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世中国的民族自豪感、自信心固然重要，但感觉在全球化融合的今天，在强调可持续发展的当下，对中国教育的反思、改革、国际化更具有现实意义。
《中国教育报》2017年2月24日在搜狐教育频道刊出的文章《这两位世界顶尖教授放弃美国国籍回国任教，他们说：中国教育不比美国差！》，报导了著名物理学家杨振宁对中国教育的评价：
中国的教育不比美国的差，而是比美国的好。在中国不是念得最好的小孩，到美国中学、大学去念书，都会变成佼佼者，这说明中国的教育不错，确实压力很大，可是有效果。所以这些孩子去到美国的任何一所中学、任何一所大学，好的、不好的，所有的中国学生平均起来都比美国学生好，这就证明中国的教育是成功的。
杨老（杨振宁教授）对中国教育的高度评价让我不由得想起了十几年前轰动中国社会的“钱学森之问”。中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曾向当时的国家领导人说起：“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够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
我倾向于同意钱老的看法。盛世中国的民族自豪感、自信心固然重要，但感觉在全球化融合的今天，在强调可持续发展的当下，对中国教育的反思、改革、国际化更具有现实意义。
西方教育分为宗教教育、国民教育（国家教育）、个人自由的教育（知识与职业的教育）。中国教育自古以来没有西方的宗教教育，却有富于宗教精神的道德教育、人格教育、文化教育，这些中国教育的原点在孔子和儒家思想。
中国发展到近代以后，一直不断强化国家教育和知识与职业教育。国家教育，关乎意识形态，围绕“三观”展开的思想政治课从小学到大学，一以贯之；知识与职业的教育，关乎安身立命的“饭碗”，更是重中之重，而且近年来登峰造极；而道德教育、人格教育、文化教育，却因为意识形态的维稳和考试为核心的功利化引导，受到了极大干扰。
杨老提到的“在中国不是念得最好的小孩，到美国中学、大学去念书，都会变成佼佼者”的事实，恰恰说明了中国教育功利化对学生潜力的压制，而问题的核心其实杨老也提到了——“确实压力很大”，什么压力？无外乎是考试、升学、升职。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人生巨变，全靠“读圣贤书”的教育理念和实践来实现。在这样的制度下，中国人的习惯思维是把教育功利化，读书的出发点是“有用”，读书能做官，做官能发财。
科举制虽然名义上早已在一百年前灭亡，但它的核心理念千百年来始终没有消失——被中国人庸俗化的“教育改变生活”。
在《中国教育报》的报道中，杨老提到了他中学时，父亲请老师教他学习《孟子》的经历。
中国应认识到传统教育的好处，把它坚持和发扬下去；同时又吸取美国教育的长处，在大学和研究院中，对于特别优秀的学生，规矩放松一些，不要限制得太死，以利于这些特别有才干的人在社会上尽早发挥才智。
综合杨老的经历和他的上述评论，我推测，杨老所说的“中国教育”，很可能是理想状态的教育形式，即国家教育、知识与职业的教育、以及富于宗教精神的道德教育、人格教育、文化教育。有些类似于中国古代传统教育模式，但在当下的中国几乎是不存在的。
只强调国民教育、个人自由的教育，是典型而偏激的“成功学”引导，精英教育的后遗症。民国时期的国学大师钱穆在《中国历史精神》一书中，对此尤为痛心。
学校教育仅是鼓励个人上进，仅注意到让每一个人都接受知识和职业技能，而没有注意到每一人的“可能的失败”，及其内心情绪上的“真实苦闷”。
杨老早年读的《孟子》中有一句掷地有声的名言——“人皆可以为尧舜”，即在道德、人格、尊严上，每个人可以站在平等地位上，这几乎是中国版的精神“独立宣言”。高贵的品质、健全的心智，其重要性远远超过官方意识形态与谋生技能。
而这些伟大的文字，一定回响在抗战期间，颠沛流离、却浴血坚持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课堂上，就在物理系简陋的教室里，一个聪慧睿智的学生就在那里如饥似渴地学习，他就是青年时代的杨振宁。
常年在海外研究、生活的杨老，并没能像学成归国的钱学森那样，切身感受到中国教育丢失的那部分传统中的精华，而舆论似乎更愿意听到一个离开美国、回归祖国、改为中国国籍的华人巨匠对国家的溢美之词，但这些话可能混淆视听，凭空增加我们的虚荣，强化对中国教育的浅薄认识，甚至减缓中国教育国际化的脚步。希望不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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