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山平完了,就该做细致活了,平地整路、轧操场、挖坑种树。别处静悄悄,只听见操场上依然热火朝天,高中男生拉着碾子在操场上跑来跑去,哪个得意啊!初中男生、女生不让干,说是力气小,真气人!我们初中女生只能在操场跑道上拔草、清石头,男生去挖坑准备种树。乘高中生休息时,我们立刻冲上去,不甘示弱地拉起碾子,是真沉啊!那也要拉几下体会体会。
大操场平了,可以踢球了;小操场平了,可以打篮球、排球了;校内有了整齐的土路,上下学不会绊跟头了;楼周围种了丁香、毕业树,校园里有了绿阴了。
靠自己一周的动手劳动,北大附中变样了,我们也在建校劳动中体会到劳动光荣,更加热爱自己的学校。
以后五年,直到65年建校劳动都没有停。土路变成了柏油路,围墙修起来了,各种花草树木种起来了,北大附中彻底变了样!北大附中不再四面通风。五十年过去了,我们修的围墙的砖垛依稀可辨,昔日我们亲手种的小树已变成参天大树,绿树如荫,为学弟学妹们挡风遮雨。当年我们拉着碾子,在贾世起校长亲自指挥下修的校内柏油路,虽三经重修,但路基不变,看今日学子们每天徜徉于此,我们心中无比自豪!
当时附中还有养猪厂,每周都有半天劳动,在学校,我们清过猪圈、采过、剁过、煮过猪食;去生产队收麦子,干杂活;每学期还有半个月下乡劳动,吃住在老乡家。
最引以为豪的的是65年全市高一高二学生响应北京市号召,为解决北京市民的吃水问题,我们学校去怀柔茶坞挖京密水渠(以后再详述)。
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这是60年代的教育方针中的一句话。劳动使我们尝到劳动人民的辛苦,懂得劳动光荣;劳动使我们开阔了眼界,学会了许多课堂上学不到的本领;劳动让我们知道只有靠自己的双手,才能创造幸福,更珍惜、热爱自己的劳动成果;劳动让我们在学校就能与社会接轨,增加了社会责任感。我们这代人历经各种磨难,特别是68年的上山下乡,几年、甚至十几年在农村的磨难,我们都能咬牙挺过来,而且一直保持乐观的精神,因为我们在学校都干过。 现在我们也已进入老年,还能用自己的双手为他人造福,这与学校的劳动教育、培养有关,我真心呼吁学校应该让我们的孩子们从小培养劳动习惯,从小学会去社会参加一些力所能及的社会劳动,这会让他们受益终身!
独特的教学教法
在大学的关心下,北大附中从建校就拥有一支高素质、高水平、高品位的干部师资队伍。
至今还记得许多老师的课:难忘关秋岚老师的历史课,上课从不带课本,娓娓动听,令人神往,我们最怕下课,下课的铃声一响,大家不由得叹息起来;常竞超老师哲学课上的无数哲学故事,引发我们对哲学产生了多么浓厚的兴趣;章熊老师深厚的国学根底,他的气质大有北大教授林庚先生的“盛唐气象”、“少年精神”;杨贺松老师的语文课如涓涓细流,每节课带领我们乘舟遨游在文学的溪流中;黄铁军老师虽是学经济出生,但他在每节语文上都激情满怀、热情奔放,大有李白的浪漫;陈剑刚老师的数学严谨、不断探索,教法永远新颖;孙增彪老师数学推理一步一步极其严密、叫人叹服;刘石文老师的化学分子、原素符号变成了顺口溜,那么好懂、好记……
有三个老师的三个小细节可以折射出北大附中老师教学的特点。
60年附中刚建立,我们上初中时,关秋岚老师曾针对我们有些人死读书的现象,告诫我们:“你们千万不要死读书,读死书,最后只会读书死!”同学们受到极大震动,“三死”广为流传,从此大家都以死读书、读死书为耻,广泛涉猎,养成了爱读书、爱学习、热爱知识的良好习惯。
63年我们刚上高中,记得数学作业不再用本,改用习题纸。代数王立明老师要求严格,作业字迹要工整,不许涂改,一遍做对,否则不收!从此同学们比赛谁的作业写得更整齐、更干净、更漂亮、更准确,我们也知道了做事就要认真、精细、注重细节,一切要打好基础!
