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之交，许多有识之士开始反思人类百年来的得与失，中国的教育制度、教育观念等自然也在其列。特别是处于大改革时期的中国教育，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之一。教育改革的成败与否，关乎千家万户。绝大多数国人都是中国传统教育体制塑造出来的“成品”，但这些“成品”中的绝大多数又对塑造者心存不满。如“高考”，有谁不爱它，又有谁不怨它？“片追”虽已成为过街老鼠，但学校、家长有谁打过它和真正想打死它？就是在这众多的无奈中，人们在苦苦等待和探求。 中国现行教育制度、教育观念不合理和不完美的一面随着社会的发展越来越显露出来了，而改革的步伐远远没有跟上时代的需要。于是，怨气慢慢在人们的胸中郁积。而韩寒的出现，如同一根导火索，点燃了不少人存积已久的对中国教育现状的怒火。对韩寒的争议，实际上是中国现行的两种价值观和人才观的冲突。借韩寒这件事，人们可以深刻和冷静地思考一些教育实际问题，探讨解决问题的更好方式，以推动当今的教育改革。但这一切需要的是理性而非狂热。不管是“道不同，不相为谋”的批判，也不管是“韩寒是勇敢的斗士”、“中国教育界自命清高的悲哀”的过誉，都是非理性的表现，有百害而无一益。

　　许多报刊、杂志使用了“韩寒现象”这样一个新名词，对一个十七岁中学生的“成功”、“未来”以及中国现行的教育制度、教育观念等问题展开讨论。我认为，韩寒不过是中国近千万普通高中生的极个别者。多门功课不及格而被留级的高中生为数不多，而五门功课不及格却能“出书”的高中生就更是凤毛麟角了。韩寒在写作方面的“成功”既依赖天赋，又靠机遇。假如当初《萌芽》杂志社的编辑不慧眼识才，破例再给他一次机会，韩寒的“天才”可能显露不出来，他也不至于成为新闻人物。由于他并不具有普遍性，从他的身上也很难找到教育的规律，因而不值得如此炒作。

　　韩寒的成长，需要一种宽松的社会环境。像韩寒这样的天才少年，应当以一颗平常心来对待他，既无需捧，也不必贬。

　　唐代著名文学家柳宗元曾经作过《种树郭橐驼传》一文，借种树为喻表达了他的育人思想。郭橐驼善于种树，驰名长安。他所栽的树，无不枝叶茂盛。别人问他栽树的诀窍是什么？他总结了八个字：“顺木之天，以致其性。”在他看来，如果“爱之太深，忧之太勤”，“旦视而暮抚”，甚至“爪其肤以验其生枯，摇其本以观其疏密，而木之性日以离矣”。若此，“虽曰爱之，其实害之；虽曰忧之，其实仇之。”郭橐驼的种树诀窍，对于我们正确对待韩寒这样的“偏才”少年不无启迪意义。

　　从《对话》中韩寒的表现来看，他还是很不成熟的。他尽管有写作的天分和能力，但在“做人”方面还略显稚嫰。他的恃才自傲，他的许多“惊世狂语”，体现的不是才思敏捷而是综合文化素养的缺失。客观而论，韩寒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作家”幼苗，只有不断培土、浇水，来日他才能长成参天大树。当今社会需要这样的“偏才”、“怪才”，以体现人才的多姿多彩。他有其自身的社会存在价值。但我非常担心，“炒作”过热，不仅会使韩寒成为中国当代的“仲永”，更会使中国现行的教育无所适从。韩寒不可能成为中国当代中学生的榜样，中国当代也不需要这样的榜样。

　　有论者认为，韩寒是“中国教育界自命清高的悲哀”。笔者是教育圈内的，决无为中国当代教育护短的意思。近几年来，教育界一直在反思，在做自我批评，“自命清高”从何谈起。中国教育的确有许多不尽人意的地方，有进一步改革的必要。但以韩寒为“中国教育界自命清高的悲哀”的标志，恐怕太孩子气了吧？比尔盖茨的成功与他的辍学没有必然联系，也不可能成为美国教育界自命清高的悲哀。同理，韩寒不愿上大学与中国大学教育没有因果关系，也不可能成为中国教育界自命清高的悲哀。

　　老圃郭橐驼说的好：“旦视而暮抚”，甚至“爪其肤以验其生枯，摇其本以观其疏密，而木之性日以离矣。”“虽曰爱之，其实害之；虽曰忧之，其实仇之。”对韩寒这类“偏才”，我们不妨听从郭老圃的衷告：“顺木之天，以致其性。”(张良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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