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全国5138名高校青年教师的问卷调查显示，逾七成(75.5%)的“工蜂”有政治参与意愿，其中的九成多(91.4%)在网络热点公共事件中更愿扮演“看客”角色。

　　“高校青年教师群体表现出了较复杂的公共性：一方面较频繁地使用网络‘发声’，影响力较大。另一方面，又在知识分子济世情怀中，掺杂了较多的‘畏言’与‘犬儒’心理，从认识到行为的连续性不高。”

　　报告显示，高校“工蜂”族参政的主渠道是网络。有90.3%的“工蜂”拥有微博，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68%)。但在使用微博时，为了“抒发个人情绪和感情”的占四成(41.8%)，为“关注或者寻找有价值的社会问题”的只占不足三成(27.5%)。

　　调查显示，“工蜂”族对“社会民生”(60.7%)和“司法公正”(52.3%)的关注，远远超过文化教育、体育娱乐等领域，“表明该群体对个人生存与整个社会均投以目光”。与此同时，他们对“房价走势”、“方舟子打假”等与自身关联紧密的社会事件的关注，远远超过了对象牙塔外的政治事件的关注。

　　在面临与其自身没有利益关系的网络热点公共事件时，虽然“工蜂”中的绝大多数(90.2%)认为会对现实生活产生影响，但更多会选择点击浏览(65.8%)，或转帖并传播此新闻(31.9%)等方式参与，愿意与身边人讨论的不足1/4。绝大多数(91.4%)“工蜂”在实际行动面前，选择静态、沉默。“世俗生活压力一定程度上削弱了高校‘工蜂’族的公共性，对宏观、高层次、长远的问题考虑较少。”

　　以“70后”、“80后”为主的40岁以下高校青年教师怎么教育“90后”的大学生呢？

　　对全国5138名高校青年教师的问卷调查显示，超过九成(91.7%)“工蜂”在课堂中讲授的是基础性专业知识，同时，63.2%的“工蜂”还会讲述自己的生活或成长经历。

　　调查显示，超过七成“工蜂”直言讲授知识是希望学生获得“理论联系实际、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帮助学生“对该学科产生浓郁的兴趣，能够自主探究”。对于“体验知识的快乐和人生的真谛”，关注此点的“工蜂”不足半数(49.7%)。

　　“高校青年教师更重视培养学生的能力——无论是实践能力还是自主学习能力，这与当今社会的‘能力需求’是一致的，表明该群体具备先进的教育理念。”廉思写道，“但强调知识的工具性，也是一把双刃剑。‘工蜂’将通过知识获得纯粹的快乐放在较为次要的位置，实用主义倾向比较明显。”

　　调查显示，超过一半“工蜂”较认同自由、公正、平等、法治等理念。逾六成(63.5%)在教学之余，会注重培养学生的公民意识。

　　调查还显示，在与学生的日常交流中，除专业知识外，64.4%的“工蜂”的话题是围绕“学生密切关注的社会热点问题”展开。40.4%的“工蜂”在教学中不避讳谈及社会问题，会“告诉学生社会的阴暗面，让学生更全面了解社会”。约九成(89.6%)“工蜂”同时注意“积极地去影响学生，向学生传递正面价值观”。

　　浙江大学(微博)副教授贺海波被指论文造假、贵州大学(微博)体育部两负责人同陷论文“剽窃门”……学术不端丑闻令公众扼腕。

　　廉思研究团队对全国5138名高校青年教师的问卷调查显示，在“工蜂”群体眼中，学术不端现象普遍存在，“自己身边就有学术不端”，超七成人认为在于“评价制度驱使”。

　　七种学术不端行为最常见

　　何谓“学术不端”？中国科学院发布的《关于加强科研行为规范建设的意见》指出，它是指研究和学术领域内的各种编造、作假、剽窃和其他违背科学公认道德的行为，及滥用和骗取科研资源等科研活动中违背社会道德的行为。

　　中国青年报记者看到，调查显示，学术不端行为几乎遍及被调查的绝大部分高校。其中，受访高校青年教师认为七种最常见的学术不端行为按照普遍程度从高到低依次是：“在课题评奖时拉关系、走后门”，“学校职称评定论资排辈”，“在没有参与的科研成果上挂名”，“发表论文交纳非正常版面费”，“一稿多投、多发”，“剽窃他人研究成果”和“伪造数据”。

　　超过八成“工蜂”认为，学术不端可以通过一定的措施降低概率，甚至避免，只有13.5%认为学术不端现象“不可避免”。

　　此外，近八成“工蜂”对学术不端事件的态度是“不同情”，表示同情的不及1/4。

　　“这表明，高校青年教师群体对学术不端现象多持不满态度。‘工蜂’认为当前过于量化、浮浅的职称评审制度导致出现学术不端现象。”廉思告诉记者。

　　六成人支持改革评价体制

　　在“工蜂”族眼中，学术不端原因何在？记者看到，超七成(74.1%)“工蜂”认为是“现行评价制度驱使”。此外，还有约六成受访者认为，社会大环境、研究者自律不够、监督机制不健全也是重要原因。

