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题目是中国的五行，诸多传统和文化中都能找到五种元素的概念，“元素”这个术语把不同类型的能源相互变化的状态，比如中国历史的五个阶段，人类感觉类型。因此元素具体的内涵，所套用的主题，不同环境的人们选择的五种元素并不一样，而且同样的对象在不同传统和文化中的解释也不一样。在中文中，这五种元素被称为“五行”，包含水、火、木、金、土五种元素。

　　印度称为地、水、空气、风、太空，佛教认为存在四种元素，统称土、水、风、空气。如果说金和木构成了中国五种元素，那么空气和太空则被认为是印度五种元素的关键部分。我认为五行，是什么让不同地区的人们选择了不同的五种元素，这是个历史问题，追溯到中国和印度社会的史前时代，这里我所说的是，如果我们要研究为什么各个不同的人选择的不同的元素，一定要研究一下史前的历史，史前历史的研究是很重要的。因为人住的地方，要看两个地方，一个是地形，还有一个是天气，地形如果不一样，天气是不一样的，它影响了人们的生活习惯，生活方式也是不一样的。地形是怎样的，对人的生活来看，是比较有利的，还是不太有利了。

　　这里选择两个不同的地方，一个是黄河文明，一个是印度河文明。印度河文明和黄河文明这两个地方是不同的，所以我们看中国的庐山文化，地形对人的生活是很困难的，所以他们每天生产都很辛苦的，他们看到水有好处又有坏处，洪水就是坏处了。所以他们受到物质的影响比较大。

　　印度河比较暖和，这个地方的生活比较好，所以生产斗争不太厉害，他们想的不是这个世界的，他们想的是另外一个世界的，所以印度河的费托(音)文明，思想就变成了形而上学的。我的这个假设标准是，被选择为五种元素的物质具有商品价值，我们要注意和检验三个要点，受到在供求背景下，该物质的可用性，其次该物质令人满意的能力和供应，第三是在商品市场经济下，该物质的交换价值。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土、水、火是自然资源，金就是矿产资源，木就是森林资源，五种的商品价值，对任何时代的所有人来说都是一样的，这种价值与他们生活的地区环境有关，与他们持有的宗教信仰有关。

　　中国古代依然在恶劣的自然条件中，认识到这些物质的价值，相反印度的大气和太空在古代和中世纪都几乎不能成为商品，大气仅仅是现在才被认为是一种商品，仅仅在工业化导致污染的特殊背景下，才有些相关性，因此毫无疑问，大气和太空这两者的商品价值比土、水、火、木、金的商品价值要小。印度的哲学体系把太空当做元素，他们的理由是，人类无法察觉和感觉这种物质的存在，水、土、空气和火是世界存在的基础。

　　中国清代之前的哲学论辩中，没有一个大思想家有任何说法，把大气和太空当做五种元素。战国时代有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没有一个思想家提到空气是一个元素。中国有很多人批评孔子是落后的，是反动派的，是封建主义的思想，但是我个人认为，孔子不是这样的，孔子还是进步的，我们看那个时候的情况，春秋的时候，根据那个时候的情况，孔子的思想还是进步的。

　　这些都表明了中国思想中唯物主义的特色，因此当汉朝的董仲舒试图将儒家思想体系、儒家文化和文明确立为国家的唯一政治教育时，他选择了邹言(音)的理论体系，因此中国思想为金、木、水、火、土等五元素的影响，最有唯物主义倾向。印度思想体系，雅利安文化和文明认为，大气和太空这类元素的影响，最有形而上学的倾向。

　　但是要强调这一点，不能绝对地说是中国人的全部思想就是唯物主义的，这个说法是不对的。不能讲这样绝对的话，因为这两种文明在不同程度上具有唯物主义色彩，也有倾向精神性的特征。中国也强调精神文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不能放弃其中的一个，放弃一个就不行了。

　　主持人李雪涛：感谢那济世教授的精彩演讲，他提到物质环境决定了中国和印度之所以有不同的五种元素的原因。下面我们把主持权交给我的同事曼彻斯特大学的沃德教授。

　　主持人沃德：(英文)

