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年前提出“蚁族”概念的青年学者、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微博)副教授廉思近日又将关注的目光投向高校40岁以下青年教师群体，并称这个群体为“工蜂”族。历时一年多调研完成的《工蜂——中国高校青年教师调查报告》负责人廉思，日前接受了中国青年报的独家采访。

　　中国青年报：继“蚁族”之后，您为何选择关注高校青年教师群体？

　　廉思：我们常年关注知识青年问题，青年是国家的未来。

　　“蚁族”的出现，折射出中国当下“知识”与“力量”逐渐背离的趋势，比“蚁族”具有更多文化资本(92%为博士)的高校青年教师群体，是否有类似遭遇，这是我们做这项研究的初衷。

　　此外，我国传统上有“士农工商”四民社会的说法。“士”作为知识分子的前身，曾是四民之首、社会重心，既是其他阶层的表率，也是将民意向上传递的桥梁。高校青年教师群体带有更多思想，教书育人，他们的生存状况，是时代的容颜，也将影响中国未来至少20年。

　　中国青年报：为何把高校青年教师称作“工蜂”？

　　廉思：“工蜂”在蜂群中占绝大多数，承担了整个蜂群的全部劳动。“工蜂”弱小，但有力量，虽有集体协作，但也独立作业。“工蜂”一生从不停止工作，它们持续酿造蜂蜜，恰似老师把知识传授给学生。

　　此外，“工蜂”一旦遇到侵害，会用蜇刺进行还击。这很符合当下青年知识分子的性格——与其他社群相比，具有更多的反思能力和批判精神。专门从事知识生产和传承的高校青年教师是强烈关注现实、对社会“背阴面”持最激烈的批判态度、并有足够影响力的一个群体，思考和发声会贯穿其一生。

　　中国青年报：“工蜂”现象在社会其他群体中是否具有普遍性？

　　廉思：各行各业都有“工蜂”。如果用“蜂巢”来比喻大学及其等级分明的行政体制，“蜂巢”又何尝不是社会的一个缩影呢？

　　作为青年知识分子与中产阶级的结合体，“工蜂”身上折射出的时代侧面，“也能让一些年轻人看到自己的影子”。

　　1999年后的高校扩招造就了一大批知识青年，文化知识的传播人群迅速扩展。这些人进入社会生活的各个部门。互联网又为这批青年人的话语表达开启了一个全新空间。他们以年轻人的激情和专业特长参与到社会生活中，在社会公共生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日后必将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

　　“工蜂”既是青年知识分子，又以自身智识培养青年知识分子。我把研究“工蜂”族视作理解当下社会、了解青年知识分子乃至中产阶级状态的一个路径。

　　调查显示高校青年教师自比为“工蜂”

　　逾八成受访者认为自己处于社会中下层

　　高校青年教师实际成为一线工作的主力，但所得无法与资历、职称、行政职务高者相比。科研、教学和经济压力被他们视为“三座大山”。

　　彭锋(化名)今年33岁，国内名牌大学文科博士毕业，目前在北京某重点高校任讲师。他每周教8个课时，与名教授一起承担了两项科研课题，没有行政职务。

　　彭锋很忙，他计划3年内发表6篇CSSCI(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论文，拿到副教授职称。为此，他把大半的时间分给了科研，其中不少又“耗在写标书、跑关系、找发票报销上”。

　　彭锋已婚，他每年贡献给家庭的工资大约4万元，另有两万元的工资外收入是课题经费“贴补”的。尽管高校教师这份工作稳定且“听起来很好”，但彭锋在从政或经商的朋友面前没多少自信。彭锋被大家称作知识分子，但他和同事们有时自嘲为“知识工人”，或“工蜂”族——光鲜外表下“鸭梨山大”(即压力很大——记者注)，是单位的业务主力但收获有限，多数忙碌于金字塔底端，仅少数人能拼到上层，才“有资本做真正感兴趣的事”。

　　这是廉思研究团队为“70后”、“80后”高校教师画的一张像。

　　统计显示，我国高校40岁以下青年教师人数目前已超过86万，占全国高校专职教师总数的63.3%。由廉思领衔的30人研究团队历时一年有余，在北京、上海、武汉、西安、广州5个城市，对供职于包括985、211、普通高校、大专院校和成人/民办高校在内高校的5138名青年教师，进行了第一次全国范围内的抽样问卷调查，结合深度访谈、焦点小组讨论和参与式观察等调查方法，完成了《工蜂——中国高校青年教师调查报告》。

　　72.3%感到“压力大”

　　科研任务重是最大压力源

　　彭锋每天都觉得自己“在跟时间赛跑”。

　　他工作日的时间表通常是：上午读书、查资料，带几个学生做调研，撰写由老教授或系主任“挂帅”的课题报告；下午到学校教两个半小时的课，再找财务“弄1个小时的报销”。双休日里，除了外出参加学术会议外，他给自己定了个“文献翻译计划”，为争取在国际期刊上发表论文搜集素材。

　　调查报告显示，作为近九成拥有博士学位的高知群体，高校“工蜂”族也是高压人群。72.3%的受访者直言“压力大”，其中更有36.3%的人认为“压力非常大”。

　　压力主要来自3个方面——科研任务重、教学任务多和经济收入少。“科研任务是最大压力源。”廉思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调查发现，由于绝大多数高校把职称和职务晋升与发表论文数、出版专著数、申请课题数等‘量化指标’直接挂钩，78.1%的‘工蜂’认为，自己从事科研的时间‘不够用’，甚至‘很不够用’。”

　　“非升即走”的潜规则更加剧了彭锋的紧迫感。“很多人把大学老师工作视作‘铁饭碗’，但对很多年轻老师来说，一个潜规则是：5年内不能从讲师升到副教授，你在这个学校的教书生涯就基本结束了。”

　　升副教授的依据当然是指标完成情况。但报告显示，高校“工蜂”族完成指标的状况并不乐观。

　　近3年来，20.5%的文科“工蜂”没有在CSSCI上发表过论文，92.5%的理科“工蜂”没有在SCI(科学引文索引)上发表过论文，85.5%的工科“工蜂”没有在EI(工程引文索引)上发表过论文。没有独立著作的“工蜂”占83.2%。

　　彭锋工作快5年了，身边近2/3的同龄教师是讲师职称，只有约1/4是副教授职称，“40岁以下的教授几乎看不到”。

　　“时代习惯了‘赢者通吃’，锦上添花多，雪中送炭少。”彭锋坦言，职称低让“工蜂”们感到掣肘颇多，“副教授不能担纲重大课题，即使他是实际研究的主力。科研经费和学术资源也都向学界‘精英’和‘大腕’靠拢。”报告也显示，80.6%的“工蜂”没有主持过国家级课题项目，六成“工蜂”一年的科研项目经费不足5万元，61.6%的人没有拿到过学校的研究资助。

　　彭锋有自己的研究兴趣，但他目前的研究和生活都围绕着“马上升副教授，40岁以前升教授”进行。为了成为“蜂巢”上层的“赢者”，他必须早出活、快出活、多出活，有时也不得不搞关系，甚至花钱买版面。

　　“调查显示，没有‘工蜂’认为影响论文发表的因素仅仅是质量，有超过2/3的人认为，人际关系与职称会对论文发表产生重要影响。”廉思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当这些与你的身份、收入、尊严全部连在一起时，不少年轻的‘工蜂’只能低下高贵的头颅，在学科专业标准的规训下，生产高度专业化的知识产品，以步步追逐那个唯一的成功标准——拥有更高的文化资本和成为专业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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