，我个人理解，它确实给人们的教育观念、教育模式、学习方式，包括人们对学习的体验都完全不一样了。所以，这种变化应该说影响是非常深远的，从未来的发展来看，还会产生更大、更深刻的影响。   

　　郭文革：非常高兴能在今天的高端访谈中一起讨论“网络学习时代刚刚开始”这个话题。

　　我特别认同这个话题，因为我自己做过一个很有特色的研究，从技术史的角度重新梳理一下教育史，我起了一个名字叫“教育的技术发展史”。如果沿着这样一个历史的时间段往回翻，不用翻得太远，只要翻500年，就会看到现代我们整个教育体系实际上都是在印刷技术，西方的现代活字印刷技术出现200年以后，在世界上最早慢慢出现成型扩展出来的。

　　从今天我们讨论的60年学习方式变迁来说，我自己作为一个研究教育发展的专业研究者，我有两个认识。

　　第一，中国60年的教育发展，从整个大的教育理论上面，走过了国外几百年的历史，我们用60年时间有一个非常浓缩、快速的发展阶段。中国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文盲率是80%。1949年刚刚建国的时候，我们国家学习整个教育体制是走了苏联体制。到了改革开放之后，我们整个教育的体制采用了一种更开放、更拿来主义的眼光，什么样的一种教育体制更适合中国的发展，我们就采纳什么样的学习体制。

　　所以，在我个人的总结里，大致这60年最大的三个进步：第一，普及义务教育，等于解决了文盲的问题。第二，中国高等教育从精英阶段走入大众化阶段。说明整个国家对于人才的要求和整个提升了一个层次。第三，因为接到这个访谈，我也浏览了网上很多交流，很多新闻都比较忽略这一点，就是任总和汪总提到的，从98—99年，我们才踏踏实实从事而且扎扎实实在建立一个中国的终身教育体系，终身教育这个词未来会成为21世纪跟网络教育这个词结合最紧密的一个词。从上世纪70年代国外的一些体系来看，终身教育这件事情本身就是技术发展的结果，同时它又成为现代网络教育发展的一个原因，它实际上既为网络技术的因，也是为果的事情。这件事情，以奥鹏教育所成立的新型教育机构、教育组织，教育史上，如果从教育的系统结构来讲，奥鹏教育是一种非常新型的教育结构，这种教育结构未来可能会成为中国终身教育体系的一个中坚和核心力量。所以，终身教育这个词应该是我们总结60年的时候不能遗忘的词，而且展望未来的时候要特别重视的一个词。

　　回到人们学习方式，同样中国也是在60年的时间里，基本上是走过了国外几百年的历史，学习方式技术上的变革。我也是60年代的人，我想举几个例子，我们是80年代高考，用的所有复习资料都是老师拿油纸蜡笔刻出来油印的，它不是活字印刷，带有雕版印刷的遗迹，雕版印刷最早追溯到什么年代呢？中国最早一本现存的中国印刷，9世纪有一本《金刚经》，是唐朝时候的技术。蜡纸本身叫铜板印刷，是9世纪有的。当80年代我读书的时候，还在用这种技术。

　　我上了北大之后，带我走进教育领域是北大的李淑芳教授，她曾经提到过，在改革开放没有网络之前，一个最新的国外文献杂志，要传到国内通常如果算一个平均值，要用两年时间，因为它不属于急迫的战略物资，是通过海运过来，又有层层机构往下再次二手、三手传播，所以需要两年时间。如果更早一点，相信大家都看过王选受教授的经历，说他当时为了做激光照排技术，经常到中国科技资料馆查资料，为了省5分钱，他常常提前一站地就下公共汽车，走过去去查资料，这是我上大学的技术手段，无论是对中国社会发展，还是对科学技术的进步，都是一个特别大的制约。而现在实际上我们在北大的数字图书馆，昨天甚至当天的报刊、杂志、学术期刊，基本上都是同步可以得到的。同步实际上无论是对地球村还是对社会的一体化、全球化的发展，实际上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影响因素。我们在分析传播的属性，哪种属性对社会传播影响最大，其实有很多子属性，比如复制的准确性、复制的速度、传播范围等等，这是未来网络教育里特别要注意的传播技术影响力的来源。

　　第二个跟大家分享的案例，我自己在北大做过一个观察，北大现在是无线网全部覆盖的校园，所有教室都可以无线上网。当我们的学生说到笔记本的时候，千万不要误解是纸的本子，一定是电脑的本。你如果在大教室，就像刚才汪总提到满唐灌的大教室的后面，做一个观察，你就会发现传统的课堂结构是一个单一系统的传播体系，一个人讲很多人听。但是现在无线网覆盖下的课堂，已经变成非常复杂的一个传播系统，既有老师对学生，也有学生用手机跟外面联系，甚至有学生小群体，他们用网络，像飞信这种平台构成一个合作做作业的小系统。你会发现现在这个大系统的传播系统本身已经是多样化和复杂化。这样一种传播环境的变化，实际上对大学本身的校园教育也产生了一个特别大的挑战。如果我们还是延续原有的教学方法，肯定是不能适应社会的发展。

　　第三，说到我儿子，他是90后，经常拿手机看小说。我就特别不理解，这么小的字有什么好看的？这会成为我们俩之间一个很大的冲突。后来我慢慢就理解了，现在有一个词叫“数字时代的移民和原住民”，我们都是移民。其实信息技术有这样一个技术，在我们成熟长大的过程里添加到我们生活里的一个东西，我们对它的接受和对它的认同，包括同化内化到我们自然的行为需要一个过程。但是对于像我儿子90后的人，是数字时代的原住民，人家生出来就有这个东西，根本不存在我们那样的障碍。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个题目特别好，网络学习时代真的是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