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归属面面观:公务员最有归属感

2012年11月15日15:22  廉政瞭望    

  寻找职业归属感

  现代社会的人越来越容易被这个故事打动。

  考古学家去非洲找寻印加帝国文明的遗迹,雇用土著人作向导。第四天,土著人拒绝行动,因为这里自古流传着一个习俗,每走三天要休息一天,以便让灵魂追赶上疲惫的身体。

  社会的发展步伐越来越快,个体成员的疲态已经快掩饰不来。

  根据雷格斯最新调查,过去一年,中国大陆上班族所承受的压力在所有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一。

  个体与组织相互依存。

  成员的灵魂是否能跟上组织的目标?作为成员的个体,是否能从组织汲取到生存的能量与乐趣?

  归属与被归属,是双方共同的渴望。

  纺织女工的苦与累,不需多说。从哭着闹着要离开,到一点点感受关爱,再到将团队营造出“家”的感觉,钟利萍用了20多年。可这几年她发现,留住人越来越难了……

  十八大女代表、纺织工钟利萍的归宿感

  文_本刊记者   李天锐

  钟利萍哭了。

  这是1991年夏天,内江市棉纺厂细纱分厂丙班刚刚进行完操作考试。在这次实习生毕业“大考”中,19岁的钟利萍挨了“当头一棒”——平日里理论功底不错,自信满满的她,单项接头操作时间3分17秒,远远超出50秒的及格线,在同组24人中排名倒数第一。

  厂里的师傅开始选徒弟。一个,两个……同学陆陆续续被挑走,几分钟后,只剩她还站在原地。这时有人朝她走来,钟利萍心头一热,忙低下头。谁知来人绕过她,径直向旁边走去。

  那一刻,她发疯似的想要离开,越快越好。

  破碎的“医生梦”

  进入棉纺厂的头几年,钟利萍没有多少归属感。她更想成为一名医生。

  她出生在医生世家,外公和母亲都在威远县医院工作。钟利萍记得,小时候跟着外公回乡下老家,堂屋里等满了慕名而来的病人。每次外公诊断完,病人都是拱手、作揖,连连称谢,不少痊愈的病人甚至走十里山路来家表示心意。一旁帮忙的小利萍,也颇有“成就感”。

  据说,年幼的钟利萍,已展现出当医生的潜质。打预防针时,比她大的小孩怕针,外公爱喊:“利萍,你来!”她打完了,别的小孩也排好了队。玩耍时,医院里的小伙伴见到危重病人就吓得跑开,她却上前,问医生要不要帮忙。那时,外公和她都已认定,白色的大褂,幽静的环境,是她将来的归宿。

  然而,初二那年父亲遭遇的一场车祸,终结了钟利萍的医生梦。

  “父亲伤得很重,肋骨断了好几根。”高额的治疗费让家庭变得拮据。

  1988年9月,已考入威远中学,就读不到一星期的钟利萍,收到了内江棉纺厂技工校的录取通知书。拿到它,就意味着不用再给家里增加负担,还预订了“纺织工”的工作。

  “技工校是暑假里医院几个伙伴凑热闹去考的。我还是想考大学、当医生,是医生救了我爸爸啊!”钟利萍不甘心,哭着申辩。但这时,在钟家姐弟二人中,家里只能负担一人的学费,父母更看好弟弟。

  很快,家人将还在“闹情绪”的钟利萍从威远送到内江。病重的父亲出马,让她感受到关心的同时,亦读出了“押送”的味道。

  三年的技工校生活漫长而无聊。没有学业和竞争的压力,考试60分过关。但钟利萍觉得没学到东西。有时做梦,还会在医院里。

  技工校的最后一课——厂房实习,成了她“爆发”的导火线。

  一进车间,震耳欲聋的声响,四处乱飞的棉绒,刺鼻的异味,让钟利萍感到窒息。再加上每天要来回在车间走几十里路,她腰酸腿痛。

  “之前我连厂房的概念都没有。想象中还跟医院一样安静,有树有草。”钟利萍说。

  这时,一个消息传来,昔日里成绩不如她的两名好友分别考上了同济医大和华西医大。祝贺完好友,她再也坐不住,回家向父母哭诉:“我也要回来考大学,当医生。”

  “怎么可能呢?”已罹患癌症的父亲告诉她,家里确实没办法。“你好好努力,将来争取分一个好车间嘛。”

  然而,毕业操作考试3分17秒的结果摆在面前。站在车间里,她在想,棉纺厂应该不是我的归宿吧。

  因为爱情

  最终,厂里的威远老乡秦云英收下了钟利萍。从此,这个对棉纺厂不感冒的女孩,心态一点点发生着变化。

  “这都是眼见就能学会的活,我对你有信心。当然,首先你要安下心来。”秦云英似乎猜到了钟利萍的心思,开始讲她过去的经历:“我也是很小就被送出来,也曾经在棉纺厂坚持不下去……”听了很久,钟利萍心想:事已至此,不如跟着师傅试一试吧。

