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觉察到了，首先父母要去分享自己小时候也受过相似的东西，甚至会夸大早年的遭遇，让孩子感觉到，对于一个孩子的成长来讲，这些东西是必不可少的，因为要把它合理化。合理化不是说不去解决，解决可能要通过妈妈，或者是爸爸到学校去做一些努力工作，就是当一个孩子在人格方面缺少这种能力的时候，父母去补充这些功能。当我知道这个方式是对的，因为对别的孩子也是这样，不是因为别的孩子比较特殊，所以我希望帮助父母保障孩子，是请求老师来帮助，而不是去指责他。这一点中国的家长[微博]做得不好，总是把自己跟老师对立起来，把老师搞得好心没有好报，老师教育孩子，是为了家长着想，我要纠正他的坏毛病，但是他不知道孩子特点的时候，有些时候反倒适得其反，就帮了倒忙，好心办了坏事，让孩子反而失去了对群体连接的动力。孩子理由就是说，老师冤枉他了，骂了他了，或者惩罚他了，这个时候家长要学会，要跟老师坐在同一个板凳上，因为是为了孩子好，不要指责老师，而要请求老师帮忙，告诉老师孩子的特点，希望老师能够注意到这个特点。老师肯定愿意的，一般的老师都是善意的，就是我们必须假定人是善意的，这是一个前提。

　　主持人殷智贤：否则对这个社会就绝望了。

　　李子勋：如果我们假定老师都是瞧不起你孩子，瞧不起你家长，这个交流无法达成的。要相信老师是善意的，只是不了解孩子的特征，他做了普遍的事情，但是我的孩子受不了，我有责任，或者我应该知会他，告诉他，让他注意到，这样老师其实也会感激你，为什么老师不愿意自己伤害谁？因为我们家祖辈都是老师，就像我爸爸，有些时候他觉得会为了某一个孩子，一辈子都记住那件事，比如特定时候，考分的时候会照顾他，他就不会退学，但是当时心硬了一点，没有照顾他，结果那个孩子不得不退学，对于老师来说，终生都是一个遗憾，他觉得可以让这个孩子更好成长，但是他没有做。所以每个老师都基于一个善意的考虑，所以家长一定要跟老师有一个共性，只有这样老师真的保护孩子。如果学校有几个孩子，他去排斥你的孩子，老师要注意到去疏导，比如说对班干部，让班干部去陪伴他，跟他建立一个圈子，把他带出来，这样就有一个邀请，整个班级对他就有一个邀请。

　　主持人殷智贤：我们也知道，目前中国，大家谈论比较多的是孩子可能他在医疗环境里面，幼儿园里面，就在他非常非常小的时候，他们有可能就是说，因为家长不可能是专业人士，那这些小孩儿基本上就算交给医生了，交给幼儿园阿姨了，在这个过程中，这个孩子不一定遇到真正受过非常完整训练的医生、护士、幼儿园老师，他也有可能会遭受一些伤害，比如说小孩儿打针的时候会被吓得哇哇大哭，但是护士不知道怎么样哄一个小小孩。网上我看到一个特别萌的照片，小孩儿满脸恐惧，躲在墙角，对面是一个穿白大褂的。面临这样环境，父母做哪些工作弥补？

　　李子勋：有些时候父母也是无能为力的，我们国家对这种早教，比如说幼儿园，低年级的小学老师，比如三年级以下的小学老师，因为孩子越小，生命越小越脆弱，越容易受伤。

　　主持人殷智贤：那种恐惧特别容易发生。

　　李子勋：中国说孩子是国家的未来，我们并没有在政策、经济、权益方面切实保障每个孩子正常的生活，但是我们真有这样一个体制，但是我经常在讲，要确保每一个孩子在健康良好环境中长大，这是社会责任，这个社会的责任就是说，我们不能允许一个孩子在贫困中，不管什么原因造成的贫困，一旦发生，社会要给予全部的保障，不是保障妈妈，而是保障孩子，因为保障孩子，必须要求妈妈生活在正常状态下，有房子，有经济来源保障，国家要真实地承担起这个对每个孩子都要保障，为什么呢？只要有一个孩子在贫困中和饥渴中长大的，就是未来社会的不安定因素，因为孩子取决于早年。