66年高三时,颜同照老师每节数学课精讲、多练,每次讲课只有15分钟,课上精选的例题,让我们赞叹不已!颜老师还有一个独特的要求:题能做出来不叫好,只给3分,方法最简洁才给满分。于是同学们每做一道题都要从多个角度去思考,力求找到最简便的方法。
热爱知识、热爱科学,注重基础、遵循规律,勤于思考、直入主题,从不死读书,一切追求高质量,这就是北大附中老师在学习上给我们的最好东西,也是我们在恢复高考时能脱颖而出的原因之一。
那时期中或期末英语还实行听力考试,同学们都是挨个进考场,自由选题,老师将选中的英语故事念三遍后,就要马上口译出来。
63届高中生,在高一、高二时,用的课本全是老师们自编的讲义,高中老师全是北大来的讲师、助教,他们根据大学的需要和学生高中应具备的知识,来编写教材,所讲知识比一般中学要难得多,直到高三才回归到北京市教材,老师完全没有高中教学经验,但第一届高中毕业生,有60%多考上了大学。同年进校的初中的升学率达到98%,北大附中教学首战告捷。
即使到高三也不是把学生完全限制在教室里,总给学生充裕的自主时间。
早在66年高考复习中,理科生在校半天上课,半天自己在校内复习,只要不出校门,在那儿复习都成,于是同学们三五成群,讨论、做题,互相讲解,互相启发;文科生则在4月,由关秋岚老师带领,全高三文科学生吃住在历史博物馆,实习一个月。半天利用博物馆资料图片进行系统复习,同时又分阶段给参观者当讲解员,一周一换,这样同学们既受到传统教育,又系统复习了功课,增长了才干。这种打破传统的高三复习课,这种大胆的尝试,也是北大附中教学独有的特色。
北大附中这种充满创造力的教学延续至今,不死扣课本,不搞题海战术,注重教方法、注重思维训练、注重人文素养,五十年来为国家培养了各行各业的大量优秀人才。
77年恢复高考,北大附中老三届的同学虽然插队、工作十年之久,但高考成绩都很优秀,哪个地区有北大附中人,高考状元就是附中的。附中人只有考上大学不去的,少有考不上的!
77年北京高考,延庆县录取率在北京市各区县竟然最高,后来发现高分主要集中在千家店一个考场上,考生大多是来自74、75、76届北大附中、清华附中的插队知青。74届是北京市“文革”中恢复的第一届高中,学校带领学生去北大听了有关宇宙航行的讲座,并观摩了美国阿波罗飞船1969年登月的内部电影。课后还听了北大数学系老师来做的有关优选法的讲座。这在那个中学质量普遍下降到小学水平的时代,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这年延庆花盆公社共有47名考生上了体检分数线,其中知青44名,北大附中占39名。(注:当年公社另有月坛中学等插队知青40多人。)
1977年北京市高考报名人数共有15.8万人,录取0.9万人,录取率不到5.7%。那么,仅在花盆公社插队的北大附中考生录取率就已超过当年的十倍。这的确是一个奇迹。诗人郭小聪尽管报考文科,且已插队四年,但在四门考试中数学考分反而最高。
78年首届应届生参加高考,北京市前十名中有7名北大附中考生。
80、90年代在全国性学科竞赛中附中有11人13次获得一等奖。1987年国际中学生数学奥林匹克竞赛中滕峻(女)获得金质奖章,高峡获得银质奖章;1988年在国际中学生化学奥林匹克竞赛中黄烯获得金质奖章;1990年国际中学生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中江晓晔获一等奖。1989~1990年全国数学冬令营比赛中, 以我校学生为主力的北京代表队获得陈省身杯。这次竞赛共有7名同学获得一等奖,其中有北大附中3名同学。
进入2000年,高考应试之风愈演愈烈,学生完全失去了自由,只有我校依然坚守素质教育;坚持继承北大“兼容并包,学术自由”的传统;坚持高一、高二不补课,高三不补、少补课;高考前十天完全给学生自学,教师答疑。同样取得高考的好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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