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然在空荡荡的自习室复习，距离国考仅有几天了，他抓紧一切时间最后一搏。 摄影 中国周刊记者 樊竟成

　　对王然来说，来这所研究生院最大的价值，就是为自己“考碗”找了个自习室。

　　“考碗族”是指到处参加公务员[微博]考试，不考到一个“饭碗”不罢休的人。

　　还没到考试周，图书馆里已经人满为患。书海里占大头的，是公务员行测和申论考试资料。11月24日的国考将至，大家都在做最后的冲刺。

　　研一刚开学两个多月，他也逃课了两个多月，成天泡在这儿复习国考。班上的同学，几乎都不知道还有他这么一个人。

　　花高昂的学费却不来上课，多少有点资源浪费。但他不这样认为—等到研究生毕业，自己一样还得考公务员，多耗三年时间金钱，才是真正的烧包。

　　他已经考过五次，如果这次成功了，王然决定立马退学。

　　“也算小资生活”

　　一副薄边眼镜配上眉清目秀的模样，王然文质彬彬的。

　　采访当天，他早早迎在校门前。进教学楼的时候，他放缓脚步站下，微微欠身，伸出左手做了个“请”的动作，让记者先进门。 到了休息室的桌子前，他快步拉出椅子，以同样的姿势招呼：“您先坐。”

　　选择走公务员这条路，他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本科期间，他一直担任班上的团支书。大三大四两年，因为党支书忙着外出实习，班里的党支部活动、思想汇报，都由他来牵头组织。

　　大家都在找工作，参与热情不高。他得费劲巴拉挨个电话通知。日子久了，一有啥党务工作，辅导员索性直接找他干。

　　他摊了摊手：“这种费力不讨好的活儿，我不干谁来干？”不过，从语气和表情透露，他挺怀念那段日子。

　　“脑袋不小，你小子以后是块当官的材料。”小时候，家里人经常摸着他的头这么说。因为是长男，长辈们很重视王然的家教。

　　王然的老家是一个距离成都市几十里外的偏僻县城。10岁时，王然的父母就去了浙江做小生意，只有过年才回来。老家的墙上，贴满了他从小到大拿过的奖状。每次有客人拜访，参观这面奖状墙时都会赞不绝口：“以后肯定有出息！”

　　懵懂时期，他觉得家里“最有出息”的是他二大爷。

　　那时候，二大爷从当地教育系统调入镇政府，几年后成了镇长，后来又升入市里任职。他记得，这位胖胖的长辈有点谢顶，头发抹得油光锃亮，整天一身西服皮鞋，说话口气和蔼，慢条斯理。他平日里很忙，经常有陪酒应酬，一见王然，就50块、100块地递零花钱给他。而带他下馆子，吃完饭结账，向来都要开发票。这时候，老板会推脱递过来的饭钱：“不用不用，先记账本上吧。”

　　“给人感觉很儒雅，活得很潇洒。”王然评价道。他对公务员最初的理解，就是“当官的”。

　　从初中到高中，王然的成绩一直排名年级前列，大学本科读的是新闻系，主要理由是因为填报志愿时，发现这是学校里分数很高的几个专业之一。

　　虽然学的是新闻，但他认为自己性格和条件，挺适合做公务员：“工作稳定，可以回家离父母近一些，而且老家还有点关系。

　　此外，如果想往上走，努力干出点成绩结识些人脉，还是有机会的；如果不习惯官场的争斗，到时候可以选择独善其身，一辈子做个小公务员，在我们那儿也算是小资生活。”

　　“典型的万人坑”

　　其实，考公务员是也被现实逼出来的。

　　此前只知道刻苦学习的王然，在大学宽松的环境里，渐渐“迷失堕落”了。“四年的时间，大部分花在了电脑游戏上。”

　　大二那年暑假，他有过唯一一次正经八百的实习经历，去电视台帮忙做节目策划。几个月下来，自觉没啥收获，就主动离开了。渐渐地，他发现自己对新闻这行当并不是特别感兴趣，“没有追问精神”，“不太适合干新闻这行”。

