咱们中国人的英语激情是在不被看好的境遇中爆发的。
中国人还是中国人，我们的韧性是很强的，越是不利的条件，越有可能激发出斗志和智慧，所谓“生于忧患”。
经过第一天的打击和颤抖之后，同学中的学习小组悄然诞生了。中国人回归了集体主义，还建立了统一战线。
刚开始，大家彼此还不大熟悉，完全凭“眼缘”，于是我和Ada、Beny、Brook以及Mark组成了一个中国大陆核心团队，维系了一年，非常稳定，成为了“政治局常委”级别。
外围流动性大，有时是一个苏格兰人和一个印度人，有时是一个中国香港人，一个中国台湾人和一个加拿大人，姑且称为“委员”或“候补委员”。
这七八个人下课后，拿出各自笔记和录音笔，像围棋复盘一样，把课上内容再过一遍，把不太明白的部分拿出来提交“委员会”讨论，大家一律用英文，实在解释不清的问题就只好用中文“私了”了。
大家的背景不同，也方便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解释。Mark在中国南方一家很大的私人卫浴公司工作，尽管他说英语的腔调和断句很像中国人讲话，还夹杂了些湖南口音，但他对供应链的理解非常深刻，举例也很精彩，句句都在点子上。
Beny的银行背景让他对财务管理游刃有余，这门课难度很大，他学得却很轻松，还能把计算思路和过程完美再现。
这些素昧平生的中国人聚在一起，把天南海北的经验相互交流，也多亏了留学[微博]的牵线搭桥。
有时集体的优势也能克服我们的惰性。必须承认，并不是说西方人就一定活跃，而我们东方人就一定内敛。不过总体而言，咱们中国人还是太闷了。
有一位来自荷兰的女同学，她德语味儿的英文经常在老师提问后响起，后来变本加厉，她经常打断老师而提出自己的问题，而且有时为了一个小问题，至少要占用七八分钟的时间。
面对这种局面，咱们中国人的算盘开始发威了——如果荷兰人每节课(大约1小时时间)都占用5分钟的话，10节课就相当于她多上了一节，而大家交的学费都一样，凭什么她可以搭便车、多占用公用资源呢？
于是我们私下决定，只要荷兰人提问，我们这五个人中一定要有一个人跟着提问，把时间抢回来。Mark身先士卒，带动了全组的积极性，其他中国同学也就渐渐放开些了。
最头疼的是小组讨论(group discussion)和演示(presentation)。
课上的小组都是随机产生的，尽管老师们不认识谁是中国人、谁是加拿大人，但把东、西方的同学混搭起来，还是比较容易的。
每个组各自推举一个组长(group leader或team leader)，主要负责收集大家对某话题的见解，制作PPT，还要承受上台做演示的压力。
组长每次轮换，“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都要硬着头皮上。咱们中国人一般会拿着稿子上台，背台词一样去完成任务。
场面上，经常听到“嗯”、“啊”、“那个”等中式连接语，引来善意的窃笑，感同身受，很像在国内上英语课。
听说西方人很早就接受演讲的训练，他们驾驭语言的能力很好，很有“范儿”。我们的英语还要加油，不断加油。
不过，指望在这一年中把英文学好，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有时能听到一些去面试的“海归”，操着一口蹩脚的英语，总给人一种错觉，心里会问：“你是去英国留过学的吗？”残酷的现实是，我们中的相当一部分就是这个“德行”，连我们自己有时都大好意思，也不能完全怪用人单位“有眼不识金镶玉”，因为我们体现出来的竟然连“金玉其外”都没有。我们在英语教与学方面欠的债，迟早要让我们自己难堪。
尽管如此，这种语言环境是弥足珍贵的，尽可能吸取其中的养分，特别是老外的“范儿”，会为以后的飞跃奠定基础。英语无法速成，一定需要终生努力才能不断提高。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说，留学是英语学习的新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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