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生命个体对整个大千世界并不重要，少了谁地球都转。但是一个母亲告别人世，对于一个家庭，特别是对一个儿子来说将是永远的痛。

　　得知母亲病重是九九年七月末的一个炎热下午，当时暂住徐州姐姐家的父亲打电话告诉我，母亲从昨晚发高烧不退。母亲烧得很厉害，已没了接电话的力气。我打姐姐的手机让她拿给母亲，电话中母亲说自己没什么关系，就是感到浑身没有一点力气。我正要安慰她几句，电话突然断了，这便成了我与母亲最后的谈话。

　　吃完饭就加紧剪当时手上一部节目的片子。七点多钟我的传呼猛响，不祥的预感顿时笼罩着我。从那以后的两个多小时里，我的手机不断地响。放下工作跑出大门，电话说母亲神志不清了，在鼓楼广场拦出租，告知母亲开始说胡话了。在出租车里，说母亲已昏迷，救护车已到，正在抢救，接着便是沉默。在南京站买好最快一班北上经过徐州的火车票时，手机再次响起，父亲说：“你妈已走了，慢慢回来吧，注意安全。

　　摄氏三十五度的高温下，我不住地打冷颤，寒气从心中大团地涌出，我没有流泪，只是大脑麻木，人仿佛是在梦中。

　　以后的几天，纷杂而忙乱。我将母亲送到殡仪馆冷冻室，又将她接出来，当我抱着成灰的母亲回邳时，母亲滚热的骨灰温暖着我有严重胃病的胃，这是我感受到母亲最后一次体温。回宁半年多的时间里，我几乎天天梦见母亲。半夜醒来，独坐床上，长时间无法入眠，我不知道这种情景还要持续多久。

　　在我从小到大的三十多年的经历中，我与母亲的关系并不很融洽。在外是个好老师的她，在家做母亲我认为并不成功，特别是对于我。她与父亲总想按他们的生活方式和标准要求我，而我与大多数男孩一样，往往表现出一种反叛。这可能令他们很伤心，也让我十分不愉快，自己把心里话憋着不说，很少与他们交流。我始终认为，知识分子家庭的孩子，并不比工农家庭的孩子幸福，有时竟是一种理想与现实不能结合的痛楚。

　　我与母亲关系融洽起来，是在她生命的最后几年。四次大的手术，无数次的放化疗，严重摧残了她的身体。每次上医院，她都紧紧地挎着我的手臂，从一个壮年儿子的身上她得到了一种可信赖的依靠。这期间，我第一次敞开心扉，与母亲无话不谈，特别是我九七年离家赴宁后，彼此又多了一份挂念。每次打电话回家，母亲总在说：“我很好，你在外要多注意身体，节目做得怎样？播前打个电话来，我要看看。

　　母亲去世半年多时间里，见到我们的人都表达了深深的怀念和安慰之情，这其中大部分是她四十多年里教过的各届学生，这也是母亲最值得夸耀的一件事。

　　在她生命的最后几天里，父亲说：她有时会流露出对命运的无奈，可是对自己的人生选择却没有丝毫的悔意，依然充满了憧憬，她说自己如有来世还愿当教师，教了一辈子学生还没有教够。母亲去世的前一个晚上发着高烧，仍要坚持看完中央台的《哎哟，妈妈》的最后一集，那一集的结尾是一个既是母亲又是老师的好人走了。

　　去年母亲逝世后，正值五十周年国庆，我策划拍摄了一集专题节目《心系苏北》，讲了许多和母亲一样五、六十年代支援苏北的南方籍知识分子。对他们我有着本能的敬意，他们都是些好老师、好医生、好工程技术人员。许多也像母亲一样不在了，永远安息在了苏北的土地上，但他们播种的科学文化的种子却早已生根发芽，正在茁壮成长。

　　记得小时候，文革动乱年代，我得到了一本《科学家谈二十一世纪》的书，这本神奇的书引发了我童年的想往。我有一次曾问过母亲：“二十一世纪是什么时候？母亲说：“你就和我现在这么大了。我又问母亲：“你呢？母亲说：“我那时老了，还不知活不活得到呢。六十多岁的人并不老，现代科学已将人的生命大大延长了，可是母亲却真得没有能跨过新世纪的门槛。

　　清明前，我将母亲安葬在了巨山公墓一个朝阳的山坡上。那一天风很大，但是阳光已让人感到了丝丝春天和煦的气息。母亲的墓朝着南方，在这里她可以看到自己时时想念却永远也回不去的故乡，也能时刻注视着她依旧在尘世间每天奔波的儿子。我会在人生的道路上勇敢地走下去，不敢有丝毫的懈怠，更不敢出卖良心和人格。

　　母亲，请您放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