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这里的人总要去摸摸他的脚，可能是摸得太多，如今已经光亮无比。不知道是否为了通过考试而搞的拜神仪式，仿佛在梵蒂冈的圣彼得大教堂里摸圣徒彼得的脚，祈福，膜拜，异曲同工。
名垂青史是中国儒生的人生理想，在格拉斯哥大学你可以看到“名垂校门”。
1952年建成的Memorial Gate(纪念门)是铸铁的黑漆栅栏门，为了纪念格拉斯哥大学成立500年，上面一共有30位著名校友的姓氏，包括咱们中国人耳熟能详的两个：Smith和Watt，即Adam Smith(亚当？斯密)和James Watt(詹姆斯？瓦特)。
不过需要说明的是，亚当？斯密在格大拿到了学位、做了教授，属于“正牌”校友。而瓦特则多半是“体制外”自学成才的范例，他没有受过正规高等教育，但心灵手巧，在格大参与天文仪器(后来拓展到其他领域的科学仪器)的制作，算是个临时“技工”，而实际上，按今天的标准衡量，瓦特应该算是教学(教研)设备供应商，只不过算是个小作坊经营模式。在工作闲暇，瓦特对蒸汽机表现出了浓厚兴趣，研究其原理并提出了改进方法。瓦特的钻研精神和业务水准甚至感动了亚当？斯密，后者连同另外两位教授联名上书，将瓦特转为格拉斯哥大学的“正式工”。瓦特成名后，格拉斯哥大学授予他法学名誉博士学位，属于“编外”校友。
名人校友的号召力和影响力几乎与大学的品牌知名度同等重要，特别是对人类经济社会影响深远的亚当？斯密，也被当作神来对待。
格拉斯哥大学主楼楼梯的拐角处，矗立着亚当？斯密的全身汉白玉塑像。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经过这里的人总要去摸摸他的脚，可能是摸得太多，如今已经光亮无比。不知道是否为了通过考试而搞的拜神仪式，仿佛在梵蒂冈的圣彼得大教堂里摸圣徒彼得的脚，祈福，膜拜，异曲同工。2012年6月，格拉斯哥大学商学院[微博]被正式命名为亚当？斯密商学院(Adam Smith Business School)。
从亚当？斯密的履历上看，他14岁就进入了格拉斯哥大学，惊叹之余却发现，既非智力原因，也非经济原因。
从智力上看，几乎可以肯定的是，这个喜欢自言自语、动不动就失神地向别人傻笑的男孩子，并不是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需要的那种智力超长的天才。另外，从经济角度分析，虽然亚当？斯密家境殷实，但当时苏格兰成立的大学，其运营资金来源于教会，学生不用交纳学费，贫寒家庭的子弟还享受大学为他们提供的奖学金和膳宿。
真实的原因是，17世纪末到18世纪前期，宗教改革激化了新教与罗马天主教之间的矛盾，宗教斗争打破了正常的大学秩序和资金渠道，导致了格大以及其他苏格兰大学的凋敝，学生人数锐减。
那时的格拉斯哥大学，也不过就是一个学院的规模，被称作格拉斯哥学院或汉密尔顿学院，自1451年建立直到17世纪末，全校的学生数量常年在150人以下，为了维持局面，学校才放松了录取标准，开始招收低龄学生。
亚当？斯密是幸运的，他入学时(1737年)正赶上18世纪风起云涌的苏格兰思想启蒙运动。传统教会被苏格兰新教长老会取代，人们的思想得到了空前解放，长期遭受神权打压的人权被提升到了历史的新高度。格拉斯哥大学也焕发了活力，在新的时代走向了兴盛之路。
像其他古老的苏格兰大学一样，早年的格大实行的是导师制(regenting)，老师什么都教，不限定在单一学科上，包括中世纪的苏格兰大学里所教授的文法、辩论、修辞、音乐、算数、几何、天文，这就是所谓“七艺”，好像中国春秋时代的六艺(礼、乐、射、御、书、数)，而且教学的对象也是固定的，只针对一组学生进行四年课程的完整教学。
教法的改革淘汰了古老而陈旧的导师制度，1727年教授制度(professorship，每个人讲授某个专门的知识分支)取而代之。1728年“苏格兰思想启蒙运动之父”——弗兰西斯？哈奇森(Francis Hutcheson)出任格拉斯哥大学道德哲学(Moral Philosophy)教授，摒弃了使用拉丁文教学的传统，率先采用英语授课，并得到了其他大学的纷纷响应和效仿。
十年后，当亚当？斯密进入格拉斯哥大学学习时，哈奇森教授正是他的任课教师。亚当？斯密和他的同学们被哈奇森深入浅出、富于感染力的教学深深打动，哈奇森作为现代社会学的奠基人，一直强调把哲学运用到生活之中。亚当？斯密始终把哈奇森作为自己的精神导师，在格拉斯哥大学毕业之后，他曾在牛津大学学习过一段时间，却因为在那里找不到像哈奇森这样的名师而倍感失望和乏味。
从1748年开始，结束学习生涯的亚当？斯密开始在爱丁堡做起了老师，教授修辞学之类的公开课。经常自己与自己说个没完的亚当？斯密，在公众面前的演讲并不在行，即便如此，他的讲座仍然受到了学生的欢迎。
1751年，28岁的亚当？斯密成为格拉斯哥大学逻辑学教授。不久，他在格大取代了自己的导师哈奇森曾经的位置，成为道德哲学的学科带头人。随着他的著作《道德情操论》的出版，亚当？斯密在伦理学领域的影响力与日俱增，吸引了英国及欧洲其他国家学生的注意，很多富家子弟从欧洲各地赶到格拉斯哥，听亚当？斯密上课。
此后，亚当？斯密的研究重点从社会学转向了法学、经济学领域，1762年获得了格拉斯哥大学授予的法学博士学位。1763年开始，亚当？斯密离开了格拉斯哥，利用为王室贵族做私教的机会挣到了高额的教课费，并随之游历欧洲。1766年后，直到1790年去世，亚当？斯密的生活轨迹基本上集中在苏格兰东海岸的故乡Kirkcaldy和他的学术中心爱丁堡，他的旷世巨著《国富论》也是在这个期间完成的。
也许是因为长期居住在爱丁堡，而且与爱丁堡大学教授、《人性论》作者、“现代哲学之父” 大卫？休谟私交甚密，爱丁堡大学中国区首席代表、校友Nini Yang女士，一直认为亚当？斯密是爱大的校友。
在这场英国大学名人校友的“争夺战”中，我义正辞严地列举了19世纪爱丁堡大学涌现的著名校友：《物种起源》的作者达尔文，创造“福尔摩斯”艺术形象的柯南？道尔，创立经典电动力学的麦克斯韦，还有在文学、哲学、理工、神学等领域都有建树的辜鸿铭。最后以冯小刚式的语言做了总结：“您那边已然不少了，就给我们格大留一个亚当？斯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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