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山的那边还有个加学村教学点，是‘拆点并校’后乡里仅存的几个教学点之一。”驻村干部郭知涛边说边指着远处的山头，顺着手指的方向，蜿蜒的盘山路转入河谷又爬上来，层层叠叠的梯田挂满山坡，农耕文明在此绵延不绝。

　　加学村位于贵州省黔东南州从江县加鸠乡，地处月亮山腹地，苗族群众世代居住于此。富饶的梯田是村民生产生活的中心，也是当地仅有的经济来源。在这生态良好的大山深处，坐落着地处偏远、条件简陋的苗族村寨，而比村寨更边远落后的是这里的教育。

　　“这是我们学校，有2个老师，3个村的52个孩子在这里上学，做饭、上课、睡觉都在这里。”加学教学点负责人之一的赖志灵说，有24个孩子因为离家远都住在教学点上。

　　加学教学点位于加学村村口，一栋破旧的木楼装着乡村教育的一切。整栋楼因年久失修已经开始倾斜，木楼分两层，一楼大部分是厨房和学生“营养午餐”的就餐区，其余闲置。二楼有5间房，2间是教室，2间是宿舍，还有1间堆放着学生带来的稻谷。

　　所谓的宿舍只不过是铺在地上的“大通铺”，被子是学生自己的，条件极其简陋。2间教室是2个年级、2个班，学生最大的12岁，最小的仅5岁。

　　木楼前面是一块没有硬化的空地，孩子们在这里活动。杂草丛生的空地上，没有任何体育设施，闲散地堆放着村民砍来的木材，加之地面坑洼不平，活动空间变得异常狭小。教学点的窗户大多没了玻璃，只能用油纸挡风遮雨，从外面看上去像打在墙上的“补丁”。空地的不远处是一块菜地，是赖志灵的妻子吴银燕种的，她负责给学生做饭。

　　赖志灵说，因为“拆点并校”，2010年这里就停课了，直到2013年才复课。刚开始什么都没有，就一栋烂房子，不通水电，和村民反复协调后才得以改善。

　　据了解，2001年国家实施针对全国农村中小学[微博]重新布局的教育改革，推行“拆点并校”，很多农村地区的中小学在这一时期被拆并。学生们被集中到一些中心校或城镇学校。由于“拆点并校”问题不断，质疑不断。政策在2010年被教育部转入“暂缓”状态，2012年被正式叫停。

　　2013年复课的加学教学点和很多边远山区的村级教学点一样从“并校时代”走进“后并校时代”：前期因教学条件落后而被叫停，后期又因投入不足而走入困境，发展十分缓慢。

　　“现在虽然条件差，但很多孩子能就近上学，村民们都很高兴。”郭知涛说，不过由于学校拆并太多，农村教学资源缺口太大，很多孩子还是要到离家很远的地方上学，他们上学少则走5、6公里，多则要走10多公里，有的还要跋山涉水。

　　“路太远，安全隐患大，尤其对面山上的秀摆村，距离加学教学点10公里，路上还要过一座独木‘危桥’，下雨涨水特别担心。”谈到这些，赖志灵很是揪心。

　　加学教学点只有小学一、二年级，孩子们“毕业”后要去较远的加努教学点学习，那是一座新建的乡村完小，教学设施和条件较完善。而小学结束后，他们要到更远的加鸠乡念中学，常年奔走在遥远的乡村路上完成义务教育教学是农村孩子的常态。

　　加鸠乡中心小学校长梁启松说，中心校学生共470人，有385人住校，学校师资有限，学生教学管理压力大。老师既要教书，还要管理，还要负责学生“营养午餐”，有时真是“分身乏术”。而过于集中的农村教育教学，使中心校的运行不堪重负。

　　加鸠乡副乡长潘小江说，国家近年来的教育投入很大，但像加学村这样的教学点是否拆并还在讨论，所以没有投入太多，但较大的教师缺口是目前农村教育面临的大难题。

　　郭知涛说，由于农村教育历史欠账太多，类似加学教学点所存在的困难和问题是当前我国农村教育的“通病”，在很多边远山区都很普遍。“后并校时代”给乡村教育带来了发展机遇，但遗留和衍生的问题也十分突出，值得重点关注，乡村教学亟待“点亮”。

　　新华网贵阳1月30日电(记者骆飞、李春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