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邮电大学汪润生教授1970年4月24日，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在《东方红》乐曲响彻浩瀚宇宙的同时，所有炎黄子孙都深深感受到自豪与光荣，中国也开始向技术更新、应用内容更广泛的新型卫星领域全面进军，由此开创了中国航天史的新纪元。自2016年起，这个伟大的日子也成为了中国航天日，以此纪念我国航天事业的伟大成就，向献身航天、献身科学的航天人和科技人员致敬。当年，北京邮电大学(分数线,专业设置)陈俊亮院士、汪润生教授等直接参与了“东方红一号”的研制工作。汪润生教授曾参与研制“东方红一号”地面数据传输系统。近日，他在接受北京邮电大学电视台采访时，讲述了多年来的人生感悟和与“东方红一号”一起的光辉岁月。
汪润生教授：这个事情说来话长，已经有四十多年了。最早，“东方红一号”当时国家叫做701工程，那是国防科工委牵头的一个重大工程。在701工程之前，当时的邮电部在1964年初提出的一个6401大会战，这是邮电部内部的。6401会战有两个大项目，一个是叫做微波的大通路，一个是同轴电缆载波的大通路。在这之前我们国家的通信大多数是用的明线，电缆都很少，更没有大通路、大容量的载波系统，所以1964年初邮电部提出了要搞两个大会战。大会战里面有些子项目，当时提出了一个叫做快速电报的传输系统。快速电报传输系统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计算机自动化转报，因为过去都没用过计算机，那么提出了用计算机作为自动转报，当时还没有程控交换。另外一部分就是高速的传输（当时还不叫数据传输），就是高速的电报传输。这两部分内容当时开始的时候都是落到邮电科学研究院作为主要承担，后来我们当时北邮的院长孟贵民院长知道了这个消息之后，他就跟邮电部反映，邮电学院应该参加到这个会战里面，然后就把快速电报传输系统的传输部分（地面传输部分）拿走，挪到北邮为主来进行，自动转报部分（计算机自动转报）以研究院为主，两家合作来承担，这是1964年初开始的，传输速度是多少呢？当时要求的传输速度是2400bit/s，在当时的情况下就算比较高的。
邮电学院就开始组织这个项目，当时就成立了两个课题组，一个是调制解调，一个是纠错编码，当时这两个课题组都属于有线系，系主任是蔡长年老师。由蔡长年老师领导的信息论科研室为主，把几个科研室的力量集中起来一起承担，当年我就在这个信息论科研室里面。调制解调是由我负责，纠错编码是由陈俊亮老师负责。蔡老师作为调制解调的指导老师，纠错编码由当时周炯槃老师作为指导，周炯磐老师当时在无线系，但是周炯磐老师在这方面非常有基础，所以就请周老师（他们两位都是教授）作为指导，具体干事是我跟陈俊亮老师两个干，下边还有好多人，研究院也派了好多研究人员一起到北邮来参加，这是一个开始。
这个搞了一年多完成了，完成之后当时用的还不是很好，因为当时整个环境不是很好。到卫星项目，卫星上天后要有很多轨道的数据，要有许多测控站，还有测控船，这些数据要汇聚起来，汇聚到地面的测控指挥中心，这其中地面数据传输部分的任务主要交给邮电部来承担。测控指挥系统中所用的计祘机系统则是由当时的四机部（电子工业部）来承担，一个是邮电部，一个是四机部。我们邮电部负责地面数据传输，但是701的要求不一样，它是根据放卫星要求的。701有一个很强的总体组，里面负责人都是后来863计划中院士级别的，由他们定总体规划、总体指标，定完之后交给邮电部，由邮电部来实现。邮电部管通信，要用到通信线路，线路全部是邮电的，所以要求线路设备全部由邮电部负责。邮电部就成立了701的一个领导小组，当时参加小组的有北邮、研究院，后来还有设计院、工厂，因为有生产设备的任务。
当时6401会战主要是有线传输，而701除了有线以外还要求无线，用短波。为什么呢？因为它要备份，万一有线出了问题就要立刻用无线上去代替做备份。从人员方面来讲，701也扩大了，除了北邮人员之外，后来设计院也参加进来。另外有一个不同的地方，搞701的时候正好碰上文化大革命，1966年开始文化大革命，人员上面也有影响，当时搞6401会战都是以北邮人员为主，到了701的时候因为是科工委的项目，对人员的审查很严格。但是，这是中央定的项目也不能停，所以邮电部当时临时决定，701项目的人员离开学校，到工厂去搞。那时候的速度是很快很快的，应该说没有白天黑夜，我们全部都住在工厂，就是干这么一个事，从搞实验，到做样机，样机出来以后，还要拿到电报大楼去中间实验，完了之后再修改，修改之后生产样机，最后得出正式的机器。整个过程很快，我记得大概一年多的时间就出来了，但是这个过程确实很辛苦。
