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杰思，2013年摄于长城。 麦杰思(James Miles)可能是驻华时间最长的西方记者，其在中国的报道生涯长达近二十一年。2014年他告别记者生涯，升任《经济学人》(Economist)杂志中国事务主编，调回伦敦总部，负责中国事务版的管理及社论。
很难想象，在伦敦市中心繁华的皮卡迪里商业大街后面，竟然耸立着两幢14层高的大楼，名为经济学人广场(The Economist Plaza)。除了在伦敦金融区，很难在市中心看到高楼，或者说要在市中心建一座高楼，拿到建筑许可证几乎不太可能。《经济学人》伦敦总部就位于其中一幢大楼，据说曾经整栋楼都属于《经济学人》，现在压缩至了楼顶四层楼。
一出十三楼的电梯口，我就撞见了麦杰思。他带着我，经过一道又一道门，里面的编辑大都头发花白，很有些资历的样子，他与另一位同僚合用一办公室。这里到处都是书和杂志，感觉陈旧，桌椅都上了年纪，与现代无关。写下这段话时，我疑惑着是否自己在用中式眼光看问题？也许在英国人眼里这叫资深与阅历？那些桌椅是否都是古董？这家杂志社始于1843年，差不多两百年历史了。
总编不在，所以借用了她的办公室。大概十五平米的样子，桌椅也是同样的老式，不知道有多少任总编坐过？一面墙上贴满了各期《经济学人》杂志封面。大概是朝南，阳光晒进来，暖洋洋的。
麦杰思人瘦瘦高高，面容清俊，宾宾有礼。他说话时，总是斜靠在椅背上，眼睛侧仰望，似乎陷入沉思，但话语滔滔不绝。
2012年专设中国版块
从2012年起，《经济学人》把中国从亚洲版块移出，专设了中国版，每周约发表两篇稿件，有时亦有专栏或者社论。麦杰思说中国是第二个专门拿出来设版的国家，第一个是美国，那是在1942年，二战期间。
《经济学人》在北京现有两位专职记者，此外亦有独立撰稿人为之提供稿件。
我问麦杰思为何在杂志上从来看不到记者的名字？(此次访问是由罗斯柴尔德爵士办公室出面，把我介绍给《经济学人》，然后该杂志向我推荐麦杰思)他说这是杂志建刊以来的传统。
约两百年前，所有的英国纸媒都采用这种方式，即向读者推出整体形象，每篇文章都为整体服务，不设个人名字。只是时过境迁，《经济学人》是唯一还保留这种传统的的主流英国媒体。
麦杰思在说此话时，完全没有怨言，似乎这就是正道。而且整个谈话过程中，他与其他英国人最大的不同，正在于他的集体主义精神，他说杂志内容是集体行为，而且时刻把自己处于主编位置之下。
他说杂志社一般周五和周一开编辑会，讨论每版社论的调子与定位。而中国事务报道的分寸和尺度，都由麦杰思负责。他谦虚地加道：“当然需要主编的最后拍版。”
想念中国的记者生涯
麦杰思七岁就对中国字产生了兴趣，于是母亲为他请来中文教师。随后他进入牛津大学，读的就是中国研究。当时中文很不盛行，如果研习语言，日文才吃香。他的首份记者工作是在《南华早报》，后来服务于BBC(英国广播公司)，2001年入职《经济学人》，前前后后，麦杰思在中国的记者生涯长达近二十一年。他直言自己怀念过去在中国的时光。他说自己很幸运，在中国社会发生迅猛变化时，自己有幸目睹并将其用文字报道给读者。这是典型的记者心态：见证历史。他说在中国工作很舒服，因为自己能看中文报纸，能用中文采访，除了空气污染比较大，他没什么可抱怨的。
麦杰思一家人，2003年摄于北京银山塔林。 2014年他携全家回到伦敦，他自嘲全家人象是游客，出门要靠旅游指南，孩子们有culture shock(文化冲突)，他们虽都在英国出生，但都在中国长大。相比他们就读的北京的国际学校，英国的课堂秩序在他们看来简直是chaos(乱糟糟)，因为中国的学生似乎更有纪律，不会象英国学生那样挑战老师。食物亦不习惯，特别想念川菜，如果麦杰思有机会回中国，孩子们会要求他带中国的快食面和牛肉干。
没有西方记者能从中央委员会获得情报
麦杰思用encouraging(鼓舞人心的)来形容中国社会的变化。他把中国社交媒体上的言论与七十年代末的民主墙相提并论，认为在过去十至十五年间，中国有了national conversation(指网络将全体中国人连接，不论天南海北，即时沟通)，并形成了敢于大胆发表言论的民间社会。我问麦杰思如何定义民间社会？他说意指政府以外的，松散结合的，以帮助社会(如残障和艾滋病人)为宗旨的组织，这些组织虽然规模都很小，但正在全中国遍地开花。
麦杰思还提到，相对过去，现在的中国人比较敢和外国记者说话了。过去在中国的记者岁月，虽然困难和限制很多，但这亦是挑战。中国变化日新月异，每天都有新闻，是记者最爱的阵地。麦杰思说，如果中国政府对杂志的报道不满，中国外交部会把记者请去，当面批评。我问批评完后怎么办？麦杰思说该怎么报还怎么报。我问不怕中国政府拒发工作签证吗？《纽约时报》和彭博社就是前例。他说这大概是中式思维，西方记者不这么想问题，因为就算签证被拒，亦会有办法弄到新闻。
我问麦杰思在中国政府高官处有消息来源吗？他肯定地说，所有的西方记者，没有一个人可以从中国中央委员会370位成员那获得任何情报。他觉得中央委员会保密性极强，滴水不漏，所以西方记者无法知道里面到底发生了何种争执。他说现在的状态比二三十年前要差，因为从前还可以从报纸上找到一些政治争执的蛛丝马迹，或是从领导人贴身的think tanks(智库)获得提示，知道领导人的想法。现在，这些智库要不消失了，要不就是和领导人的交流不再象从前那样紧密了。除了人大[微博]开会，或是中国领导人出国访问，西方记者很少能有机会直接向中国领导人提问。
回到伦敦的麦杰思，现在只能靠二手资料获得中国的消息。他不久前做了一个关于冬虫夏草对西藏经济影响的报道，因为冬虫夏草是西藏重要经济来源，习近平的反腐败运动，让中国市场对冬虫夏草的需求骤然降温，对西藏经济影响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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