尕藏加，藏族，1959年11月4日生，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兴海县人。1986年，中央民族大学藏学系毕业，同年进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从事藏传佛教研究至今，现为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

　　母校铸就了我的人生基点

　　1982年我以第一志愿被中央民族学院录取。当知晓我是兴海县有史以来第一位考入重点大学的本地人之时，我感到无比激动和荣幸，对这次学习机会更加珍惜。

　　在大学的四年里，我在学习上几乎达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例如，怕早餐排队耽误早上的宝贵时间，很多时候我在晚餐时就多买一个馒头作为第二天的早饭；晚上学校图书馆关门后，不知多少次在路灯下看过书。我懂得只有在学习上出类拔萃和思想道德上积极向上，才能回报社会。

　　我们这个班是专门为当时正在筹建中的西藏社会科学院培养科研人才的，所以在原有的藏语言文学课程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不少有关历史与宗教方面的课程，并且从西藏专门调配班主任，如马久(曾任西藏社科院副院长)、格桑益西(现任西藏社科院研究员、西藏藏文古籍出版社社长)等，同时，聘请著名学者讲课，如钦饶威色(mkhyen rab vod zer)研究员讲授《宗派源流》、土登尼玛(thub bstan nyi ma)活佛讲授《佛学知识》、丹增罗哲(bstan vdzin blo gros)高僧讲授《因明学》、诺章俄坚(nor brang Ao rgyan)研究员讲授《西藏王臣记》等；尤其难得的是，我有机会聆听时任中央民族学院教授的著名藏学家东嘎•洛桑赤列(dung dkar blo bzang vphrin las)老师讲授的《论西藏政教合一制度》和《藏文文献学》二门主课，以及如胡坦教授的《语言学概论》、史老师的《现代汉语》等基础课。经过著名藏学家和高僧大德的亲自授课，为我今后来从事藏传佛教研究打下了坚实的文化基础。

　　经过在母校藏文专业的学习，使我最终得以迈进了藏传佛教研究领域，成为中国藏学研究者中为数不多的藏族人专门从事藏传佛教研究的人员之一。在大学时期，我的涉猎十分广泛，诸如文学、历史、哲学等，都认真钻研，最初还对诗歌和小说情有独钟。遵循老师的训示：“一个学者的水平，要在讲、辩、著三个方面尤其在著述上最终体现”。后来又觉得自己的汉文写作水平有待提高，就用汉文撰写了毕业论文，此文后来发表在《西藏研究》1988年3期。我用汉文写过许多首诗歌，其中一首也在《格桑花》1988年3期上被刊登发表。

　　在大学期间我相继担任班长、学生会主席。在社会实践和组织能力上得到良好锻炼和全面发展，先后被评为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和学习标兵。

　　学习生涯乃是人生道路上不断获取知识、成熟、成功和快乐的进程。中央民族大学(微博)是是培育我成长的摇篮，是她重铸了我的人生基点，是她更加明确和提升了我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无论走到天涯海角，中央民族大学，都是我热爱、眷恋、母校，她永远激励并支撑着我在光明正大、积极向上的人生道路上，继续拼搏、不断进步！

　　藏学研究使我踏上学者之路

　　1986年，毕业后，我幸运地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开始藏传佛教研究，在这个学者聚集、人才辈出、尊重知识的中国最高学术机构里，每时每刻无不受到导师和同事们的严格指导和学术熏陶；这里既有学术纪律，又有学术自由，可发挥个人特长的学术平台。

