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蔚冈

　　当绝大多数观察家认为公务员热是因为市场机会缺乏，或者说公务员热会导致中国创新能力减弱时，其实他们都忽视了这个现象的另一面：那就是公务员热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市场的火热和民间活跃的创造力。一个最为基本的判断是：如果没有民间散发的充沛活力，公务员怎么可能火热？如果没有市场创造的巨额财富，怎么可能维持如此庞大的政府规模？时光返回到20年前，那时公务员群体—那时候还叫干部—并不受人待见，由于市场创造的财富不多，公务员可供分配的资源也不多，所以机关里的能人大都下海经商挣钱去了，在那个年代，国家干部在某种程度上就是经济无能的代名词。刘震云的《单位》和《一地鸡毛》这两部小说，就是对那个时代国家部委中下层公务员生活的深刻写照。

　　公务员的寒酸程度，甚至可以从刑法中受贿罪的涉案金额认定标准中得到反映。按198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的《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受贿罪立案标准规定为2000元，这一数字在1997年重修《刑法》时提升至5000元。1990年，铁道部原副部长罗云光因“以车谋私”贪污受贿而落马，而其所涉金额仅为人民币4819元。虽然在那个年代也有“官倒”之类的腐败现象，但是对于多数的普通公务员来说，他们和“官倒”等腐败无关，他们也和这个国家的绝大多数人一样：都只是解决了基本的温饱问题，正在努力为小康而奋斗。只不过对于公务员来说，他们的小康只有在市场给政府提供了巨额的财政能力之后才可以实现。当市场本身都没有创造足够多的财富时，公务员这个群体自然也就无法走红。

　　这个现象在90年代末得到了改变。随着经济的发展，政府的“财政汲取能力”也随之提高，尤其是1994年的分税制以后，政府财政能力得到了明显的改善。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提供的数据，在1995年以前，财政收入的增速都低于GDP的增速，而从1995年以后，财政收入的增速远高于GDP的增速，在不少年份甚至是GDP的4倍。1999年，GDP的增速为4.75%，而财政收入的增速则到达令人瞠目结舌的15.88%。

　　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高于GDP的增长速度，意味着政府成为经济飞速发展的最大的受益者。在一个公开透明的财政体系下，政府获得的税入要经过纳税人的同意而流向各个领域。但是由于当下中国不存在严格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制约下的公共财政体系，公务员群体自然而然地成为了财政收入增加的最为直接的受益者。当GDP还在增长时，财政收入比GDP更快的增速也许还会被市场所消化：这意味着市场发挥的潜力还可以抵消政策财政收入增加的速度，它只是挣得比政府少而已，却不会是负的。但是一旦经济呈下降趋势，而财政收入还在增加时，这意味着公务员的好日子也到了头：没有市场创造的财富，政府怎么可能供养起这么多的公务员？当大家都在忙着分配财富而不去创造财富时，这个社会也就很难有希望。不过至少从目前看来，中国的经济尚在乐观之中，这意味着公务员热还将持续一段时间。

　　当然仅仅将公务员热归结为中国市场经济的成功，这也是有问题的。一个最为简单的反问是，为什么中国的公务员考试热度更高，而不是那些经济上比我们更加成功的欧美等国？这就涉及到了中国现实的政治土壤。

　　为什么大家都热衷于公务员考试？很多学者都给出了很合理的解释，首先，公务员的高度稳定性。据国家人事部门统计，我国公务员的被辞退率约为0.05%，而市场中的企业的辞退率则是远高于此，在经济不景气的今天，大家都在为一个饭碗而努力，何况这个饭碗的成色还不错？其次，隐形的福利。如果仅就工资来说，公务员的待遇并不优厚。但是评判一个职业的福利待遇并不能只从工资的多寡来衡量，而是要综合其他方面的各种要素进行权衡。企业员工退休之后只能够从社会统筹中获得原来工资的1/3作为退休金，而公务员却能够领取和在职时一样多的退休金；当社会各个阶层都在感叹CPI的上涨而为柴米油盐发愁时，媒体上却传出了机关食堂里一元也能吃饱的新闻。这时候市场中的人士才体会到了公务员隐形福利的优势。

　　从上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企业成为独立的市场主体。在企业成为市场独立主体的过程中，企业员工原本所享有的旧有的与计划经济相联系的各种社会福利竞相剥去，但是本该享有的新的福利制度却未完全建立。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政府机构却并未进行相应的改革，公务员的福利体系并未比过去发生多大变化，相反，这个群体却享受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各种红利。学而优则仕的历史文化传统一旦与现实的土壤相结合，则公务员终于从一个一般的职业变成为万众瞩目的职业。

　　作者系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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