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赵刚
原本想去看看改编的同名电影，但读过原著小说还是犹豫了。冯小刚是当今中国最勇敢、最真性情的导演，他在2016年有关电影《芳华》的采访中也不得不低头，“全部说真话是不可能的。”中国大陆导演恐怕很难驾驭《芳华》所传递的真实含义。
留学、旅居海外的严歌苓曾说，在外面的世界里，什么都可以写了。
她那略显高冷的自由笔触，让小说《芳华》流露出看似轻盈的沉重，仿佛米兰·昆德拉《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一条半透明的薄莎，掩盖着不可言状的“生命之重”。
小说以“我”（萧穗子）的貌似杂乱的视角扫描了1970年代至2010年代部队文工团中不同人物的命运轨迹。
气势磅礴、波澜壮阔的时代幕布拉开后，有热烈饱满、激情四射的前台，比如劳军慰问演出，也有鸡毛蒜皮、叽叽歪歪的后台，比如死水微澜的业余生活。当然，生活也会有“高光时刻”：女兵私密处覆盖物的不慎曝光、学雷锋标兵一厢情愿地触摸文工团女战士而被公开批判、某某“轻伤不下火线”上场表演被团领导特别表彰等等。
穿插其中的各种臆想、各种情愫、各种冷眼、各种躲藏，正像严歌苓提到的毛线球，被撕扯出无数的线头，交织在一起。
如果不是在书的封面看到“严歌苓”的名字，我会认为作者一定是个玩世不恭的北京老男人，即使是触及悲情的段落，也表现出调侃式的不屑，信手拈来地冷幽默一把，把读者即将坠落的心拽回来，不会太难过，太伤情。完全不像六六在《蜗居》里的刀刀见血，严歌苓有意地隐藏了锋芒，但分明能从文字间辨别匕首的轮廓。
严歌苓的“匕首”挑出了生活的真相：“我”所代表的大多数人其实根本就不相信人世间有善良的存在。大多数人对“雷又峰”（刘峰的绰号）的尊崇、膜拜仅仅是为了服从官方加在刘峰头上的“全军学雷锋模范”的光环，而背地里“我”这样的大多数人都在等着哪一天身边的雷锋会出事儿、会跌跟头、会混同于大多数！
中国人爱说“听领导的”、“听组织的”，果真如此吗？他们表面上屈服于威权，接受官方主流价值观，而内心对长期的、不间断的思想控制、道德约束早已产生了不可救药的逆反。
一个浸染了长官意志的“正能量”的紧箍咒在一次次紧绷中竟然唤醒了大多数人心中的无耻、“臭德行”，于是，在领导授意的批斗刘峰“触摸事件”的大会上，人人检举揭发、个个同仇敌忾，一边按“规定动作”高呼口号，与堕落分子划清界限，一边出了一口整天对“雷又峰”顶礼膜拜的恶气，心里再踏上一只脚——你也有今天！
台湾文人蒋勋的杂文集《生活十讲》这样概括文学的“真假之辩”：
文学的终极关怀到底是什么？我觉得就是人生真相与假象反复呈现。文学和哲学不一样，哲学是寻找真相，可以一路残酷下去，可是文学常常会有不忍；它不忍时就会“假作真”，它残酷时就会“真作假”，然后让人恍然大悟。
严歌苓的笔锋颇有哲学的残忍，但指向的却是个体淹没时代的阴影。“反右”、“文革”、“中越战争”……这些“真相”被作者有意地模糊化了，也就是所谓“真作假”。
而对颠簸在时代惊涛骇浪之中的孱弱个体，作者颇有不忍，不露声色地为他们擦拭着血迹，又有意留痕。
犯错误的刘峰被赶出文工团时，委托何小曼处理掉自己不需要的物品，包括满满一箱奖品和奖状。
他或许是这么想的：你们把这些东西给我的时候多慷慨啊，好像这就是我需要的全部，可我想问你们要一点点人的感情，一点点真情，都是不行的；对我的真情呢，哪怕给予一点点承认，一点点尊重，都不行，你们就要叫“救命”，就要口诛笔伐，置之死地而后快。做雷锋当然光荣神圣，但是份苦差，一种受戒，还是一种“阉割”，所有的奖品都是对“阉割”的慰问……刘峰扔掉那些奖品，等于扔掉了枷锁。