　　调查显示，在“工蜂”眼中，超过六成(60.1%)认为防止学术不端行为最有效的，就是“改革科研能力评价体制”。其次是完善学术审查制度和加大惩罚力度。

　　“目前，许多高校都对职称评审制定了不少必备条件，从量化、级别、规模等方面衡量，如核心期刊论文发表，SCI(科学引文索引)、EI(工程索引)、SSCI(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收录，国家级和省部级课题，专著和研究报告等。这种考评标准简单而清晰，但缺点在于‘重外表轻内涵’、‘重数量轻质量’、‘重刊物级别轻论文档次’、‘重表面文章轻深度思考’。基于项目制的资源配置体系，结果导向的职称考评机制，催生了垃圾论文，也易使学术成为谋利的工具。”廉思分析道。

　　调查同时显示，惩处力度的缺失也在诱导一些高校青年教师“趋利避害”。

　　“较之社会舆论，小圈子内部的学术规范往往对‘工蜂’的影响更大。超过一半(50.6%)的高校青年教师了解科研道德和学术规范，来自‘老师、朋友、同事的言传身教’。”廉思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

　　调查中，当被问及“你身边的学术不端是否受到了处罚”时，有40.6%表示“不清楚”，26.0%表示“只有极少数受到处罚”，7.1%表示“没有人受到处罚”。只有20.9%称“有一些受到处罚”，选择“几乎都受到处罚”的仅5.4%。

　　“环境可以对一个人产生强烈的暗示，对学术不端行为缺乏明确有效的处罚措施时，意味着这种行为的成本远远低于‘提拔职称’、‘获得物质奖励’等效益。这会诱发整个群体倾向于‘越轨行为’。”廉思分析道，“尤其是‘工蜂’群体可支配科研资源较少，难以自主选择研究方向，在与老一代学者的竞争中处于劣势。此外，他们还要面临来自教学、行政、家庭和人际关系等方面的重重压力，所以才会有很多‘工蜂’感慨，‘造假是无奈的选择’。”

　　两成高校青年女教师认为“女博士被妖魔化”

　　一个女博士占女性数量96.1%的群体里，高学历意味着什么？

　　廉思研究团队针对全国2708位40岁以下高校女教师的问卷调查显示，72.1%的女“工蜂”坦言，在恋爱方面“曾经因为高学历而苦恼过”。20%的高校青年女教师认为女博士被社会妖魔化，高学历减少了吸引力。

　　“高校青年女性教师是女性群体中学历水平最高、教育投入最多的一群。教育部统计显示，截至2010年年底，我国高校中女教师的比例达46.48%，其中七成是我们所说的女‘工蜂’。”廉思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她们身兼五重社会角色——教师、科研工作者、知识分子、配偶/女友和母亲，也凸显了现代女性的共性：拥有更多的经济自主权与事业发展权，但也面临着对女性前所未有的高要求——在继续肩负家务职责的同时，必须承担起‘集多重角色于一身’的巨大压力。”

　　调查显示，受访女“工蜂”是不折不扣的高知群体。其学历全部为硕士及以上，博士学历的为96.1%。但其中已婚者不足六成。

　　虽然大部分女“工蜂”认为，“高学历对于提高其在夫妻间的地位有正面作用”，“自己在夫妻之间是有较多话语权的一方”。但社会上一些妖魔化女博士的倾向，比如认为女博士“没有女人味”、“是第四类人”等，令她们烦恼。5000余份调查问卷中，有34.4%的高校青年教师确认“女博士被妖魔化了”。有12.7%的男性和20%的女性认为，高学历减少了吸引力，只有9.1%的女性自认女博士增加了吸引力。

　　此外，高学历伴随着晚育和少育。调查表明在已婚高校青年女教师中，52.5%由于职业而推迟了生育计划。女“工蜂”平均做母亲的年龄是32.7岁。

　　“压力不只体现在婚恋方面。”廉思指出，受访男“工蜂”一周课时量仅为女“工蜂”的2/3，但六成以上女“工蜂”的职称仅为讲师。“对比研究显示，低级职称中女性比例更高，在‘教授’、‘副教授’的职称中，男性是女性的两到三倍。”廉思说。

　　调查同时显示，虽然半数受访女“工蜂”选择科研的原因更加纯粹——“对学术研究感兴趣”，但接近2/3的女“工蜂”仍认为，女性的思维特质、情绪特质和家庭责任，导致“女性不适合从事科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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