主持人：北邮对整个“东方红一号”卫星的发射都做出了哪些支持和贡献？
汪润生教授：最早讲就是6401会战里面的数据传输部分是以北邮为主的，后来701工程的时候就是在6401基础上来搞的，技术上的关键也是以北邮为主来解决的，这是从技术上面来讲，北邮起到一个主力作用。
第二方面我觉得从培养人来讲，北邮通过6401和701培养了我们整个国家的第一代的数据通信人才。刚才我提到，1972年邮电部成立数据通信技术研究所，后来达到1000人左右的规模，这里面的骨干，很大一部分来自北邮，来自于搞这两个工程之后成长起来的人。
主持人：当时研发成功，东方红的乐曲从太空成功传来，您还记得当时的心情吗？
汪润生教授：我当时的心情概括来说可以是两方面：第一跟大家一样觉得欢欣鼓舞。所有人，不光是我们参加项目的人，听到了东方红乐曲传来，知道卫星已经上天，谁能不高兴？这是一种心情。第二种心情，我觉得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就是如释重负。我们身上有担子，害怕我们的设备会不会出问题，卫星一上天，说明我们的这个地面系统就是好的，这样的话这个担子已经卸下了，所以就是如释重负。
主持人：从今年开始我国设立了航天日，大家都在4月24日纪念航天事业的伟大成就，您对此有什么感想？
汪润生教授：我觉得航天的确是非常大的一个工程，是全国性的，应该说我们北邮可以做贡献，我们已经在701工程做了一点贡献，那么在今后，北邮也应该有发挥作用的地方。
主持人：您怎么看乔建永校长提出的北邮科研的“三个面向”，坚持面向世界通信科技前沿、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国民经济主战场？
汪润生教授：我觉得乔校长提的这“三个面向”非常正确，应该说这“三个面向”是北邮的科研工作应该往这三个方向做的，但怎么来实现又是一个问题。我觉得这里需要具体化，具体的要落实到项目，落实到课题，有哪些课题，哪些项目，另外一个就是具体到落实到人，就是由谁来实现，尤其是要有学术带头人。
我最近看到，前不久，工信部成立了一个创新研究发展中心，搞动力电池，就是新能源。我认为，北邮要搞创新，创新有大有小。北邮过去有个电源教研室，电源对企业来讲是很重要的，假定说北邮能够在电池方面有所突破的话，这是个了不起的创新。为什么呢？我们现在风力发电，太阳能发电这些发电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它们有时间性，不可能是24小时连续性的发电，但是假如说能解决储能的问题，能有一种电池能大量的储存能量，这将带来了不起的变化。
另外一个是人，北邮总的来讲是个培养人的地方，所以承担这些项目，我觉得需要有学术带头人，要有学术上很强的人。这是相辅相成的，项目可以带动人，就像我们过去搞701培养出很多人来，同时，要搞这些项目，也必须有带头人。其实北邮有很多人才，关键就是你要有项目，第二个就是你要给他创造条件。
主持人：您对北邮的未来发展有什么建议或者期望吗？
汪润生教授：我觉得北邮还是有很大的发展前途的，北邮的强项可以说是在通信，现在变得综合性了。总的来讲，北邮应该有条件在两个方面为国家做更大的贡献：一是承担项目，要想办法去承担些大的项目，这是在科研上。第二，北邮是培养人的，要能够培养出一些尖端的人才，能够做带头人的这样的人才。北邮应该说还是很有可为的。
当遥远的东方红乐曲从宇宙传来，铭记的是知识工作者永恒的奉献，以汪润生教授为代表的一代北邮人圆满完成了在“东方红一号”项目中的神圣使命。个人的成长永远是与国家的发展息息相关的，务实科研、锐意创新，时刻用自己的知识为国家建设做贡献，汪润生教授用他的经历，为我们青年人做出了最好的榜样。从过去到现在，北邮人身上肩负的国脉所系的神圣使命以及传邮万里的光荣职责也将一代代传承下去。
（摄像：曹益铭 黄开宇 李晓松；采访、撰稿：邹丹 高煜东；主持：高煜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