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山顶洞人的“磨制”技术

　　课本第3页：“山顶洞人已开始采取磨制和钻孔技术，制造石器、骨器，会制造骨针，把兽皮缝成衣服。”这一表述很容易使人误以为山顶洞人“开始”采用“磨制”技术制造石器。

　　事实上，山顶洞人只会采用磨制技术制造骨器，还不会采用磨制技术制造石器。1975年第12期《文物》发表了一丁先生《从我国一些旧石器文化资料看早期原始社会的发展》的文章，在论述山顶洞人及其文化时指出，“山顶洞人重要的工具是石器和磨制、打制的骨器”。一丁先生还进一步指出：“磨制骨器技术的产生，表示生产工具的重要进步，为磨光石器的出现提供了技术前提。”另外，1976年第3期《考古》杂志发表的《祖国历史的开端》一文节选，也没有指出山顶洞人有磨制石器，仅仅指出：“在骨角器和装饰品上加以磨光、钻挖孔眼，是制作技术方面较重要的突破。”

　　课本对此问题的表述有些模糊，建议进行修改，可改为：“山顶洞人打制石器的技术有了进步，并且出现了磨制的骨器和钻孔技术，会制造骨针，把兽皮缝成衣服。”(河北省邯郸市第四中学张志东)(河南省宁陵县高级中学史从庚)(湖北省洪湖市教研室朱新民)

　　二、“禅让”非真“民主”

　　课本第5～6页指出：“‘禅让’是传说中的部落联盟民主推选首领的制度。”并举尧禅位给舜，舜禅位给禹等为例。这使很多学生误以为“禅让”很“民主”。其实，禅让并非真正的民主。理由有三：

　　首先从禅让的动机来看，取得部落联盟最高首领的地位完全有利可图(尧舜禹之所以很富有，是因为他们都做过最高首领)，因此权力之争当时十分激烈。

　　其次从禅让的全过程看，禅让仅指一种由众多部落首领迫于无奈而共同推举或承认的仪式，或者说是诸部落斗争的结局，在这个过程中，强力实际上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最后从禅位者之间的关系来看，大都出在同一家族，尧舜年老时，都曾要求儿子继位，只是因为各部落首领间利益的不均衡，使二人出于无奈最终没有成功罢了。

　　综上所述，“禅让”制是部落联盟酋长向国家君主过渡的产物，绝没有什么民主可言。建议新课本编订时把禅让制改为：在部落联盟显贵家族内推选首领的一种所谓的“民主”制度。以培养学生透过现象看本质的能力。(山东省金乡一中历史组王峰)(河南省宁陵县高级中学史从庚)

　　三、“播”应是“翻”

　　课本第9页“夏朝人用木制的耒耜等种地播土”。“播土”应为“翻土”，耒耜是用来翻地的农具。(宁夏固原县什字中学樊)

　　四、“最早”之属

　　课本第12页在“夏商历法”一目，曾多年沿用商朝“有了世界上最早的日食、月食记录”的说法，这是极不准确的。尽管1999年的课本改为“甲骨文中有日食、月食记录”，但这一表述似仍欲说明商朝的甲骨文最早记录了日食、月食，终难脱旧说窠臼。据《左传》昭公十七年载：“故《夏书》曰：‘表不集于房，瞽奏鼓，啬夫驰，庶人走。’”是说《夏书》记录了当时发生在房宿位置上的一次日食、不懂得自然规律的人们鸣鼓夺走的景象。这才是迄今所知世界上最早的日食记录，属夏朝天文学成就。(参见郭沫若：《中国史稿》第一册第145～146页)(陕西省商州市大荆中学周永献)

　　五、后人“发展了”前人

　　课本第14页“周朝实行井田制“应为“周朝发展了井田制”。因为，商代甲骨卜辞中，就已出现了大量象征着井字形方块田的文字。商代的井田，由商王和诸侯国君直接占有，也分配给近亲贵族，强迫奴隶集体耕种，说明了在商代农业生产中已采用了井田制。这种制度到西周时，随着宗法制的发展完备而得到进一步发展。(陕西省商州市大荆中学周永献)

