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桑地

　　报载：李敖的唯一一部小说《北京法源寺》被提名参选2000年诺贝尔文学奖。单行本旋即售空，只好借此机会满足长期以来的一个愿望──买一套20卷本《李敖大全集》。

　　读《北京法源寺》不像读李敖的杂文那么过瘾，却觉得李敖写小说要比写杂文正经、真诚得多，少一些调侃和放肆，多一点思辩和悲壮。

　　李敖毕竟是执著于历史研究的人，所以他的小说乍看起来倒像是历史通俗读本，虽然其中浸透了他对历史的个性化研究成果，但与通行的小说样式相比较，尚有许多差别。书中的人物大都是中国近代史上的“大人物”，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等都有不同版本的传记问世，戊戍变法本身也在文学作品中以不同的形式出现过无数次，李敖的写法却荡开一笔，找到北京法源寺这样一个特殊的切入点，把历史的纵线通过一座寺庙无限制地牵连起来，从唐朝的李世民一直写到近代的诸位英豪，笔法不是小说的，依然像是历史推论或考证，给人的感觉却也与小说的讲故事有异曲同工之妙。

　　李敖写人物不像小说家那样完整有序，在20多万字的篇幅里也不可能把每一个历史人物都叙写完整，他打破时间上的连续性，按照情节发展的需要，把几个主要人物的背景在相应的情节中插叙，而且忽略小说中所要求的所谓塑造完整人物形象，有些人物只是点到为止，在李敖看来，似乎交待清楚历史线索比全面呈现人物更重要。所以李敖笔下的那些历史人物并不完整，重点在于表现他们身上特异性的一面：康有为的不合时宜、谭嗣同的激昂悲壮、梁启超的机警叛逆等等。作为一部历史小说，这样的处理有时未免让人觉得残缺，可对于戊戍变法这样一件妇孺皆知的历史事作，却也可以省去许多铺垫和介绍，腾出笔墨来展现人们知之甚少的细节，当然其中不乏虚构的人和事，比如老和尚佘先生小和尚普净。虚构人物是历史小说中必不可少的，可李敖十分大胆，近乎离奇，普净竟是懂必武、熊十力和李大钊三人合并而成，所以用了一个叫做李十力的名字；康有为与史迪威的会面也是嫁接之笔，是李敖人为地让史迪威提前参与到中国历史中来，目的是把康有为的思想和行为放置在一个更广阔的历史背景上。

　　虽是写小说，李敖仍忘不了他是一个历史研究者，是一个靠思想力量和文化深度见长的作家，他自然而然地把这三者融于小说中，处处可见，有时近乎卖弄博闻强记，反而游走于小说情节之外，破坏了故事的连续性。关于这一点，李敖自有见解，他认为小说在视觉映像的挑战面前败绩已定，“除非小说加强仅能由小说来表达的思想，它将殊少前途”。《北京法源寺》体现了他的这种见解。

　　不知道是否正是上述“差别”才使得瑞典家学院的那些老头子们看中了这部《北京法源寺》，因为艺术中的差别往往就意味着特异的个性。对于李敖来说，他能否最终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并不重要，他本人最看重的是这一事实证明他不仅是一个思想家、历史研究者，还是一个文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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