　　大四那年，因为经济形势不景气，就业形势严峻。和很多为找工作发愁的同学一样，他也做了两手准备，一边考研[微博]，一边复习公务员资料。

　　精力不够用，这是他第一次国考失败的主要教训。

　　2012年11月份，他第一次参加国家公务员考试，报考单位是成都市金牛区税务局。他并没有选择老家县城里的岗位。“当时心气儿很高，要么留北京，要么去成都市里当公务员。”他解释，“唉，太理想主义了。”

　　这个岗位录取率是300:1，全国各地都有分考点。去中国政法大学[微博]考试那天，他带着高考[微博]时候的手表，现场也跟高考似曾相识，人挤人，入考场前都还一个个抱着资料看。

　　成绩出来，惨不忍睹，他已经预料到了：“就当练手长经验吧。”

　　2013初，他结束了研究生考试，自我感觉不错。成绩还没出来，王然打算再去试试北京市公务员考试。他报考的目标是海淀区地税局。录取率是120：1，理论上比成都金牛区税务局算是容易些，可竞争仍然残酷。

　　“海关、地税和国税，这些单位是典型的万人坑，因为报考的人太多了。”他说。但他还是毫不犹豫地“跳进了坑里”。那个“税”字，给他第一印象就是“很有钱”，万一运气好呢？

　　有了第一次的经验，他这次花了不少时间，复习得很细致。

　　他个人感觉，北京的试卷内容比国考相对简单些，但题量非常大。拿到卷子他便飞快地写，遇到不会的就跳过去，就这样还险些没做完。考试结束的铃声响起，考场里一个女孩还在玩命地涂答题卡。考试期间，王然扫过她一眼，当时女孩可能被某道题难住了，迟迟没往下写。

　　收卷子的时候，监考老师跳了过去，去收她后面的。十几秒后再回来，就开始强行收答题卡了。“老师，让我再涂一会儿吧！”她拽着没松手，眼泪一下流出来，但有大半没涂完的答题卡还是被夺走了。女孩只能呆呆地坐着抽泣。

　　也许她准备了很长时间，也许这次机会对她非常重要，王然心里也替她叹了口气。

　　“被一两道题拖延住犯了大忌。首先要保证把能拿到的分都拿到，拉分的题，你不会，大家可能都不会。”按照他的理解，这份试卷实际也在考察全局观和应变速度。没有这两种能力，就很难应对公务员实际工作中遇到的问题。

　　第一场教室里还坐满了考生。到了下午申论考试的时候，就出现了三分之一的空座。他分析，很多人因为上午没考好，就主动放弃了。

　　他自己也没那么幸运。最后王然拿了138分，而地税局的入围成绩线是150多分。

　　不久，他的考研成绩也出来了，距目标人民大学法学院差了2分。

　　十分钟后，他便从悲伤中缓过劲儿来。虽然没进海淀地税局的面试，但他可以选择调剂面试其他几个岗位：西城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监察局(西城城管)，昌平区工商管理局，以及几个街道办事处。

　　这是毕业前，能抓住的最后机会了。

　　有劲儿没处使

　　王然现在还悔恨不已，自己竟然早上睡过头，错过了工商局的面试。

　　剩下的机会，就是当城管或去街道办事处。最初，他没有考虑过这些岗位。母亲做过小贩，多次被城管态度恶劣地抄过摊儿，他一直对这个职业很抵触。他的一位学长就在某街道办事处工作，虽然各种福利挺好，但每月2000多元的收入，在北京仅能够糊口。

　　后来，另一位在北京某区当城管的师兄告诉他，北京的城管和外省市不同，是公务员待遇，月薪近5000元。“一个iPhone5啊！”听罢，王然心动了。

　　面试那天，一共有40多个人，录取名额是20个。他穿着西服，心情忐忑，一看见里面坐着的7个考官，更没底儿了。“别紧张，放松。”一个中年大姐笑容和蔼，显然是唱红脸的。他没法不紧张，边上一个皮肤黝黑，身材魁梧的大哥，一言不发，从始至终目光凶狠地盯着自己。王然特别重视这次机会，本来就紧张。一看这阵势，吓得说话都结巴了。