　　六、商鞅变法到底是哪一年？

　　课本第23页：“公元前356年，秦孝公任用商鞅，开始变法。”有同学对我说，他们在一些参考资料上看到商鞅变法的时间是公元前359年，问我哪一年是对的，是课本错，还是参考资料错。

　　为了弄清这个问题，我特意查找了有关商鞅变法的史料记载，得出我的看法，我认为用公元前359年作为商鞅变法的开始更恰当。《史记·秦本纪》载：“秦孝公三年(也就是公元前359年)……卫鞅说孝公，变法修刑……孝公善之……卒用商鞅法……居三年，百姓便之，乃拜为左庶长。”可见，商鞅法已在孝公三年时被用，也就是公元前359年。又据《史记·商君列传》载：“孝公三年，既见卫鞅，卫鞅说孝公以强国之术，孝公曰‘善’，以卫鞅为左庶长，民为什伍……。”因此，我更坚信商鞅变法是在孝公三年，即公元前359年。

　　为什么会有公元前356年这一说法，而且还把它编入了课本，我追根索源，原来问题竟出在司马迁先生那里。《史记·秦本纪》载：“孝公三年，……卒用鞅法，百姓苦之。居三年，百姓便之，乃拜为左庶长。”“孝公三年”又居三年，正是公元前356年，这一年商鞅被升为左庶长，课本把商鞅任左庶长以后下的变法令作为商鞅变法的开始，我认为这是不恰当的，商鞅变法开始的标志不应是他是否当左庶长，而应该是秦孝公是否用商鞅法。

　　《史记·商君列传》中却说“孝公曰‘善’，以卫鞅为左庶长，卒定法令”，而商鞅说孝公变法是在“孝公三年”，《史记·秦本纪》中也载“孝公三年”用“商鞅法”。可见，两则史料都说明用商鞅法是在“孝公三年”即公元前359年。只是两则史料中商鞅提升为左庶长的时间记事不一致罢了。

　　所以，我认为商鞅变法的开始，应该以秦国是否实行商鞅法为标志。(云南省会泽一中陈晓微)

　　七、《内经》成书时代

　　课本第32页：“《内经》是战国时期开始编写的著名医书。”而第35页表格又说“战国”编写成《内经》。根据《中学历史手册》中国古代史部分第68页《内经》条：“……它最后基本成书约在战国时期。”建议改为“《内经》是战国时期编写成的著名医书”。(宁夏固原县什字中学樊)

　　八、《甘石星经》之名实

　　课本第35页“春秋战国文化大事一览表”：“甘德、石申著《甘石星经》”。根据《中学历史手册》

　　中国古代史部分第65页《甘石星经》条：“甘德和石申各自在其本国进行天文观测，并且各有著作刊行于世。甘德的著作名为《天文星占》，石申的著作名为《天文》，……把这两部著作合并，并定名为《甘石星经》是出于后来学者之手”。课本第31页也有类似表述。建议将表中文字改为“甘德、石申所著天文学著作，被后人定名为《甘石星经》”。(宁夏固原县什字中学樊)

　　九、不见“地方行政机构”

　　以上文字见课本第39页，是《建立集权和巩固统一的措施》一目中的内容。课本中的这一表述显然不完整，漏掉了“地方的行政机构”。应在后面添上：地方-郡(郡守)-县(县令或县长)。(山东省蒙阴一中宋炳福)

　　十、地图册要与课本插图相符

　　人教版高级中学《中国古代史》地图册第5页，关于“秦始皇巩固统一的措施”货币插图部分的介绍中，秦朝统一货币半两钱印制为；而中学课本《中国古代史》第39页中，秦朝统一货币半两钱插图为，地图册上的图与课本上的不相符。笔者认为，地图册上的图是知识性错误。因为我国古代金属货币中，印制的文字顺序应从右向左识读，所以课本中的图是正确的，地图册上是错误的，建议再版时予以更正。(山东省庆云县第一中学陈吉柱)