记得20世纪九十年代后期，中国社会对雷锋精神有过激烈争论。据说在整理雷锋遗物时，找到了皮夹克和名表，有人以此为凭质疑雷锋的简朴和善良。我们这个善于标榜、神化杰出人物的民族以及由此固化的思维模式，同时也在压制、戕害人性的自由。
极具讽刺意味的是，在“始终不被人善待”的何小曼得到比刘峰更高的荣誉（二等功军功章）时，宣传干事在子虚乌有地编造她救助战友的过程，领导指示写好夸大其词的演讲稿，冷落她许久的母亲赶来庆祝，而何小曼眼前浮现的却只有躺满一操场的中国士兵的尸体。当雷鸣般的掌声响起的时候，何小曼突然感到这是一股似曾相识的力量，当年把他的右派父亲狠狠地推上批斗台……于是，何小曼精神分裂了。
小说中描述，多年后，文工团的老战友郝淑雯想给伤残复员的刘峰找个像样的工作，于是求到了自己有钱的老公头上。
好人是什么人？她（郝淑雯）老公鄙夷地笑着说，他公司可没有闲饭给好人吃……（郝淑雯）丈夫还是松动了，说公司养了两条看门的狼狗，缺个喂狗遛狗的，就让那个雷锋叔叔管狗吧。
做好人有什么用？孔子说，“君子固穷。”做好人与做君子一样，都会走投无路的！上海电视大学鲍鹏山教授在《孔子是怎样炼成的》一书中做了同样发人深省的注释：道德只能保证我们成人，而不能保证我们成功。
现实社会对善良的践踏没有一天停止过，但善良是一种选择，是一种生存状态，是一种精神诉求。在经济实惠的“小无耻”、“小罪过”与安贫乐道的善良、友好之间，你如何选择呢？
我们麻烦他（刘峰）就是需要他，被人需要着是他最好的感觉，使他发现自我价值，让他抖擞起活着的精神。他最早那毫无来由的自卑，终于露出了根。
刘峰的性格决定了他苦行僧式的善良。在自卫反击战中负伤立功后，他没有接受任何应得的奖励，而是主动离开了喧嚣的庆功会。在他看来，战斗结束，战士的使命也就完成了，他不愿意给部队、国家添麻烦，转业到地方打拼，凭着自己的本事过着清苦的生活。
严歌苓一直在试图哲学式地展现人生真相，她安排了一个“好人没好报”的结尾。刘峰始终没有与心爱的林丁丁结合，一个好人在贫病交加中死去。也许是作者的“不忍”，她在刘峰的身边加上了从精神分裂症中康复过来的何小曼，一个感激好人、珍惜善良、爱慕“雷又峰”的何小曼。照顾刘峰的过程并不是爱的归宿，而是战友情谊，因为直到死，刘峰也没有把何小曼当作自己的挚爱，而只是友善的老战友。
仿佛成功是人类的唯一目标似的，社会认同的标准试图替我们每个人做出相同的选择。
刘峰的人性之美那样平淡、朴素，在世俗的、纷乱的社会中，显得那样格格不入。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人类的福分，污浊和狭隘没有窒息善良，反而还能呼朋引伴，而善的知音何小曼会不会是善的传递者呢？
原本想去看看改编的同名电影，但读过原著小说还是犹豫了。冯小刚是当今中国最勇敢、最真性情的导演，他在2016年有关电影《芳华》的采访中也不得不低头，“全部说真话是不可能的。”中国大陆导演恐怕很难驾驭《芳华》所传递的真实含义。
作者简介：赵刚（Andrew）英国格拉斯哥大学MBA；国际教育知名专家，现任英国诺森比亚大学中国区首席代表；十几年来一直从事中英教育交流、文化传播工作，著有《留学的逻辑》《到英国去》《欧洲情调之旅》等；资深自媒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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