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评:教会孩子大声对老师说“不”

2013年11月08日11:33  北京青年报    

  有一部电影,看过之后一直不舍得删掉,那就是《超脱》。以出演《钢琴师》获得奥斯卡最年轻影帝的布洛迪,在影片中饰演一位老师。他应邀到新奥尔良一所公立学校代课,在体会飓风过后城市荒凉沉寂的同时,也感受着代课老师的辛酸。那所学校被校长称为“垃圾学生收容所”,发育中的孩子们无法无天,动辄言语羞辱老师,甚至向老师脸上吐痰、扇他们耳光。老师如果不想走人,就只能一味忍受。影片中有很多画外音,都是老师在回忆、控诉乃至咆哮。让人感到灰暗的是,影片的结局也并不像《放牛班的春天》那般美好。阴沉的地平线上,一切都在继续,什么也不会改变。    

  《超脱》中的情景,也许只是美国教育的一个特例,是一种放大的版本。假如把它看作一个极端,那么,它的镜像、它的另一极会是什么呢?中国的一位教育工作者,在自己的博客中写到过一个场景。他去一所小学调研,随机走到一间教室门口,看到里面并没有老师在上课,但全班几十个孩子以同一个姿势端端正正坐着,小脸朝向空白的黑板,几乎是目不转睛。他们面前的课本也摆放得不歪不斜,没有一个打开。陪同的老师说,孩子们这是“在自习”。这些听话的孩子,恰好是美国那些极其顽劣的孩子的反面。他们知道有领导来考察,他们严守老师定下的规矩,克制住任何天性冲动,他们做得是那么成功,以至于像是同一块模板拓出的仿制品。以人们的经验看,这样的情景也很极端,同样是对现实的放大,但它的确也让人们看到了“听话教育”的偏颇之处。

  美国学生的自由放任和中国学生的自律与他律,两者并无高下优劣之分。它们是不同文化的产物,有着自身的环境适应性和存在必然性。但是,当两种教育方式各自走向极端的时候,同样会表现出某种神经官能症的征兆。在《超脱》里,是学生权利被无限放大,老师则苦不堪言。而在那间没有老师的中国教室里,则是老师作为一种符号性秩序存在着,他以全能的方式控制一切,孩子们则俨然是被编程的代码,只能传达被允许传达的东西。

  相比较而言,中国的教室比较容易维持自己的均衡。但也有例外。成都一位小学五年级学生,因为写不出老师要求的千字检讨书,从三十层楼上跳下自杀了。跳楼前,这个可怜的孩子在课本上写了两行字:“老师我做不到。跳楼时我好几次都缩回来了。”这意味着什么呢?据知情人士透露,孩子曾哭着问老师,如果我写不到一千字怎么办呢?老师说,那就去跳楼。孩子所说的“做不到”,也许说的正是他在跳楼前的挣扎和疑虑。但是在最后关头,听话的惯性还是战胜了死亡的恐惧,孩子把自己交付给了未知的黑暗。即使是在这样的极端情形中,听话教育的机制仍然发挥着作用,那个孩子的跳楼行为并不是在逃避,恰恰是在担负他的“听话”义务。只是他还没有辨别能力,并不知道老师说的是气话。他因为不听话而受到惩罚,最终却因为太听话而丧命。当梦魇般的虚拟指令真的被执行的时候,听话教育终于突破了自己的外壳,它崩溃了,露出了自己的原形。

  在这个悲剧性事件中,最值得思考的不是老师的言语失当、或孩子的生命意识匮乏,而是他们对各自义务的无限担当。老师所承担的义务是把孩子教育好,他希望孩子以听话的方式达成自己的目标,为此他将不惜使用任何手段。每个人在成长过程中,都可能遇到过这样的老师,他采取的任何过度策略,都是“为了你好”。孩子的义务当然是听话。在家里听父母的话,在学校听老师的话,尤其要听老师的话。老师的话具有无可辩驳的正确性和真理性,老师的话即使不对也要听。

  无论老师的指令显得多么违反常识,孩子都没有勇气去反抗,甚至都可能没有意识到可以反抗,这让事件更显荒谬和沉重。听话教育的失败也正暴露在这里,它极大地侵蚀了受教育者的辨认和选择能力,把他们变成了一段代码、变成外在指令的执行者。他们缺少足够的经历、足够的机会去成长为有着完整人格的、以自我为根本目的的“人”。

  或许,很多人终生都坐在一间空荡荡的教室里,那不在的老师始终都“在”着,空气中飘荡着训诫。他们不知道自己还可以走出去,就像那个孩子不懂得,他本来可以大声地对老师说,“不”。

  文/老猜

分享到:

  特别说明:由于各方面情况的不断调整与变化,新浪网所提供的所有考试信息仅供参考,敬请考生以权威部门公布的正式信息为准。

意见反馈 电话:010-62675178保存  |  打印  |  关闭

高考院校库

(共有2462所高校高招分数线信息)
院校搜索:
高校分数线:
批次控制线:
估分择校:
试题查询:
猜你喜欢

看过本文的人还看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