　　十一、“攻打”不能促经济

　　课本第40页：“派兵攻打越族，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攻打”不可能促进而只会破坏经济发展。根据课本第64页，越族地区经济发展的原因是：(1)秦设三郡，社会安定；(2)从中原移民50万；(3)中原的铁器和先进生产技术传入。(宁夏固原县什字中学樊)

　　十二、王莽的“大钱”

　　课本第52页关于王莽改革币制的叙述中说：“原来通行五铢钱，王莽发行大钱，每个大钱不到五铢钱两个半重，却要当五铢钱50个用。”对王莽币制改革的这种叙述是极不准确的。课本上显然以为王莽的大钱仅指“大泉五十”，这是失误一。王莽在位15年，共进行了四次币制改革，货币品种达20多种，可以说大多数是大钱，如错刀五千、契刀五百、大泉五十、状泉四十、中泉三十、幼泉二十、幺泉一十、大布黄千、次布九百、第布八百、状布七百、中布六百、差布五百、序布四百、幼布二百、幺布二百、小布一百、货布等。那么称得上“小钱”的只有小泉直一、货泉、布泉几种了。而以上莽币都用不等价交换的手段来搜刮民财。如小布一百，重只有十五铢，相当于三个五铢钱，却要当一百个五铢钱使用。

　　另外，课本上说“每个大钱不到五铢钱两个半重”，此失误二。就以课本上认为的大钱即“大泉五十”而言，“大泉五十”发行始于新莽建国二年(公元10年)，法重十二铢，即五铢钱的两个半重。然而事实上，由于“大泉五十”流通时间长、地区广，仅早期按法定重量铸造，后期明显减轻，且豪强地主趁机纷纷盗铸，私制的“大泉五十”更加轻薄，有的连五铢钱的一半重量都没有。

　　正由于王莽多次改革币制，种类繁杂，换算极不合理、币制混乱不堪，造成“农商失业，食货俱废，民人至涕泣于市道”的悲惨景象，社会矛盾大大激化，终于导致了王莽新朝迅速覆亡。(甘肃省庄浪县南湖中学崔克宏)

　　十三、“首领”单于

　　课本第58页：“匈奴贵族在首领单于的带领下”。“首领单于”属同义重复，在历史课本中尤为多余，当删去“首领”。(宁夏固原县什字中学樊)(山东省蒙阴一中宋炳福)

　　十四、建议

　　课本第58～64页，《秦汉时期我国少数民族》一章，不但把“中外关系”杂入其中，而且用《东汉和大秦的友好往来》整目介绍，显然不太妥当。笔者认为把该目编入《中外经济文化交流和秦汉文化的世界影响》一目更为恰当。(陕西省商州市大荆中学周永献)

　　十五、关于第8章《秦汉时期我国少数民族》

　　课本将“丝绸之路”、“东汉和大秦的友好往来”两个知识点安置在同一章即第8章颇值得考虑。因为安息和大秦都不是我国古代的少数民族。据《史记·大宛列传》记载：“安息，在大月氏西可数千里……其西则条支，北有奄蔡、黎轩。”安息即今伊朗一带的古国，条支在今阿拉伯半岛，奄蔡在里海东北角，黎轩又名黎革建、大秦，就是古罗马帝国。显然，丝绸之路通安息、转大秦，东汉与大秦的友好往来应属于秦汉时期对外关系史的内容，列入本章颇失妥当。

