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正呈现出一个显著的吊诡现象：一方面，在“不能输在起跑线上”的焦虑心理作用下，学生开始学习知识和掌握技巧的时间一再提前，小学中学化，幼儿园小学化，勇往直“前”，恨不得提前到娘胎阶段，留给孩子们用于玩闹的时间越来越少；另一方面，大学对招进来的学生评价越来越低，不得不下大力气去补基础教育落下的“功课”，纠正基础教育的偏差，重新培养学生的兴趣和好奇心，提高他们的认知能力和科学素养。教育是一个连续的接力赛，前一棒的任务没有完成，后一棒就不得不先把前一棒的“旧帐”还上，才能启动自己的赛程。但现实往往是“旧账未了，新帐又来”，高等教育自身所面临的困境和挑战也需要大学提供更强有力的解决方案。在前后两方面作用力的夹击下，中国大学的人才培养质量与社会需求的预期渐行渐远，由此导致了目前中国社会另一个显著的吊诡现象：一方面，企业和各类机构迫切需要能够开拓事业，承担责任的各类人才，但放眼望去，几无可用之人；另一方面，每年数百万的大学毕业生急于落实工作单位，却发现很难找到愿意雇佣他(她)们的机构，就业压力越来越大，迫使政府不得不一再出台各类治标不治本的激励措施。市场是最敏感的。如果用人机构愿意支付给大学毕业生的薪水低于农民工，那只能说明它们对大学毕业生的评价或者说大学毕业生为它们提供的价值低于农民工。劳动力市场上供给和需求之间的非均衡，根本原因在于大学人才培养质量的事实性下降。
这种现象并非中国独有。即使在当今教育最发达的美国，情况也并不令人乐观。高等教育的成本直线上升，但社会对大学人才培养质量的评价却并未随之提升。延续了数百年的“学历＝能力”公式似乎受到现实社会越来越强有力的挑战，也迫使美国顶尖大学开始重新思考和定位本科教育教学的形式与内容，以更好地满足社会需求。一个看起来正在发生的事实是：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已经出现了一些根本性的变化。
的确，我们正处在一个飞速变化的世界，其变化的速率正在超越人类的想像力边界。大学的根本任务是人才培养，但大学并不完全为当下的现实世界培养人，更重要的是，大学所培养的人将要面对未来的世界——一个可能和现在完全不同的世界。二十年前的人能够想像到今天我们所生活的世界吗？不能，正如今天的我们也同样无法想像二十年后的世界将会怎样。因此，本科教学的本质，就不在于教给学生过去的具体知识和技能——这些知识和技能即使不会过时，也很难应对未来世界的变化——而在于激发学生的潜能，提高他(她)们处理复杂资讯的能力，启发他(她)们探索未知世界的勇气和好奇心，使学生能够面对未来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帮助他(她)们解决未知世界面临的难题。
要实现这些目标需要具备一系列条件。然而，中国的本科教学正面临着相当严峻的挑战，无法适应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
首先，学生越来越不提问题，不会提问题，也提不出有价值的问题。学生很少有提问题的欲望，不知道问题在哪里，即使勉强提问，提出的也很难称其为问题。[1]
如果说，在传统的“演讲式”课堂里，学生不提问题尚可蒙混过关的话——他(她)们只需带着耳朵来听即可，甚至不听也没有关系，因为教师无法进行有效监控——在新的“研讨式”课堂中，不提问题就会产生非常严重的后果：一是无法组织教学。“研讨式”教学必须要求学生在课堂上讨论，讨论就要提出问题，提不出问题讨论就无法开展；二是教学质量降低。课堂时间极为宝贵，如果学生不提问题，时间就会在沉默中飞速流逝，学生不能在课堂里接受必要的训练，其结果将比原先的“演讲式”教学还差——在那里至少他(她)还接受了一些信息；三是无法产生实际的教育效果。由于无法组织有效的课堂教学，学生在课堂里接受不到对他(她)们而言极为重要的批判性思维训练。事实上，如果教师和学生都没有做好充分准备和接受过良好训练的话，“研讨式”教学就只会变成一个吸引眼球的教育改革措施，却起不到任何实际的教育效果。
其次，学生正在丧失极为宝贵的思考能力。他(她)们习惯于跨越过程，直奔结果。问题的关键在于，只要是结果，就一定是确定的，无非是好的结果和不好的结果而已。但全球化带给我们最重要的挑战在于，我们现在和未来所面对的世界，将具有越来越大的不确定性。在最极端的情况下，我们甚至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如果学生不能从过程入手去思考、分析、研究问题，而只追求结果的话，当他(她)们一旦面对巨大的不确定性时，将会手足无措，陷入迷茫和恐惧之中。反之，如果学生不断养成思考的习惯，特别是形成了批判性思维的话，当他(她)们面对一个不确定的世界时，至少他(她)们心里不慌，知道该从哪里入手去解决问题。
第三，学生花费了大量时间上课、上网，却很少读书。由于思考能力的丧失，学生对未来产生了深深的迷茫和恐惧。他(她)们不得不选修大量课程，企图通过学习知识使自己充实起来，用课程填充时间。在他(她)们的意识里，无论外部世界如何变化，只要有一技之长在手，心里就有底儿。然而，当面对未来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时，你现在所掌握的技能性知识也许不能帮助你有效地解决未来面临的难题。于是，一个奇怪的现象出现了：学期开始时，学生拼命地选课修课，力图使自己充实起来；学期结束时，却发现自己陷入了更深的迷茫和空虚之中——除了拿到了一个分数外，还剩下些什么呢？再加上互联网和智能手机的普及，学生基本上没有时间去读书，因而更没有时间去思考，导致思考能力进一步退化。
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现在看起来，问题可能主要出在考试招生制度的评价上。长期以来，由于大学招生的唯一依据是高考[微博]成绩，学生进入好大学的唯一路径是尽可能提高自己的分数，迫使中学、家长[微博]和学生不得不将全部精力投入到旨在提高分数的大规模重复性训练中，由此逐步形成了上述三方面的挑战：
