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山平完了，就该做细致活了，平地整路、轧操场、挖坑种树。别处静悄悄，只听见操场上依然热火朝天，高中男生拉着碾子在操场上跑来跑去，哪个得意啊！初中男生、女生不让干，说是力气小，真气人！我们初中女生只能在操场跑道上拔草、清石头，男生去挖坑准备种树。乘高中生休息时，我们立刻冲上去，不甘示弱地拉起碾子，是真沉啊！那也要拉几下体会体会。

　　大操场平了，可以踢球了；小操场平了，可以打篮球、排球了；校内有了整齐的土路，上下学不会绊跟头了；楼周围种了丁香、毕业树，校园里有了绿阴了。

　　靠自己一周的动手劳动，北大附中变样了，我们也在建校劳动中体会到劳动光荣，更加热爱自己的学校。

　　以后五年，直到65年建校劳动都没有停。土路变成了柏油路，围墙修起来了，各种花草树木种起来了，北大附中彻底变了样！北大附中不再四面通风。五十年过去了，我们修的围墙的砖垛依稀可辨，昔日我们亲手种的小树已变成参天大树，绿树如荫，为学弟学妹们挡风遮雨。当年我们拉着碾子，在贾世起校长亲自指挥下修的校内柏油路，虽三经重修，但路基不变，看今日学子们每天徜徉于此，我们心中无比自豪！

　　当时附中还有养猪厂，每周都有半天劳动，在学校，我们清过猪圈、采过、剁过、煮过猪食；去生产队收麦子，干杂活；每学期还有半个月下乡劳动，吃住在老乡家。

　　最引以为豪的的是65年全市高一高二学生响应北京市号召，为解决北京市民的吃水问题，我们学校去怀柔茶坞挖京密水渠(以后再详述)。

　　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这是60年代的教育方针中的一句话。劳动使我们尝到劳动人民的辛苦，懂得劳动光荣；劳动使我们开阔了眼界，学会了许多课堂上学不到的本领；劳动让我们知道只有靠自己的双手，才能创造幸福，更珍惜、热爱自己的劳动成果；劳动让我们在学校就能与社会接轨，增加了社会责任感。我们这代人历经各种磨难，特别是68年的上山下乡，几年、甚至十几年在农村的磨难，我们都能咬牙挺过来，而且一直保持乐观的精神，因为我们在学校都干过。  现在我们也已进入老年，还能用自己的双手为他人造福，这与学校的劳动教育、培养有关，我真心呼吁学校应该让我们的孩子们从小培养劳动习惯，从小学会去社会参加一些力所能及的社会劳动，这会让他们受益终身！

　　独特的教学教法

　　在大学的关心下，北大附中从建校就拥有一支高素质、高水平、高品位的干部师资队伍。

　　至今还记得许多老师的课：难忘关秋岚老师的历史课，上课从不带课本，娓娓动听，令人神往，我们最怕下课，下课的铃声一响，大家不由得叹息起来；常竞超老师哲学课上的无数哲学故事，引发我们对哲学产生了多么浓厚的兴趣；章熊老师深厚的国学根底，他的气质大有北大教授林庚先生的“盛唐气象”、“少年精神”；杨贺松老师的语文课如涓涓细流，每节课带领我们乘舟遨游在文学的溪流中；黄铁军老师虽是学经济出生，但他在每节语文上都激情满怀、热情奔放，大有李白的浪漫；陈剑刚老师的数学严谨、不断探索，教法永远新颖；孙增彪老师数学推理一步一步极其严密、叫人叹服；刘石文老师的化学分子、原素符号变成了顺口溜，那么好懂、好记……

　　有三个老师的三个小细节可以折射出北大附中老师教学的特点。

　　60年附中刚建立，我们上初中时，关秋岚老师曾针对我们有些人死读书的现象，告诫我们：“你们千万不要死读书，读死书，最后只会读书死！”同学们受到极大震动，“三死”广为流传，从此大家都以死读书、读死书为耻，广泛涉猎，养成了爱读书、爱学习、热爱知识的良好习惯。

　　63年我们刚上高中，记得数学作业不再用本，改用习题纸。代数王立明老师要求严格，作业字迹要工整，不许涂改，一遍做对，否则不收！从此同学们比赛谁的作业写得更整齐、更干净、更漂亮、更准确，我们也知道了做事就要认真、精细、注重细节，一切要打好基础！