　　更有甚者，在本章第63页的民族关系表中，竟然将大秦与匈奴、越族等堂而皇之地并列。

　　若不将上述两个知识点放在本章叙述，则须另辟一章来专门讲解。但这两个知识点内容较少，不足以另开一章；同时这两个知识点又与《秦汉时期我国少数民族》中的有关内容联系十分紧密，另开一章则难免“两记则失于重复，偏举则病于不周”(刘勰《文心雕龙·史传》)。另外，在第9章《秦汉文化》中又记述了秦汉与朝鲜、日本交往的知识点，它们和丝绸之路、秦汉与大秦的友好交往这两个知识点一样，属于秦汉时期的对外关系史的内容。这样，秦汉时期的对外关系史被编写入8、9两章之中，课本对史实的铨配也完全失当，使得“一事分见数传，纵有利于史氏叙事，辄令读者目眩，茫然若失”(华真《中国太史司马迁》第107页，转引自汪荣祖《史传通说·铨配第十八》)。

　　较为妥当的解决办法是将第8章的标题改为《秦汉时期我国的民族关系与对外关系》，把秦汉与安息、大秦、朝鲜及日本的友好交往一并载入，即在原有第8章知识的后面加上一小节秦汉与朝鲜、日本的交往，并将课本第63页的表格改写成相应的状态(见附表)。

　　第63页的表格中除了将大秦列入我国少数民族这一失误外，还有三处可以商榷。

　　1 .将西域列入我国古代民族一栏中似不太妥当。据《汉书·西城传》载：“西域……东西六千余里，南北千余里。东则接汉以玉门、阳关，西则限以葱岭。”可见西域指我国古代的甘肃玉门关、阳关以西、葱岭以东、新疆天山南北一带地区，是一个地名，而不是一个少数民族的名称。应将表中的“西域”改为“西域少数民族”或“西域各族”(见附表)。

　　2.西汉与匈奴的大事栏中载：“公元前200年，白登之围，汉武帝对匈奴的三次大规模战役。”其中在“白登之围”与“汉武帝对匈奴的三次大规模战役”之间用逗号隔开不太适合。因为白登之围与武帝对匈奴用兵是两件大事，参照第63页表中其他大事的编写情况，不难发现两件大事之间一般用句号或分号。因此，宜改为句号或分号(见附表)。

　　同样在西汉与西域的大事栏中的“张骞两次出使西域”与“公元前60年，西汉置西域都护”之间，大秦与东汉的大事栏中的“甘英出使大秦，抵达波斯湾”与“公元166年，大秦王安敦派使臣从海道来中国”之间，皆不应用逗号，宜改成句号或分号(见附表)。

　　3 .东汉与西域的大事栏内有“东汉政府重新设置西域都护”这个知识点，但这一知识点于正文里缺少相应的记述，使教师在教学中不易处理。似应在正文部分据“和帝永元元年，大将军窦宪大破匈奴；二年窦固遣副校尉阎将二千骑掩击伊吾，破之；三年，班超遂定西域。因以超为都护，居龟兹……”(《后汉书·西域列传》)等史料添加有关内容，将东汉重建西域都护这件大事真正地描述出来。

　　4 .第63页：“大秦安敦王朝派使臣从海道来中国，把象牙等礼物送给汉桓帝。这一史实，记载在我国的《后汉书》里。”但据《后汉书·西域列传》载：“至桓帝延熹九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犀角、玳瑁。”记在《后汉书》里的史实是“大秦王安敦”而不是“大秦安敦王朝”遣使来我国。并且以我的有限的观察，在我国古代的文献中都未有载“大秦安敦王朝”的；就是近人的著述，也多见“大秦王安敦”的说法。因而，似应写成“大秦王安敦”为宜。