　　张福贵：我来自吉林大学，我的专业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可能和传统文学形成了学科上本能的对立，因为凡是研究现当代文学的人，对于传统文化来说，多数都只有一种否定的态度，而对于我来说，对传统文化也一直持有比较谨慎的态度，我提交给大会的论文谈到怎样在跨文化交流中确立一种人类共同进步的原则问题。

　　我们一直认为，这种跨文化交流，它的目的就是为了实现文化融合、文化转型。而对于当下中国的文化情况来看，对迫切的是在这种跨文化交流中寻找和确立一个价值尺度，这个价值尺度的确立，有助于帮助我们形成一种非常宽容的文化心态。应该说近百年来，中国人的这种文化心理是充满了痛苦的，而这种痛苦很大程度上是来自于文化价值观的一种悖论。

　　首先我觉得我们在这种跨文化交流中，应该淡化中西文化对立性判断和文化对抗主义。文化心理的痛苦，一方面来自于我们文化价值观的悖论，从中国来看，在近百年的社会发展过程中，它伴随着一种政治上的屈辱，这种悖论和屈辱，加重了我们这种文化心理的痛苦。所以这种痛苦，我们怎样面对它，我觉得更重要的是我们怎样去判断中西文化的价值差异。

　　我是研究现代文学的，从近代以来，梁启超、李大钊、陈独秀、包括胡适等人，都对中西文化这种本质的差异性做过非常详细的论断。李大钊曾经谈到东方人文化主静，西方人文化主动。我们还认为到了80年代谈到，西洋文明是航海的商业文明，东方文明是农业的自然经济的文明形态。

　　直到今天，我们还坚守，或者在相当多的时候，我们还坚守这样一种论断，就是西方注重个人，东方特别是中国注重群体。我们谈到在21世纪，我们认为是一个中国的世纪，可是在这个中国世纪的一个基本价值观，就是天人合一。在我们的眼里，好像中西方对于自然观的判断上，是处于一种对立的形态，其实我们细细地考察一下文明发展历程，远不是我们过去做这种简单的静态的判断所得到的结果。

　　所以我们就想，我们今天之所以仍然期待着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遥远的文化梦。因为在20世纪初的时候，我们可以浏览一下日本的报刊，当时在日本的报刊，出现了相当多的学者，谈到20世纪是支那的世纪，我们看到20世纪过去了，我们明显和我们自身的感受和世界的认识，不是中国的世纪。21世纪即将到来之际，我们又有一些学者在对这方面进行一种畅想，21世纪已经开始了，我们似乎感到这样一个梦不太远，因此我们带着这样一种二元对立的文化观去面对中西方文化的差异，把中国文化的传播，也包括西方世界的汉学热、汉语热看作是对于西方文化的一种补充，甚至是一种挽救，我觉得这又是一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

　　第二，我们消除或者淡化这种二元对立的文化价值观，我们应该确立一种人类文化的共同性这样一个基本原则。因为任何一个文化与另外一种文化相比，只要它具有相当长的历史过程，它一定具有特殊性，所以这种特殊性相对而言，它又是暂时的、动态的。而人类的这种共同性将是长期的，甚至是常态的。

　　比如对前一段我们看到有一些青年学生兴起的汉服热，包括中国大众兴起的唐装，我们想这种汉服、唐装究竟是不是中国的传统服装，什么是中国的传统服装，我们说马褂、旗袍可能是中国的传统服装，但是在明清之际恰恰是变化的一种标志。再往上推，我们看到唐代喇叭裤式的服装，低开胸的服装。直到春天战国时期，楚国的高冠宽袖。如果我们把它比较和并列的时候，其实大相径庭，面目皆非。也就是说这种文化的特殊性，即使是体现在最外在的服装形式也是动态的，不确定性的。

　　无论是东西方，还是中国国内，远古最普遍的武器就是长矛、弓箭，这里在孤立的文明之下，人类应对环境变化采取了共同行为，它可以看作一种孤立的人类文化的共同性。也就是说从远古直到今天，我们之所以有一种跨文化交流的可能，就是因为有特殊性存在，特殊性决定了文化交流的欲望。但是为什么我们能跨文化交流得以完成，还在于我们人类文化的一种共同性，如果没有这种共同性，一种文明进入另外一种文明，它不可能被接受。所以我们觉得这种文化的特殊性和文化的共同性都是相对的，我们不能把人类共同的美德归结于某一个族群甚至某一群人，他也该属于人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