　　因发挥失常，他没能当上这个城管。后来他琢磨，可能是因为这一行太特殊了，需要极强的心理素质，所以才会安排一个凶神恶煞的人唱黑脸，以测试高压下的反应能力。

　　面试经验不足，这是个惨痛的教训。后来，他从各大公务员网站论坛上，学习了一套一套的面试技巧，还特地买了书恶补。

　　“实际上，面试问题都是有规律的。”他拉开了话匣子，“回答也是有模板的。”

　　比如，有个面试的问题是：一向口无遮拦的同事小张，向领导举报你在办公时间打手机，而你实际上是在接一个紧急公事的电话。向领导解释了真实情况后，你将如何对待这位说你坏话的小张？

　　“回答前，一定不能忘了礼仪，得一本正经地先说‘各位领导、老师大家好’，做自我介绍。”他清了清嗓子，像模像样地模仿起来，“还得装出一副深思熟虑的样子，然后抬起头—首先，我认为出现这种情况是很正常的，一定要以大局为重，我会私下里和小张聊一聊，说明情况……最后，我会坦诚地告诉他，这不会影响我们今后的关系，希望能互相帮助，把工作做好。”

　　与媒体打交道也是个重要类型。发生重大事故，面对前来的记者你该怎么做？

　　“发生这类事件，首先绝不能隐瞒信息，我会主动提供一些了解到的情况，并希望记者朋友将政府部门的处理进展如实地传达给公众……”

　　他张嘴就来，语调不快不慢，没有一个地方出现磕巴。

　　可当大家都按这个模板回答问题，怎么分出个高下？

　　他微微一笑，“拿分的诀窍，是套话后面的具体处理措施。你说得细节越清晰、可行性越强，得分就越高。”

　　遗憾的是，那次是王然唯一一次进面试环节。之后的几次他都没通过笔试，有劲儿也没处使。

　　奔波在火车上

　　他四处寻找公务员招录机会，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往返的火车上。

　　今年4月份，他参加了天津市公务员考试，报考某税务部门。他多次报考税务局的公务员，除了觉得待遇福利较高外，还因为这个岗位对新闻专业本科生不设限制，其他合适的对口岗位太少了。

　　路途不算辛苦，坐58块钱的动车到了天津，却发现考点没地方住。一共有200多人报考，附近的酒店、小旅馆早就预订满了。“没报好，又一个热门岗位。”

　　他好容易找了一个据考点20分钟路程远的小旅店，仅剩一个小暗间了。上午考完，怕来回耽误时间，他选择留在考点外。

　　有人坐在台阶上看资料，有人靠墙而坐，抱着膝盖打盹。一些家长[微博][微博]也陪孩子过来，有车的就在车里休息，剩下的和孩子一样，席地而坐。王然挑了块大石头坐着看书，因为太累，看了一小会儿就睡着了。

　　成绩不太理想，王然并没有气馁。

　　此外，他做了一个艰难的选择。他的考研成绩可以被调剂到一所研究生院的法学硕士专业，但没有奖学金，一年学费一万六。父母还是决定供他读书，这样一来，家里经济状况有点吃紧。

　　这促使他加快了“考碗”的步伐。

　　研究生开学后，他只上了一个星期的课，就开始躲进图书馆，潜心复习公务员考试。

　　频频失败的报考经历使他认清了现实：与其在大城市拼得头破血流，不如回到父母身边，安全感更高些。

　　第四次，他报了四川崇州市委、市人民政府公务接待的岗位，单位离老家两个多小时车程。按他的理解，所谓的“接待”应该是个与党和政府领导接触机会较多的工作。

　　今年10月份，他没跟老师打招呼，就偷偷坐上了从北京开往成都的硬卧火车。路上的28个小时他也没闲着，一直看复习。他从网上下载了近10G在线培训视频，还买了不少公务员名师的光盘，已经反反复复看了好几遍。