　　时代

　　大事

　　民族、国家秦西汉东汉

　　民族关系匈奴派大将蒙恬夺回河套。

　　修筑万里长城，加强防御。公元前200年，白登之围。

　　汉武帝对匈奴的三次大规模战役。公元73年窦固出击匈奴；公元89年窦宪大败北匈奴；东汉初年南匈奴迁居中原。

　　西域少数民族公元前138年、前119年，张骞两次出使西域；

　　公元前60年，西汉设置西域都护。公元73年班超出使西域；东汉政府重新设置西域都护。

　　越族设桂林等郡。　　

　　西南少数民族汉武帝建立郡县。

　　对外关系安息中国的丝和丝织品通过“丝绸之路”运到安息。

　　大秦中国的丝和丝织品通过“丝绸之路”，转运到大秦。公元97年，甘英出使大秦，抵达波斯湾；

　　公元166年，大秦王安敦遣使从海道来中国。

　　朝鲜　　铸铜、制漆工艺传入朝鲜，朝鲜人开始使用汉字。

　　朝鲜的名马等特产运到中国。

　　日本传说有移民到日本。日本有30多小国与汉来往。光武赐“汉委奴国王”金印。铸铜、制铁技术传入日本。(江苏省淮阴县淮海中学周凯)(江苏省蒙阴一中宋炳福)(山东省聊城一中张凌琬)

　　十六、张骞之使命有二

　　课本第60页：“为了联络大月氏夹击匈奴，解除匈奴对西汉的威胁，张骞先后两次奉汉武帝之命，出使西域。”根据《中学历史手册》中国古代史部分第136页：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目的是劝乌孙回河西故地，与汉共同抵抗匈奴，并加强与西域各国联系。可见张骞两次出使西域的目的不完全相同。(宁夏固原县什字中学樊)

　　十七、“萝”非“罗”

　　课本第61页：“胡罗卜”，应为“胡萝卜”。(宁夏固原县什字中学樊)

　　十八、“几个世纪”？

　　课本第66页：“几个世纪后，造纸术传到朝鲜、日本、印度和阿拉伯。”用“几个世纪后”所表述的时间笼统模糊。根据《小学历史教师手册》第113页“四大发明”条：唐朝时，造纸术开始外传朝鲜、日本、阿拉伯和欧洲等地。建议改为“唐朝时”。(宁夏固原县什字中学樊)

　　十九、“勾股定理”并非“我国”最早提出

　　课本第67页有这样一段话：“编写于公元前一世纪以前的《周髀算经》，记录了我国古代早期的一些数学成果。书中提到，西周初年商高讲过‘勾三股四弦五’。这是勾股定理的特例。它说明我国早在3000年以前，就提出了勾股定理，比西方早500年。”对于这段话，我实在不敢苟同。对于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评论，我们只能从客观事实出发，如实地反映历史，不能凭个人好恶去篡改歪曲历史，一褒一贬应务求公允。勾股定理反映的是所有直角三角形都具有的本质特征，勾三股四弦五显然是它的一个特例，但对于一个特例的认识绝对不是提出了定理本身。定理与特例之间的关系也就是一般与个别的关系：一般存在于个别之中，个别之中有一般。我们只有对一个个特殊的事物进行分析综合，抽象出它们最本质的特征，上升为理论，这才算是定理，所以说定理是对所有同类事物而言的。勾三股四弦五是勾股定理的一个特例，它只能说明在勾三股四的情况下弦必然是五，但它不是勾股定理本身，不能说明所有的直角三角形都必然是勾三股四弦五。综上所述，勾三股四弦五和勾股定理是两回事，我们不能等同视之，勾三股四弦五的提出及人们对其他直角三角形的研究和认识的加深会促使人们最终提出勾股定理。据史可查，世界上最早提出勾股定理的是古希腊数学家毕达哥拉斯(约公元前580～前500年)。(河南省舞阳县第二高级中学张国甫)

　　二十、“名从主人”好

　　课本第67页《张衡和地动仪》包含两件事：创制浑天仪和地动仪。二者都是了不起的科学成就，因而这一目中仅有“地动仪”，就难免有“以偏概全”之讥了。考虑到张衡在中国和世界科学史上的崇高地位，这一目的名称可否改为《科学家张衡》？(黑龙江省富裕县第一中学刘则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