  当时,每天除了睡觉,钟利萍都和师傅在一起。她记得师傅的很多事:一次,同小组工友遭到家庭暴力,师傅把工友接到家里来住,为她讨了公道;一次,厂里搞“操作比武大[微博]赛”,身体微胖的师傅比完后,又蹦又跳地为队友加油。这些细节,让钟利萍开始认同这个小集体。

  也是在这次大赛上,师傅轻盈而优美的动作让钟利萍受到震撼。“我们都是要强的人,我跟师傅说,将来我也要参加。”在师傅监督下,她开始苦练技能。“每天练十多个小时,做得不好时,师傅要打手。”

  在此期间,钟利萍与同车间的检修工人杨晓兵恋爱了。“我到他家去,他的父母很喜欢我,外婆还拿出放了很久舍不得吃的糖来招待。”钟利萍坦言,淳朴的一家人,给她一种久违了的、被宠的感觉。由于杨晓兵的父母和姐姐都是厂里职工,钟利萍与棉纺厂的“距离感”又拉近了几分。

  然而,两个年轻人的爱情并非一帆风顺。“我妈妈听说后,当天就请假从威远过来,坚决不同意,守着我大哭。”钟利萍说,母亲的理由是,杨晓兵比她大8岁,而且只是个工人。“如果你嫁给他,你一辈子都要在棉纺厂了。”最后,母亲使出“杀手锏”,“你回来吧,我可以托人把你调到医院。”

  “如果在平时,听她那么一说,巴不得回去呢。可那时根本就不顾了,还一直坚持。是不是他们说的,爱情的力量?”

  母女对峙以女儿完胜结束。1994年,钟利萍与杨晓兵结婚,双方亲人均到场祝福。

  1995年,苦练纺织技术4年的钟利萍,通过了小组和轮班层层选拔,获得了参加分厂操作大赛的资格,被确定为培养对象。2001年,她又参加了四川省纺织行业细纱操作竞赛,获得第二名。

  “那次,内(江)棉,自(贡)棉,川棉……每个厂着装统一,我觉得真漂亮,尤其是女工,有一种潇洒的美。也许这就是这个行业的魅力吧。”打那以后,钟利萍再也没动过当医生的念头。

  “三级跳”

  “分厂决定让你当丙班的副轮班长。”2004年的一天,当钟利萍从分厂厂长李世清那里得知这一消息时,“直接愣在那里了”。

  按常理,从一个普通工人成长为轮班长,需要经历小组长、操作员等岗位的历练。她却一眨眼完成了“三级跳”。

  钟利萍推辞了好几次,她怕跟工人处不好。后来她跟厂长说:“我师傅才是操作员,我只做小组长就够了。”厂长没正面回答,只说:“我给你3个月试用期,3个月后你还是不想干,就还你‘自由’。”

  刚上任时,钟利萍做得很艰难,还哭过很多次。“我都不知道咋个安排工作。”她常常梦到工人不听自己的。渐渐地,她摸索出了一套方法:“工人很淳朴的,要和他们多沟通。有时宁愿自己多吃亏。”

  “提拔她,我是担了风险的。”李世清坦言,当时不少人颇有微词。但他说:“我宁愿冒一次险。”

  李世清早就发现,一张不清洁的机台,只要派钟利萍去,就会变得清清爽爽。车间女工多,难免有闲言碎语,但大家对钟利萍评价不错。这两点,坚定了他用钟利萍的决心。

  一段时间后,分厂领导觉得,钟利萍的内向性格,对做好管理是个障碍。轮班例会和定期报告工作制度登场。开始是李世清点名让她发言;后来,她“操练出来了”。与此同时,分厂的讲故事比赛、看书谈心得、黑板报评比等活动,也给了钟利萍和同事们提高的机会。

  “留人术”

  感受到关爱的钟利萍觉得:“我要让同事们在枯燥的工作中,找到家的感觉。”

  2008年,考验来临——内江市棉纺厂宣告破产,原厂改制为坤鑫纺织有限责任公司。

  “真是人心惶惶,大家都拼命找出路。”一名女工记得,当时厂外墙上贴满了其他公司的招聘广告,它们开的工资最多的有两三千,远高于棉纺厂的600元。

  稳定下来后,工人们发现,钟利萍带的乙班,人留得最齐,精神面貌最好。

  一天,钟利萍接到一个电话。对方张口就说:“利萍,我要回来。”

  “你怎么搞的,孩子谁照顾啊?”

  “先不说这个,我就要回来。”

  “你回来,每天上班要转两次车呢!”

  “我乐意!”

