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人可以通过《人民的名义》了解中国经济和政治的管理模式，以及背后的官场规则。他们会理解李达康大刀阔斧的“中国速度”的历史渊源和现实压力。同时，也能观察到中国“政绩工程”背后人治色彩的高度集权！如果《人们的名义》再拍续集，李达康可能会出事儿……
有人说《人民的名义》是中国版的《纸牌屋》，我觉得有一定道理。不管是反腐的题材，还是改革的题材，都是建立在中国官场游戏规则的基础之上的。
从这个角度看，《人民的名义》的剧本，更像是当代的《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象》等现实主义的讽刺小说。
剧中人物有些极具脸谱化，比如汉东省检察院反贪局局长侯亮平、汉东省委书记沙瑞金等；有些则扑朔迷离，比如汉东省委副书记高育良；有些是前后不一，比如京州市委书记李达康。
其实，按照英国人的思辨意识，他们会认可李达康这个角色的真实性，同时也会冠以“问题领导”（problem leader）的标签。
西方《圣经》中的神都是有这样那样瑕疵甚至罪孽的，符合“性本恶”的哲学思想，追溯这个意识形态的源头，西方定义的人，更是优点与缺点并存的矛盾混合体。
因此，他们会认为，李达康在工作中的雷厉风行，与事业上的急功近利同在；人事管理中的铁面无私，与业余生活中的不近人情共存。这才是人！真实的人！
中国的原生性宗教很微弱，却“盛产”圣人文化。圣人崇拜历史悠久、源远流长，而且从很大程度上说，圣人代替了鬼神，统治了中国人的世俗观念。
在中国人心目中，圣人就是完人，与圣人相近、相类似的英雄人物、领导人物、位高权重的贵族阶层，容易被国人神化、追捧。
因此，剧中充当社会正义后盾的侯亮平、沙瑞金被神化，至于李达康，却有些意外地贴近人性。
编剧周梅森曾谈及塑造李达康的过程。他本来要让李达康“腐败掉”，结果写到一半，上级主管部门检查剧情时，认为像李达康这样能干的干部都腐败了，影响不好，要求周梅森把李修改成“正面人物”。
这种自上而下的“干预”，反而成全了英国人眼中李达康人性的复杂性。
一个农村背景的基层干部，凭借自己的能力和党内人事任用制度的提拔，一步步走到“封疆大吏”的省部级高官，他的权力保证了自己实现政治理想、个人抱负所需的人力资源、物质资源、体制资源。
李书记对党员干部、政府机关、公检法等直接下达指令，并限期得到结果，他强烈的目标导向，提高了办事效率，保证了目标的分级落实。
英国人可能不清楚中国社会“一党领导，多党政治协商”的管理制度，还不能马上理解Party Secretary（党委书记）与政府、公检法等单位的关系。
他们可能会惊异于李书记的高效与率直。
体制内的中国人所创造的“中国速度”，是权力驱动的、自上而下的“政绩工程”。以省、地、市、县的GDP目标分解为代表的约束激励机制，在改革开放后，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不断推动区域经济、贸易、人文、科教的发展和国际化。
“政绩工程”推动了各地基建投资、房地产布局、高科技产业发展、教育国际化的后发优势。
李达康在汉东省的吕州、林城任职期间，把招商引资、基础建设作为政绩考核、职务晋升的辅助目标去完成，也因此得到了省委领导的赏识。
在电视剧《人民的名义》中，李达康在京州市几乎是一手遮天，正是他的这只手，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和城市化飞速发展的源动力。
老子在《道德经》中曾说：“其政闷闷，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中国人体内蕴藏的巨大能量和创造力，千百年来被政治制度所左右。
温和的制度有利于释放人民的内生性动力，而苛酷的政治挫伤民众的积极性，老百姓变得狡黠、钻营。
中国近四十年改革开放的核心，是“放松管制”的“闷闷”政治，如此背景下的“淳淳”之民，开创了前无古人的生产力水平。
相比而言，从英国人的角度看，城市高投入的基建项目，肯定要经过长时间的反复论证才可提交议会讨论。这是西方民主的代价，研讨本来无可厚非，但往往会在旷日持久的争辩中迷失，渐渐偏离最初的主题。
在英国，片面追求程序合法性，很多事只能陷入僵局，无法推进，进而无限期搁置。
但另一方面，一个人的权力，一个人的城市，这在英国人的理念和常识里是不可思议的。
李达康的市委办公会与市政府办公会几乎是一套人马、两块牌子，没有英国城市管理模式中的市议会；同时，李达康的市委成员，已经涵盖了公检法机关的领导人物，也就是说，英国的监督机构在这里是受到权力约束的。
英国人会担心李达康用党的权力、政府的权力代替法律，同时担心他的效率会牺牲公平、公正。
而英国人的顾虑在剧情中都成为了现实。
李达康在林城、京州做市委书记时，都遇到了自己一手提拔的干部（比如京州副市长丁义珍）腐化堕落，损害开发区建设的不利局面；李书记为了开发区建设，几乎要亲自调集警力、实施大风厂强拆的方案……
GDP增长为导向的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推动着李达康不顾一切地实现新政绩。在《人民的名义》最后一集，李面对易学习对自己的批评，反驳道：“京州六百八十万群众要生存，要发展，要吃饭，要工作，我是第一责任人。”
这个压力的背后，依然是人治色彩的高度集权！
在改革开放的初期，李达康的闯劲儿是需要的。但当中国进入经济慢行道后，客观上强调速度与质量、效率与公平的平衡，强调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强调法治环境下的权力制衡，这是国际化的效益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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