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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嘉俊 夜X
当笔者确定要写这个题目的时候，有人(我不提他是谁，但不能不提他是和笔者同样出身同样年龄的兄弟)问：你写这些人干什么？
笔者忙像犯了立场错误一样对他很狗腿地笑笑，结结巴巴地解释：人、人家毕竟也是学校的一员嘛，总得写……写点儿……
笔者很清楚他为什么反对：写这样的东西，没意思、没人看、难写，还危险……可等到反对的兄弟离开以后，笔者又越想越觉得自己有理起来。毕竟，既然是忠实地记录，总要把所有的群体都包括进去，皇宫里还不尽是女人呢，记述学校里的历史当然不能只有学生。于是打小时就有的歹脾气又犯了：一写起东西，便忘了有没有人看，是不是难写，或者有没有危险……只要自己写着看着觉得“有意思”就去干了。
说正经的，校长、教导主任、年级组长是学校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你能想象没有他们学校会变成什么样子吗？没有人在开学典礼上讲话了，于是那作为缓冲的开学第一天可能就要上全天的课了；升旗仪式缩短了，早自修的时间更绵绵无绝期了；考试时没有巡场的了，隔壁教室那个监考老师要是近视怎么办；每个星期五任课老师不会被叫到一起开思想学习会了，周末也要和平时一样坐高峰车了；没人把守在校门口检查迟没迟到校徽戴了没有是不是穿得太少，长此以往我再也装不会乖宝宝了怎么办……不寒而栗吧？而之所以把以上三种对象列在一起，自然是因为他们有不少共同点，其中一个比较明显的是：他们很少上文化课，却无时无刻不在给人上课；他们不仅给学生上课，也给老师上课，只要被上课的老师在职称上背景上年龄上不如他的话。
校长
翻开英语词典，发现大学校长是“president”，与“总统”相同，大概是为说明其主要职责是经营管理；而中学校长是“headmaster”，这个“master”在笔者眼里总不是个特别法律化的词，给人的感觉是“头”、“老大”，就和“家长”的“长”差不多。而实际上，高中的校长也的确像个家长似的，不但学生是他的孩子，他手底下的人--老师也是他的孩子，所以学校的一切运作规则都遵循着一个原则--带孩子原则。即：得告诉孩子什么你该做，什么你不允许做；至于为什么该做为什么不允许做，心情好了可以告诉你，但大部分时间不那么重要；先教会他们什么是听话什么是不听话，然后告诉他们听话就是“对”，不听话就是“错”；孩子做“对”了要表扬，还要把经常做“对”事的孩子“树立”起来让大家拿他做榜样；孩子犯了“错”必须纠正，孩子没犯“错”必须时时监督防止他犯“错”，……等等等等，可谓任重道远，偏偏孩子们换了一拨又一拨，总会时不时问一声“为什么”，总会时不时不那么听话，总会时不时地自作主张解释出自己的“对”、“错”，刚刚调教老实了一批又有新的一批出现……周而复始永无止境。因此做校长的可说是所有老师的表率，其耐心和恒心只有让我辈佩服不已。
别处的校长怎么样笔者不知道，只知道峰中的前几任校长都是带孩子事业中的佼佼者。而高三时任校长的，更是个特殊的人物。在先前本纪中所提的场地改建，建筑物外观改变等都是他任内的政绩。而且他在任期间还勇于拨乱反正，把先前学校毁了绿地破了墙开的店一一迁走，响应有关部门的“号召”，重新造上绿地。其实他最重要的政绩不是在行政方面，而是在教育方面--笔者所在的一届峰中学子在高考中出现了罕见的丰收。孩子们既然出了成绩，自然是带孩子的headmaster的功劳，虽然峰中的学生见到校长的机会并不多--像笔者这样的学生会干部有幸出现在校长身边5公尺以内也仅有过三次。
由于“近身”的机会实在太少，所以笔者对于校长身上发生的故事说不上几个。只知道校长有各种各样的当法，“身在九重天，不与百姓见”自然是一种，但衡量一个校长是否当得好似乎只有一个标准。孩子太胖太瘦身体差，不要紧；不够乖女生想傍大款男生惦记着打台湾，不要紧；谈谈恋爱不要紧；进进出出“未成年人不得入内”处也不要紧；甚至动不动拔拳头揍人拉帮结派划地盘赌赌钱偷几辆自行车拿去换钱那都不是最要命的事，警察叔叔自然理会得，说难听点儿这种事哪个学校没有市三女中还有女流氓呢。最最要命的是，由于上述种种原因或别的原因或根本没有原因，学校的升学率往下掉。那这个校长的位子要想坐稳是很难的，哪怕朝中有人足可遮挡，天天被数千家长咒的日子毕竟不好受。