  打来电话的,是钟利萍班原来的一个同事。不久前孩子上初中,家也安在孩子学校附近。两个多月前,她婉拒钟利萍的挽留,去了家附近的电子厂。

  “这个厂上班都是各管各,我现在人都不认识几个;管事的一天都见不到笑脸,也从不帮着点。我辞职报告都打了,回来钱少点都愿意。”最后,这名女工如愿回归。

  乙班工人理解,同事“归去来”,是因为在班里干,“心里舒坦”。他们特别提到了钟利萍的作用——

  一次,明知工人不够,钟利萍还是准了一名男工告假。理由是:“他从没给我请过假,我信他一定有事。”那天,钟利萍和乙班操作员林霞,替下了他的体力活。

  一次,林霞听说一名同事的老公得了股骨头坏死,家里很少买肉吃。一问才得知,钟利萍早已定期买东西去看望。

  钟利萍知道,要把车间变成“家”,工人们不能少了交流、互动。一次放国庆假,她把大家组织起来聚餐。谈笑中,班里两名原本有些嫌隙的工人把酒言欢。逢大假聚餐、唱KTV,遂成乙班的保留曲目。

  但感情不是万能的。随着时间的推移,留人似乎越来越难了。

  乙班有个 80后女工,技术出色,是厂里重点培养对象,但特别爱请病假。一次她请“病假”后,知道有诈的钟利萍提着水果出现在她家门口。她颇为感动,承诺以后安心工作,并坚持了一段时间。遗憾的是,因工资太低,不久前她还是辞职了。

  另一件事是,2009年一次人员精简时,在棉纺厂干了20多年、业绩出色的丈夫,主动选择了离开。

  为了“名”?

  钟利萍得到过很多荣誉,如省劳动模范、省党代会代表。记者发稿时,她正以中共十八大代表的身份,第一次到北京,走进人民大会堂。

  与之形成对照的是,钟利萍一家人还租住在20多平米的小房子里。她曾多次拒绝过高薪聘请。

  中学时的好友开她玩笑:“傻得很,不走为了啥嘛,还不是为了‘名’。”她说:“我是对棉纺厂有感情。我在厂里的时间,比我跟父母呆的都长。一旦它不存在了,我不知道怎样面对。”

  2002年参加了省上的大赛后,她对归属感的认识上升了,“觉得不仅仅是对一个单位,也应该是对这个行业”。

  最近,她又有新的感悟。那天她坐出租车,说“到棉纺厂”。司机说,你是棉纺厂的吧?我在电视上看过你,想不到我们小地方还出这种人才。

  多年来羞于说出自己是纺纱工的钟利萍,忽然一震。她感觉到一种力量,它超越了对单位、职业的简单认同,将事业与人生紧密相连。

  社会上的职业种类繁多,作为从业者,人们的归属感也不尽相同。有的人享受着职业带来的各种好处,愿意死心塌地为之奉献一生;有的人不甘体制的束缚,又不敢贸然出走,终究依附于旧体制;有的人游离于基本保障之外,毫无职业归属感可言。而这些不仅与个体差异有关,也与职业类型有关,本刊梳理了四类职业归属之最。

  A最有归属感:公务员[微博]

  标签一:铁饭碗   有保障

  2000年,山东省东营市垦利县县长门新国主动辞职下海,因为当地民营企业黄河集团给他开出了20万元的年薪。之后,东营市一批官员纷纷下海,媒体将其称为“门新国现象”。一年后,门新国检查出结肠癌,手术后,医生劝告他不能太过劳累,于是他离开了黄河集团常务副总的位置,回到山东省东营市经贸委当调研员,享受正县级待遇。

  门新国说以后不可能下海了,这份“铁饭碗”的工作更适合他。当年与门新国一起下海的耿佃发,也在下海不久就重新回到了东营市经贸委。历经商海暗战之后,他们终究还是回归了公务员这个稳定的避风港。

  公务员基本被公认为最稳定、福利制度最完善、灰色收入最多、最“滋润”的工作。包括过节费、带薪年假、组织旅游等在内的各种隐性福利对当前就业形势下的年轻人极具诱惑力。

  当然,同样是公务员身份,福利待遇在大机关和身处基层的差别是显而易见的,越向下,福利越稀薄,到乡镇基本上就乏善可陈了。而不同部门之间,公务员的福利待遇也会存在一定的差距。

  标签二:奔仕途   有期待

  2009年,29岁的周森锋当选为湖北省宜城市市长,成为“史上最年轻市长”。去年4月初,湖北省委组织部公示通知,周森锋“拟交流提拔任职”,周森锋由“市管干部”跃升为“省管干部”。当年7月,周森锋赴任湖北省神农架林区党委副书记、林区区长。由副处级到正处级再到副厅级,周森锋只用了7年。

  虽然周森锋仕途上的成功难以复制,但职务晋升上的希翼始终伴随着公务员。现在每年都有数百万的国考大军希望一朝上榜变成“公家人”。除了一份安稳的饭碗、成为“公家人”的优越感外,不知道还有多少人暗揣了当官掌权的梦想。

  在现有体制下,官员聚集了对社会诸多资源进行分配和管理的权力,并进一步掌握了主导社会思想文化、价值观念的话语权。职位越高,调动社会资源的能力就越强,社会地位也随之提高,此外,官员还拥有种种可以想象的优越,这些都鼓动着人们的仕途梦。

  30年改革开放的历程中,铁饭碗正在被一个个砸掉,唯有公务员的工作不仅是“铁”饭碗,更有向“银”饭碗、“金”饭碗转变的趋势。公务员的稳定和隐性福利已成为“稳定军心”的重要筹码,而社会地位高、发展空间广、收获成就感等已成为公务员的新标签,让公务员成为最有职业归属感的一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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