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部电影，看过之后一直不舍得删掉，那就是《超脱》。以出演《钢琴师》获得奥斯卡最年轻影帝的布洛迪，在影片中饰演一位老师。他应邀到新奥尔良一所公立学校代课，在体会飓风过后城市荒凉沉寂的同时，也感受着代课老师的辛酸。那所学校被校长称为“垃圾学生收容所”，发育中的孩子们无法无天，动辄言语羞辱老师，甚至向老师脸上吐痰、扇他们耳光。老师如果不想走人，就只能一味忍受。影片中有很多画外音，都是老师在回忆、控诉乃至咆哮。让人感到灰暗的是，影片的结局也并不像《放牛班的春天》那般美好。阴沉的地平线上，一切都在继续，什么也不会改变。    

　　《超脱》中的情景，也许只是美国教育的一个特例，是一种放大的版本。假如把它看作一个极端，那么，它的镜像、它的另一极会是什么呢？中国的一位教育工作者，在自己的博客中写到过一个场景。他去一所小学调研，随机走到一间教室门口，看到里面并没有老师在上课，但全班几十个孩子以同一个姿势端端正正坐着，小脸朝向空白的黑板，几乎是目不转睛。他们面前的课本也摆放得不歪不斜，没有一个打开。陪同的老师说，孩子们这是“在自习”。这些听话的孩子，恰好是美国那些极其顽劣的孩子的反面。他们知道有领导来考察，他们严守老师定下的规矩，克制住任何天性冲动，他们做得是那么成功，以至于像是同一块模板拓出的仿制品。以人们的经验看，这样的情景也很极端，同样是对现实的放大，但它的确也让人们看到了“听话教育”的偏颇之处。

　　美国学生的自由放任和中国学生的自律与他律，两者并无高下优劣之分。它们是不同文化的产物，有着自身的环境适应性和存在必然性。但是，当两种教育方式各自走向极端的时候，同样会表现出某种神经官能症的征兆。在《超脱》里，是学生权利被无限放大，老师则苦不堪言。而在那间没有老师的中国教室里，则是老师作为一种符号性秩序存在着，他以全能的方式控制一切，孩子们则俨然是被编程的代码，只能传达被允许传达的东西。

　　相比较而言，中国的教室比较容易维持自己的均衡。但也有例外。成都一位小学五年级学生，因为写不出老师要求的千字检讨书，从三十层楼上跳下自杀了。跳楼前，这个可怜的孩子在课本上写了两行字：“老师我做不到。跳楼时我好几次都缩回来了。”这意味着什么呢？据知情人士透露，孩子曾哭着问老师，如果我写不到一千字怎么办呢？老师说，那就去跳楼。孩子所说的“做不到”，也许说的正是他在跳楼前的挣扎和疑虑。但是在最后关头，听话的惯性还是战胜了死亡的恐惧，孩子把自己交付给了未知的黑暗。即使是在这样的极端情形中，听话教育的机制仍然发挥着作用，那个孩子的跳楼行为并不是在逃避，恰恰是在担负他的“听话”义务。只是他还没有辨别能力，并不知道老师说的是气话。他因为不听话而受到惩罚，最终却因为太听话而丧命。当梦魇般的虚拟指令真的被执行的时候，听话教育终于突破了自己的外壳，它崩溃了，露出了自己的原形。

　　在这个悲剧性事件中，最值得思考的不是老师的言语失当、或孩子的生命意识匮乏，而是他们对各自义务的无限担当。老师所承担的义务是把孩子教育好，他希望孩子以听话的方式达成自己的目标，为此他将不惜使用任何手段。每个人在成长过程中，都可能遇到过这样的老师，他采取的任何过度策略，都是“为了你好”。孩子的义务当然是听话。在家里听父母的话，在学校听老师的话，尤其要听老师的话。老师的话具有无可辩驳的正确性和真理性，老师的话即使不对也要听。

　　无论老师的指令显得多么违反常识，孩子都没有勇气去反抗，甚至都可能没有意识到可以反抗，这让事件更显荒谬和沉重。听话教育的失败也正暴露在这里，它极大地侵蚀了受教育者的辨认和选择能力，把他们变成了一段代码、变成外在指令的执行者。他们缺少足够的经历、足够的机会去成长为有着完整人格的、以自我为根本目的的“人”。

　　或许，很多人终生都坐在一间空荡荡的教室里，那不在的老师始终都“在”着，空气中飘荡着训诫。他们不知道自己还可以走出去，就像那个孩子不懂得，他本来可以大声地对老师说，“不”。

　　文/老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