于是乎校长(正职的)可以不管修教学楼出了事故可以不管食堂闹了食物中毒可以不管计算机房的更新速度可以不管教材处有人贪污，甚至可以在不开会的所有时间里坐着自备车只逛马路，但万万不可放弃抓升学率。于是在这个方面，校长的工作好坏以至别人对他的评价如何，与他任命了一个什么样的教导主任直接有关。
教导主任这是一个职务，同时也构成了一个阶层，一个令人同情的阶层。以上所提“校长”这个阶层好像很开心，什么都不用管。其实学校中会发生各种问题，校长并不是不管，他当然得什么都管，只不过他的这种“管”会转嫁到各个中层干部手里。而落到教导主任身上的一部分工作，无疑是最麻烦也最艰巨的。校长关于升学的指示只是抓抓大方向，譬如“升学率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升学率和优秀率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凡是有利于升学的措施，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能够提高成绩的原则，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到了教导主任这里，就要具体化为“训练量再大一些，课程安排再紧密一些”，“不管文科班理科班，排名靠前就是好班”。他不能像校长一样谈谈看法、做做指示了事，也不能像基层老师一样手把手地去教学生。他的处境，仿佛三夹板。
不知大家注意到没有，笔者在解释教导主任的工作时，始终没有提“教育”，而代之以“升学”。这是因为，就笔者的观点来看，就绝大多数高中教导主任的工作性质来看，已经偏离了“教育”的初衷。教育，是以育人为目的的事业，而以达到某种数据式的结果诸如“升学率”、“重点率”为目的，仅仅把人当作实现这种目的的手段的工作，恐怕不能称为“教育”。因此教导主任，实在应该成为“升学主任”来得妥当。
但这并不能怪教导主任本身，把“教育”变成“升学”的不是他，不是校长，不是学校，也不是家长。受到高压的学生很无辜，觉得有谁害了他们。其实参与“升学”这个事业的所有人都很无辜。大家都知道素质教育好，都知道高分低能不好，都知道要培养人才不该这么办；教育工作者包括决策机构也并不是变态，非要把学生整得要死要活才开心，但事实是教育改革喊了那么多年始终只能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很小的幅度中实行，使人不得不怀疑这是否仅仅是装装样子。为什么？
在打破大锅饭的年代，一个人所受教育的好坏，不，应该是学历的高低和含金量多寡直接影响到其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这是件好事，至少人们有了通过自身努力改变命运创造未来的机会。但是这种机会其实并不能和企求得到这种机会的人数成为正比，于是追求获取机会的过程成为一种恶性竞争。以至有人愤然断言：如果中国的经济没有大幅度提高，只有少数人能够得到较好工作的状况不得到改善，抹杀人性的所谓“教育”就会一直存在下去。
的确，就业机会的短缺和人口基数的庞大，对升学高压的造成负有很大责任。但如果就此认为，这就是原因的全部，在经济建设达到一定程度之前，教育所做的努力始终不会有真正积极的影响，那么就大错特错了。试想其他经济并不发达的国家就业竞争并不比我们激烈，却未必出现同样恶劣的教育环境，相反，经济发达的邻国日本，其应试教育比之我国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不能不说和一个地域性的文化传统和社会观念有关。
中国用考试的手法提拔人才的历史可以一直上述到隋朝，可说在世界范围内领先。此间除了唐朝以诗歌取进士的时代比较注重对应考者人格魅力和个人才华的尊重以外，其他时期莫不是如同现在的考试一样，仅注重一种基础能力和思维模式的训练。教育和思想息息相关，当教育仅仅是为了应试而存在的时候，社会价值取向也无疑会一边倒地指向“应试能力”而非“素质”，这种传统由来已久。同样，另一个传统，“不把人当人”的传统也是由来已久，中国人大多习惯以整体而非个体自视，缺乏给予个体的才能以足够的尊重，在这种情况下，要求整齐划一的简单粗暴的选拔人才的方式也就不足为怪了。