　　主持人殷智贤：对。

　　李子勋：如果我们真想让中国走向和谐社会，从现在开始，就要对每个出生的孩子尽到切实的保障，就是不管什么原因，国家是无条件的，一定要让孩子生活在什么状态下，什么环境中。涉及到这一点，马上我们就要想到关于一个准入，什么样的人可以成为他早期的护理的护士、医生，包括他的幼儿园老师，早教的老师，还有就是我们谈到的小学第一年级的老师，这些老师必须要有准入制度，考量这些老师的人格、情绪、状态，包括他们的心理学方面受到的培训和教育方面的培训，尤其是方式方法。你看西方有很多书都是指导，妈妈或者是护士，或者是老师怎么跟孩子交谈，要做交谈训练就是说，语言是很重要的，因为孩子小时候是慢慢在语言环境里面长大的，是通过语言达成理解和交流，所以怎么说话，包括这些书在西方很多的。但是在中国没有看到对一些护士做真实的训练。比如说婴幼儿或者是儿科的护士，相对来讲穿着，比如说粉红色，但不是孩子喜欢的环境，一个儿科医院应该是花园式的，应该是一个，怎么说呢？医生护士不要穿白大褂，要有音乐、动物，当然这个不好消毒，但是最好在诊室外面是带有孩子喜欢的地方。像打针，无痛性的注射方式，孩子可以考虑的，就像现在取血，孩子不用扎针，激光笔一打，这样疼痛减少得多，医学上尽量考虑到孩子对疼痛的反应。

　　主持人殷智贤：对。

　　李子勋：当然我们也不排除严重疾病的孩子可能不靠导管，医疗器件生活，早年睁开眼睛看的都是这些东西，可能会对妈妈的依恋产生影响，但是没有办法，毕竟个别的，普遍情况下应该提高这种温暖。我们出国去看一些妇女，孩子的老师，非常的温柔，而且她们多半都要蹲下来，她们不会高高在上，甚至孩子躺在地下，她们也会躺在地下跟孩子聊，习惯这种方式就是说，我的视线要跟他平等的，不能让他望着我。但是东方是比较喜欢教导孩子，往往是高高在上的，命令他的，指导他，或者是决定他，但是这一点是一个文化因素，不见得这就是问题，但是只是想，我们想就是说，假设中国的父母能够借鉴西方父母的一些做法，很好的自我感，就在生活的细微部分，不是要表扬他。其实尊重是一个比表扬更好的东西，你会不会尊重孩子，或者是社会尊不尊重孩子，是不是一个孩子在你的身边，你马上就极大地关注他是否自在，是否舒服，是否安全，每个人都有这样的义务。比如公共汽车上来了一个未成年孩子，我们来了一个七八岁的孩子，没有爸爸妈妈带着的，每个人都会对他有关注，当一个想带走他的时候，很多人都问他，你是他的什么人？为什么能够带走他？这是自己的责任。保障每一个孩子，这是未来社会需要的，这些东西就是对孩子的尊重，对他的在意，远比老说他的好话要好，不尊重他，表扬他是没有意义的。

　　主持人殷智贤：我们现在总在谈，怎么样保护孩子们的生命安全，其实在成人社会来讲，我们能否在意他们的感受，并且认为他们的感受是有价值的，而不是说只有符合我的标准的感受，才是被认可的，那么这个是对孩子一个真正的保护。

　　李子勋：对。

　　主持人殷智贤：这里面还会遇到一个问题，有些小孩儿虽然未成年人，但是可能会做出伤害他人的行为，这就涉及到一个未成年人犯罪或者说有过激行为的一个事情，在这类事件中，您觉得作为一个父母什么是理性的做法？有些家长说，我必须全力以赴，为我孩子脱罪，因为我希望他有一个健康的未来，这种出发点是否能够使一个已经发生犯罪行为，或者是伤害他人行为的孩子得到理性的保护呢？

　　李子勋：你说的很好，其实这个问题涉及到一个我们的法律意识问题，就是说孩子到底是父母的还是社会的，父母的监管权利是不是大到任何人都不能涉入？包括我们的警察，经常都会想，这是父母的事情，我就别管了，因为他是未成年人。其实国家要来承担青少年成长的指导，比如我们说的警察有一个青年指导中心，在西方，在美国有的，加拿大都有的，青少年指导中心，都是很温暖的警察，警察都不穿警服，但是非常的温暖。比如说社区，这个警察比如说管这个社区，每个孩子都是朋友，他认识每一个青少年，知道每一个青少年的行为。他等于是一个父母教养的补充，一个很好的助手。这个人会因为他对孩子的观察，他会经常去走访到学校去看，或者因为都在社区，他会随时观察孩子，会及早跟父母去交谈，去交谈你的孩子怎么样。他也会去跟孩子做朋友，要引导孩子。这样的话，就会给警察带来很大的社会压力，这需要在一个社区来讲，至少有一两个，最好是女性的警察，就是来承担对青少年的指导，他的工作就是关注这个社区的青少年，谁迁来了，谁迁走了，迁到哪一个社区，他会跟这个社区的人，管青少年指导的警察交谈，希望那边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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