　　这20年来，相继单独或合作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藏传佛教宗派综论”、“藏传佛教与藏区发展研究”，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院级课题“吐蕃时期的宁玛派研究”、“抢救和整理现存藏传佛教重要典籍的可行性方案研究”等多项具有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的重点科研任务。为了高质量、具有创见性的完成上述重点课题，我走遍除了西藏西部阿里之外的所有藏族地区，进行了艰苦而卓有成效的田野调研。大多田野调研是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中进行，如孑然一身深入青藏高原的藏区基层，经历徒步、骑马、坐手扶拖拉机、吃干粮、方便面、糌粑、风干肉，以及搭地铺、睡帐篷等当代人难以克服的艰苦生活，甚至遇到过几次交通险情、拦路抢劫等危及生命财产的事件。然而，为了科研工作，知难而进，至今依然一如既往地深入基层做田野调研。自己充分利用我国作为藏传佛教故乡的资源优势，为自己的专业学术研究搜集或积累了大量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20年里，我共撰写完成了6本专著、5本合著和发表了50多篇汉藏文学术论文。其6本专著分别是《人类奥秘大开放－藏传佛教密宗》《西藏佛教神秘文化－密宗》(西藏人民出版社，1996年)、《西藏宗教》(五洲传播出版社，2002年)、《吐蕃佛教－宁玛派前史与密宗传承研究》《雪域的宗教》上下册(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和《藏传佛教与青藏高原》。其中《吐蕃佛教－宁玛派前史与密宗传承研究》2004年荣获第五届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奖二等奖。以上成果是我20年锲而不舍、点滴积累换来的，标志着我在藏传佛教历史、宗派和密宗领域的研究。渐渐走向深入。这些成果的取得，更与母校的培养和世界宗教研究所提供的优越学术平台分不开。不然，光靠美好的愿望和个人努力决不会有今天这样地收获。    

　　我的科研成果已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一定影响，1998年我应邀参加了在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召开的“第八届国际藏学会”，作了题为“《宁玛派居士研究”学术报告》、2000年参加了在荷兰莱顿大学召开的“第九届国际藏学会”，作了题为《宁玛派八大仪轨研究》的学术报告，2003年在台湾中华佛学研究所召开的“两岸佛学研究现况与教育发展讨论会”，作了题为《藏传佛教寺院教育的发展历史及其特征》的学术报告。通过参加国内外大型学术会议，不仅把握国际学术前沿问题、了解国内外藏传佛教研究现况资讯，避免重复研究，而且在专业学术领域得到实际锻炼，在学术视野上得到开阔或拓展。

　　在我的学术生涯中，尚有一段不得不提的经历，它对我的学术研究产生过重大影响，这就是三年援藏工作。1995年6月，我自愿接受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对口支援西藏的任务，赴西藏社会科学院工作三年，从事管理和研究双重工作，先后担任院长办公室副主任、科研管理处副处长。这对我来说，无论在政治思想上还是在业务工作方面都是一次全面的考验和锻炼。这期间，除了管理工作繁忙或外出田野调研之外，每天有5个小时可以用在学术研究上。我很珍惜此次在西藏社会科学院工作的良机：一方面，搜集藏文文献和调研资料，一方面，向各位厚积薄发的西藏老一辈藏学家请教学习藏族传统学术研究经验。

　　我拟定了撰写一本专著的提纲，一年内完成了搜集和整理资料的过程，第二年开始进入撰写阶段，主要利用上述中午和晚上时间写作。有时为了节省时间，我就索性煮一锅肉、买一箱水果，以及随时买些大饼来吃，最终撰写完成了一本书、一项课题和数篇文章，以及多次下基层田野调研和搜集了大量珍贵资料。我写的书名曰《藏传佛教与青藏高原》。每当看到这本书，我就情不自禁地回想起在西藏的三年。我在藏传佛教或藏学专业知识方面，在藏族文化中心得到了难得学习或训练的机遇，为今后的学术研究发展打下了更厚实的专业基础。

　　我于1998年6月底圆满完成援藏任务凯旋归来时，被西藏社会科学院评为先进工作者；1998年10月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授予民族团结进步模范称号。

　　藏学博大精深，我取得的一些成果只能算是初涉藏学。我将继续在藏学领域努力跋涉。

　　八二级藏学系毕业生尕藏加(藏族)

　　(资料来源：“北京高等教育丛书”《走进中央民族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