诚然，我们无法凭空创造出那许多就业机会，对所有恶性竞争的学子和翘首以盼的家长说：悠着点，不用挤得头破血流，你/你的孩子会得到良好的工作。但是，我们至少，可以创造一种尊重人性，尊重人格，尊重人的社会氛围，如果我们可以做到这一点，那也许有一天，我们将会看到“教育改革”这棵树真正结出果实。
遗憾的是，我们的教导主任们没有看到这一点，正如大部分“教育改革”的具体执行者一样，从一开始，就缺乏信心。他们缺乏对自己工作的信心，缺乏进行“教育”的信心而只敢“抓升学”，他们具有教导主任的头衔，却没有足够勇气使它名实相符。
但这不能怪他们，真的。当他们为高三的学生订立一个个阶段性的突击指标时，当他们仅仅根据几个写在成绩单上的数据干涉高二学生的志向选择时，当他们以摸底考为准绳把刚进学校的高一学生分成三六九等时，他们的所作所为，其实只是我们所有人的无所作为的象征。
在电视采访机前侃侃大谈素质教育却把自己的儿女送去补课的老师；在心里无数次地痛骂考试抹杀了自己的青春却又自觉自愿地投身到抢分战役而无怨无悔的学生；曾对着儿女出生时的小脸发誓将让他/她的一生幸福快乐却又残忍而理智地为他/她走向考试机器的每一步加油喝彩的家长，你们谁有资格批评教导主任呢？
“教导主任”不是人，不是职务，是一个阶层，一个令人同情的阶层，一个为我们教育改革的实质作出最好诠释的阶层，一个为我们每个人的嘴脸准备好遮羞布和镜子的阶层。
上帝保佑丧失了理想却仍在奋勇工作着的教导主任们。
年级组长这个工作和上面提到的两种不同，尽管大家都要围着提高分数的总目标转，但各自分工有别。
也许有人认为，年级组长更多的时候是处理有关学生的琐事，诸如家长会、文娱活动、违规违纪、非法团体等等，其实事实并非如此。
这是一个协调的工作。有人的地方就会有纷争，同一个年级中，各个班主任，各个任课老师，都会产生各种各样的矛盾。如果一个班级教育成果的好坏不是可以那么明确地由分数体现出来，那么也许这些矛盾不会如此表面化。如同学生之间的竞争一样，老师之间也会开展竞争。如果学生之间的竞争是恶性的，那么老师之间的竞争也同样会成为恶性的。一次考试的年级排名，同时决定了学生和老师两者在年级中的地位。如果你班里的学生是年级排名第一，如果你教的学生是这课单项成绩的状元，那无疑是很风光的事。反之，如果你班里出现了一大批倒数10%的分子，或者你所教的班这一课平均分在年级里排行老幺，那你的日子就别想好过。众所周知，学校做的所有分数统计中，有一大半是针对班主任和任课老师而非学生，从这种意义上来说，班主任和任课老师很像在人的鞭策下不停生产的奶牛。
年级组长的协调工作就是使这些奶牛相安无事，不至于因为草料的好坏和奶产量指标的高低而互相嫉妒争吵。但事实是这种情况几乎是不可避免的，首先是草料必然有好坏，学生的智力，不，应该说考试能力总是参差不齐，往往学校还会人为地造成各班的不平均，这样势必会造成分到“坏草料”的奶牛对得到“好草料”的奶牛产生嫉妒和不服：如果我有基础那么好的学生，干得一定比他/她强！同时，奶产量指标也是各不相同的，“基础”比较好的班级势必得到学校更大的关注和期望，一旦你的成果没有达到期望值，它可不管实际上你已经比同事们高出了多少个百分点，这又会使得到特殊照顾的“奶牛”抱怨主人对自己的要求太过苛刻：你们真以为这帮学生有多能耐，还不是我拼死拼活地撑着？所以这协调员不是好当的，往往因为年级组长本身也是一头奶牛，只要自己不被卷入各种纷争中去就算不错了。
笔者有时想，如果学生的好坏，如果一个老师教育水平的高低，不是仅仅由那些写在纸上输入电脑的数字来表示，那么也许老师们都可以和平共处地实践自己的教育理想，而不必理会旁人怎么看；那么年级组长这个职务，也就有一大半显得多余的了。
史者曰：在给这些人列传的时候，可能有些话说得过激，还请原谅。其实我也不想这样，因为我知道，在一个既成事实面前，我们都是可怜人。但对这些可怜人我还是不能仅仅体现出同情的一面，因为，可怜人可怜可怜人，注定只能让大家永远可怜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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