　　66年高三时，颜同照老师每节数学课精讲、多练，每次讲课只有15分钟，课上精选的例题，让我们赞叹不已！颜老师还有一个独特的要求：题能做出来不叫好，只给3分，方法最简洁才给满分。于是同学们每做一道题都要从多个角度去思考，力求找到最简便的方法。   

　　热爱知识、热爱科学，注重基础、遵循规律，勤于思考、直入主题，从不死读书，一切追求高质量，这就是北大附中老师在学习上给我们的最好东西，也是我们在恢复高考时能脱颖而出的原因之一。

　　那时期中或期末英语还实行听力考试，同学们都是挨个进考场，自由选题，老师将选中的英语故事念三遍后，就要马上口译出来。

　　63届高中生，在高一、高二时，用的课本全是老师们自编的讲义，高中老师全是北大来的讲师、助教，他们根据大学的需要和学生高中应具备的知识，来编写教材，所讲知识比一般中学要难得多，直到高三才回归到北京市教材，老师完全没有高中教学经验，但第一届高中毕业生，有60%多考上了大学。同年进校的初中的升学率达到98%，北大附中教学首战告捷。

　　即使到高三也不是把学生完全限制在教室里，总给学生充裕的自主时间。

    早在66年高考复习中，理科生在校半天上课，半天自己在校内复习，只要不出校门，在那儿复习都成，于是同学们三五成群，讨论、做题，互相讲解，互相启发；文科生则在4月，由关秋岚老师带领，全高三文科学生吃住在历史博物馆，实习一个月。半天利用博物馆资料图片进行系统复习，同时又分阶段给参观者当讲解员，一周一换，这样同学们既受到传统教育，又系统复习了功课，增长了才干。这种打破传统的高三复习课，这种大胆的尝试，也是北大附中教学独有的特色。

　　北大附中这种充满创造力的教学延续至今，不死扣课本，不搞题海战术，注重教方法、注重思维训练、注重人文素养，五十年来为国家培养了各行各业的大量优秀人才。

　　77年恢复高考，北大附中老三届的同学虽然插队、工作十年之久，但高考成绩都很优秀，哪个地区有北大附中人，高考状元就是附中的。附中人只有考上大学不去的，少有考不上的！

　　77年北京高考，延庆县录取率在北京市各区县竟然最高，后来发现高分主要集中在千家店一个考场上，考生大多是来自74、75、76届北大附中、清华附中的插队知青。74届是北京市“文革”中恢复的第一届高中，学校带领学生去北大听了有关宇宙航行的讲座，并观摩了美国阿波罗飞船1969年登月的内部电影。课后还听了北大数学系老师来做的有关优选法的讲座。这在那个中学质量普遍下降到小学水平的时代，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这年延庆花盆公社共有47名考生上了体检分数线，其中知青44名，北大附中占39名。(注：当年公社另有月坛中学等插队知青40多人。)

　　1977年北京市高考报名人数共有15.8万人，录取0.9万人，录取率不到5.7%。那么，仅在花盆公社插队的北大附中考生录取率就已超过当年的十倍。这的确是一个奇迹。诗人郭小聪尽管报考文科，且已插队四年，但在四门考试中数学考分反而最高。

　　78年首届应届生参加高考，北京市前十名中有7名北大附中考生。

　　80、90年代在全国性学科竞赛中附中有11人13次获得一等奖。1987年国际中学生数学奥林匹克竞赛中滕峻(女)获得金质奖章，高峡获得银质奖章；1988年在国际中学生化学奥林匹克竞赛中黄烯获得金质奖章；1990年国际中学生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中江晓晔获一等奖。1989～1990年全国数学冬令营比赛中，  以我校学生为主力的北京代表队获得陈省身杯。这次竞赛共有7名同学获得一等奖，其中有北大附中3名同学。

　　进入2000年，高考应试之风愈演愈烈，学生完全失去了自由，只有我校依然坚守素质教育；坚持继承北大“兼容并包，学术自由”的传统；坚持高一、高二不补课，高三不补、少补课；高考前十天完全给学生自学，教师答疑。同样取得高考的好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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