第一，学生不需要提出问题，只需要回答已知的答案。所有的笔试都不需要学生提问题，也没有给学生提供提问题的机会。因而，在围绕考试所进行的训练中，当然不会给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留出任何时间，只会在不断的重复中提高学生填写唯一答案的技巧。在长期的应试训练中，学生逐步丧失了提问题的兴趣和能力。
第二，学生不需要思考，只需要熟练和准确。经过近40年的高考，围绕知识点的题目几乎枯竭。在“减负”的压力下，高考题目越出越简单——这一点集中体现在北大清华[微博]的录取分数线逐年攀升上。能够在考试中拿到高分的唯一办法是提高对试题的熟练度、准确度和反射速度。思考过程被省略了。换句话说，在这样的考试中，学生已经不需要思考，只需要在最短的时间里反映出唯一的正确答案。据说，最新的互联网技术已经可以通过人工智能将反射训练做到极致，甚至可以将学生眼球停留在某一知识点的时间精确到毫秒，以监测其对知识点的纯熟度，并进而提供针对性的解决方案。这已经不是在教育人，而是在训练毫无感情可言的冷冰冰的机器。
第三，学生不需要读书，只需要搜索和获取答案。对于实验室里的小白鼠而言，是否理解面前的符号已经无关紧要，重要的是看到了符号之后生理上的条件反射。因此，在大规模重复性训练模式下，读书和思考不仅没有必要，反而会带来副作用——在读书和思考上花费的时间越多，就意味着花费在做题训练上的时间越少。在学习总时间既定的情况下，学生的选择当然是不读书。
这种旨在提高学生对已知答案的敏感度的高强度训练的确可以有效提高学生的考试成绩，但问题的关键在于，未来没有任何人会给你提供确定的答案，所有的答案都需要你自己去探求和追索。当教育机构不断提高学生对已知答案的熟练程度的时候，社会和用人机构却要求离开校园的毕业生自己去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案——没有任何人知道的答案——甚至需要他(她)们自己去寻找问题，南辕北辙的两个目标又怎么可能实现匹配呢？
那么，该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呢？首先，必须下决心改变大学招生录取的“指挥棒”。这似乎是一个老生常谈，但现在我们面临的形势更加严峻。经过近40年的高速增长，中国经济的后发优势几乎消耗殆尽。如果不能从创新性人才培养出发从根本上实现中国人的自主创新，我们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只是时间早晚问题。更重要的是，缺乏自主创新核心技术将会延缓经济增长速度，进而影响就业岗位的提供，最终体现为失业率的上升，影响宏观经济稳定。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整体，谁也不能独善其身。教育机构不能只满足于让学生毕业就万事大吉。如果毕业生的质量不能满足社会需求，最终也会影响教育机构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值得庆幸的是，政府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在2014年9月出台的国务院《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中，明确提出了未来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方向是实行“综合素质评价”，力求打破应试训练的“魔咒”，为解决这一问题指明了方向。现在的关键是不宜在枝节问题上纠缠不清，而要充分发挥微观教育单位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加快研究和落实具体方案。
其次，基础教育阶段要加强对学生思维和思考能力的训练。中学和大学只是教育的不同阶段，这意味着，尽管在两个阶段里学生学习内容的广度和深度有所不同，但学习方法应该是大致相同的。因此，完全可以在中学阶段引入大学的学习方法和教学方法。现在的问题是，不是大学在影响中学，而是中学应试训练模式由于惯性作用在侵蚀大学的教学。在这方面，我们应当借鉴美国教育的成功经验，通过大学先修课程和研究性课程等方式，提早帮助学生形成正确和有益的学习思维习惯。
最后，要通过课程激发学生兴趣，引导他(她)们养成终身阅读的习惯。现代社会的飞速发展早已使人们意识到，学习是终身的使命。没有任何人能够一劳永逸地用在学校里掌握的知识和技巧应对复杂的社会问题。因此，大学会为社会提供各种各样的继续教育机会，企业和机构也会为自己的员工提供进一步的职业和非职业的培训，目的都在于使人们能够保持“不断充电”的状态。但无论何种培训，都无法替代终身阅读习惯带给人的价值。终身阅读习惯不仅为解决未来面临的难题提供了思路和方法，更重要的是，它可以帮助人克服在人生发展历程中可能面对的各种各样的挫折和困境。在最艰难的时刻，在走投无路的时候，那些前辈先贤的经典会带给人智慧、勇气和信仰。这样一种宝贵的习惯，如果到大学再去培养，显然是太迟了，最好是在中学阶段，通过课程本身的学习，就可以使学生在不知不觉中喜欢阅读，勤于思考，这才是基础教育真正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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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经做过一个实验。有一门经济学专业课我讲授了10年。在第二年的时候，当我讲授一个原理时，一个学生打断了我，指出我可能忽视了一个条件，因此结论是不完整的。他说的是对的。后来，当我再讲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故意按照原来的内容讲，看看学生们是否还能够提出相同的问题。第四年和第五年都有学生指出了这个漏洞。但在最近的五年里，没有任何一个学生能够发现问题的所在。
本文发表于《中国大学教学》2015年第12期，题目为《学生评价与本科教学面临的挑战》。合作者为北京大学招生办[微博]公室副主任兼考试研究院副院长林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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