　　下了火车，他马不停蹄坐车往家赶，到家已经天黑了，简单吃过饭便抓紧休息。第二天上午坐了3个多小时长途车，中午到达崇州。没想到，这个事业编岗位的竞争也达到了300:1。附近的小宾馆全部客满，一下午都没找到落脚的地方。最后，他只能住在一个离考点不算近，而且价格不菲的大酒店里。

　　考试题型法律方面的居多，这对读法硕的王然没啥难度。但一路的折腾，他有点乱了分寸，过分纠结于数学题，影响了答题时间。

　　第二天早上，没来得及跟家里的父亲打声招呼，他就急匆匆赶往火车站回了北京。学校有门行政法的课程，与公务员考试内容有关。这也是他唯一不会翘的课。

　　11月3日，他又坐火车来到老家，参加了四川省省考，岗位是老家的地税局。这次虽然没有再纠结于数学题，可他感觉考得一般。

　　此行还收获了一段友谊，一个没有找到地方住的山西考生，与自己分摊了200块钱的房费。夜里闲聊，对方告诉王然，自己是辞职之后来参加考试的。此前他在陕西一家国企工作，工资拿得不少，却不满总是被部门其他人“欺负”—只有他不是关系户，所有的活儿都推到他身上。他觉得公务员不用这么受气，因为有考评，“大家都得干活儿”。

　　临别时，对方告诉他：“你要是考上了一定要告诉我，没准咱们就是同事啦。”

　　回老家往返考一次试，光路上要马不停耗费三天，在车上最长要28小时，最短要3个小时。这一个来回，他根本没歇脚。

　　“人生无根蒂，飘如陌上尘。”他用陶渊明的一句诗作形容。

　　最后一搏

　　还有不到一周时间，王然又要迎来今年11月底的国考。

　　早上8点，他会慢悠悠前往图书馆，学上半天，中午午休一会儿，下午继续看书。晚九点图书馆闭馆，王然会随便挑一个自习室，学到11点再回去睡觉。晚上，他会听听汪峰的歌睡觉，最喜欢的两首是《再见，青春》和《飞得更高》。

　　学校里的一切教学活动，似乎都与自己毫无关系了。这所研究生院，不设本科部，位于北京边缘，四周一片荒凉。一个班上有100多个学生，上大课教学。如果老师点名，宿舍的一个哥们儿会主动替他喊到，如果提问也一并答了。

　　有一次他想换换脑筋，参加了班里的羽毛球比赛。很多同学都不认识他，以为是对手“从校外搬来的救兵”。

　　“这么说吧，班主任都记不得我的名字，更别提认识我了。”他说。

　　这次他报名的是邮政管理系统的岗位，工作单位在老家所在市。这很可能是自己最后一次考公务员，他把全部精力都扑上去了。刚刚把最近两年的真题做了一遍，接下来正打算把五年来的真题再做一遍，一天一套。这次他感觉希望很大。

　　为了避免笔试通过，面试被“黑”掉，他家里也做足了准备。自己的三奶奶以前在县里担任要职，人脉很广，之前二大爷能够高升，也多亏她四处走动。这也一直让爷爷耿耿于怀，一直跟她说：“你没提拔我的儿子，这次得帮帮我的孙子！”现在，父亲告诉王然，三奶奶已经放下话了，只要笔试通过，面试基本没多大问题。

　　无论是上一次省考还是接下来的国考，只要笔试成绩通过了，他就会立即把研究生退了，“还能省下不少学费”。

　　万一笔试成绩没过呢？他挺担心最坏的情况发生，所以话说得很谨慎：“可能，我就暂时放弃考公务员了。毕竟一个研究生还是比本科生有优势。自己会努力保证不挂科，拿下学位。”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王然就此放弃了“考碗”的努力：“毕业之后还会考的，有些地方，研究生学历的公务员，入职后可以直接享受主任公务员待遇—这相当于一个本科生学历的人，在工作岗位上干了三年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