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人看人民的名义:李达康不一定是好领导

2017年05月02日10:45  教育专栏     我有话说

  英国人可以通过《人民的名义》了解中国经济和政治的管理模式,以及背后的官场规则。他们会理解李达康大刀阔斧的“中国速度”的历史渊源和现实压力。同时,也能观察到中国“政绩工程”背后人治色彩的高度集权!如果《人们的名义》再拍续集,李达康可能会出事儿……

  有人说《人民的名义》是中国版的《纸牌屋》,我觉得有一定道理。不管是反腐的题材,还是改革的题材,都是建立在中国官场游戏规则的基础之上的。

  从这个角度看,《人民的名义》的剧本,更像是当代的《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象》等现实主义的讽刺小说。

  剧中人物有些极具脸谱化,比如汉东省检察院反贪局局长侯亮平、汉东省委书记沙瑞金等;有些则扑朔迷离,比如汉东省委副书记高育良;有些是前后不一,比如京州市委书记李达康。

  其实,按照英国人的思辨意识,他们会认可李达康这个角色的真实性,同时也会冠以“问题领导”(problem leader)的标签。

  西方《圣经》中的神都是有这样那样瑕疵甚至罪孽的,符合“性本恶”的哲学思想,追溯这个意识形态的源头,西方定义的人,更是优点与缺点并存的矛盾混合体。

  因此,他们会认为,李达康在工作中的雷厉风行,与事业上的急功近利同在;人事管理中的铁面无私,与业余生活中的不近人情共存。这才是人!真实的人!

  中国的原生性宗教很微弱,却“盛产”圣人文化。圣人崇拜历史悠久、源远流长,而且从很大程度上说,圣人代替了鬼神,统治了中国人的世俗观念。

  在中国人心目中,圣人就是完人,与圣人相近、相类似的英雄人物、领导人物、位高权重的贵族阶层,容易被国人神化、追捧。

  因此,剧中充当社会正义后盾的侯亮平、沙瑞金被神化,至于李达康,却有些意外地贴近人性。

  编剧周梅森曾谈及塑造李达康的过程。他本来要让李达康“腐败掉”,结果写到一半,上级主管部门检查剧情时,认为像李达康这样能干的干部都腐败了,影响不好,要求周梅森把李修改成“正面人物”。

  这种自上而下的“干预”,反而成全了英国人眼中李达康人性的复杂性。

  一个农村背景的基层干部,凭借自己的能力和党内人事任用制度的提拔,一步步走到“封疆大吏”的省部级高官,他的权力保证了自己实现政治理想、个人抱负所需的人力资源、物质资源、体制资源。

  李书记对党员干部、政府机关、公检法等直接下达指令,并限期得到结果,他强烈的目标导向,提高了办事效率,保证了目标的分级落实。

  英国人可能不清楚中国社会“一党领导,多党政治协商”的管理制度,还不能马上理解Party Secretary(党委书记)与政府、公检法等单位的关系。

  他们可能会惊异于李书记的高效与率直。

  体制内的中国人所创造的“中国速度”,是权力驱动的、自上而下的“政绩工程”。以省、地、市、县的GDP目标分解为代表的约束激励机制,在改革开放后,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不断推动区域经济、贸易、人文、科教的发展和国际化。

  “政绩工程”推动了各地基建投资、房地产布局、高科技产业发展、教育国际化的后发优势。

  李达康在汉东省的吕州、林城任职期间,把招商引资、基础建设作为政绩考核、职务晋升的辅助目标去完成,也因此得到了省委领导的赏识。

  在电视剧《人民的名义》中,李达康在京州市几乎是一手遮天,正是他的这只手,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和城市化飞速发展的源动力。

  老子在《道德经》中曾说:“其政闷闷,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中国人体内蕴藏的巨大能量和创造力,千百年来被政治制度所左右。

  温和的制度有利于释放人民的内生性动力,而苛酷的政治挫伤民众的积极性,老百姓变得狡黠、钻营。

  中国近四十年改革开放的核心,是“放松管制”的“闷闷”政治,如此背景下的“淳淳”之民,开创了前无古人的生产力水平。

  相比而言,从英国人的角度看,城市高投入的基建项目,肯定要经过长时间的反复论证才可提交议会讨论。这是西方民主的代价,研讨本来无可厚非,但往往会在旷日持久的争辩中迷失,渐渐偏离最初的主题。

  在英国,片面追求程序合法性,很多事只能陷入僵局,无法推进,进而无限期搁置。

  但另一方面,一个人的权力,一个人的城市,这在英国人的理念和常识里是不可思议的。

  李达康的市委办公会与市政府办公会几乎是一套人马、两块牌子,没有英国城市管理模式中的市议会;同时,李达康的市委成员,已经涵盖了公检法机关的领导人物,也就是说,英国的监督机构在这里是受到权力约束的。

  英国人会担心李达康用党的权力、政府的权力代替法律,同时担心他的效率会牺牲公平、公正。

  而英国人的顾虑在剧情中都成为了现实。

  李达康在林城、京州做市委书记时,都遇到了自己一手提拔的干部(比如京州副市长丁义珍)腐化堕落,损害开发区建设的不利局面;李书记为了开发区建设,几乎要亲自调集警力、实施大风厂强拆的方案……

  GDP增长为导向的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推动着李达康不顾一切地实现新政绩。在《人民的名义》最后一集,李面对易学习对自己的批评,反驳道:“京州六百八十万群众要生存,要发展,要吃饭,要工作,我是第一责任人。”

  这个压力的背后,依然是人治色彩的高度集权!

  在改革开放的初期,李达康的闯劲儿是需要的。但当中国进入经济慢行道后,客观上强调速度与质量、效率与公平的平衡,强调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强调法治环境下的权力制衡,这是国际化的效益所在。

  (声明: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新浪网立场。)

文章关键词:李达康人民的名义权力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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