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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钱文”·“年号钱”·“大顺通宝” 课本第182～183页：《清军入关和农民军的失败》一目下，有两幅图片。 其中，在“大顺通宝”图片下注：“大西政权使用的铜钱大顺通宝。”这样的安排和这样的文字解释，使部分教师产生误解。其一，认为这是张献忠“大西”政权使用过的，但却是李自成“大顺”政权铸造。其二，干脆认为课本注解错了，应改为“大顺政权使用的铜钱大顺通宝”。因为与课本配套的《教师教学用书》在第259页上明明写着：“结合讲解，可指导学生观看教材中的图画《湖北九宫山李自成陵墓》和《大顺政权使用的铜钱大顺通宝》。”实际上，这里的“大顺”当然是年号，而非政权名称。 说到这里，笔者认为有必要对我国的铸币历史，特别是铸币上的文字即“钱文”作一简单介绍。我国最早的铸币是商代晚期铸造的铜贝。春秋战国时期，铸币已非常流行。各诸侯国都可自行铸币，所以铸币种类较多，形态、单位都不统一。这些铸币的共同特点是都有“钱文”，钱文所铸或是铸币的产地，如铲币、燕国的刀币和爰金；或是铸币的面值或重量，如秦国的圆形方孔钱；齐国的刀币则铸有“齐法化”钱文，“法”有制造标准的意思，“化”即货字简体，“法化”即“法货”，也就是标准货币。 秦统一中国后，废除了各国的货币，以圆形方孔钱为统一货币，通行全国(当时铜钱称为下币，黄金则称为上币)。铜钱的正面铸有“半两”二字，即每枚重为当时的半两(即十二铢)，故称“半两钱”。由于当时地方私造铸币的现象时有发生，所以，秦朝的半两钱大小轻重并不完全相同，但铜钱的形状则固定下来，一直延续到清末。 汉初，法定货币还是黄金和铜钱。铜钱继续沿用半两钱，但嫌旧钱笨重不便，改铸轻钱。如吕后二年(公元前186年)铸的半两钱重八铢，称“八铢半两”；文帝五年(公元前175年)铸的半两钱重四铢，称“四铢半两”。此时，民间私铸铜钱重量更轻，有的不到一铢。但不管钱的重量怎样变化，却始终用“半两”作钱文。汉武帝时，为加强中央集权，将铸币权收归中央，禁止民间铸钱，并于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罢半两钱，行五铢钱”。钱的重量和钱文都是五铢，故称“五铢钱”。此后，到隋末唐初700多年间，各个朝代均铸五铢钱(王莽统治时期曾多次进行币制改革，使币制非常混乱)，但其重量大小则不一。魏晋南北朝时期，有的朝代开始在钱文中加上年号，如三国蜀的“直百五铢”、北魏“太和五铢”等。这是以后各代通用的“年号钱”的先驱。 唐武德四年(621年)高祖下诏铸“开元通宝”钱。“开元”即开国之意，“通宝”即流通的宝货。其中不包含货币的重量，与秦半两钱和汉五铢钱相比，显然是改变了以重量为币名的传统。以后，“通宝”这个名称为历代所沿用，常在通宝(或元宝、重宝等)二字前冠以年号、朝代或国名。唐高宗乾封元年(666年)，铸乾封泉宝，这是以年号名钱的开始，但不到一年就被废止。后来，唐及五代十国时期，都出现过以年号命名的钱，但并不稳定。宋朝是我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空前繁荣时期，货币需求量猛增，钱币大大增加。此时“年号钱”也基本稳定。“年号钱”就是以皇帝的年号为名而铸的一种钱。如宋的“绍熙元宝”、“崇宁通宝”。以后朝代基本沿用。如明的“洪武通宝”、“万历通宝”；清的“康熙通宝”、“乾隆通宝”等。从以上铸币的变化中我们可以看出，我国古代铸币上“钱文”的内容，有一个从产地、面值或重量到年号的变化过程，而且，封建社会后期“年号钱”基本成为一种定式(金银币除外)。明白了这一点，“大顺通宝”中的“大顺”是张献忠“大西”政权的“年号”就不难理解了。一句话，“大顺通宝”乃是对历史上“年号钱”合乎规律的继承和发展。历史上，我国农民起义军早就有铸造货币的历史。如东汉末巴蜀天师道五斗米之徒铸造的“太平百钱”；北宋初期王小波、李顺领导的农民军铸造的“应运通宝”；元末韩林儿领导的起义军铸造的“龙凤通宝”。其中“应运”、“龙凤”都是年号。明末农民起义中，李自成领导的农民军于1643年占领西安，第二年初建立政权，国号大顺，改元“永昌”，并铸造“永昌通宝”。张献忠领导的农民军于1644年进入四川，攻克成都，在成都建立政权，国号大西，改元“大顺”，并铸造了“大顺通宝”。这里，大西政权的年号正巧与大顺政权的名称相同，所以才导致课本或《教师教学用书》编写者发生含混，使部分教师产生了误解。(北京市通州区教师进修学校张启凤)(安徽省太和教委教研室于思德)(安徽省太和税镇黄庙职中杨少哲) 21.李贽的族别课本第192页：“李贽，号卓吾，福建泉州人，回族。”我认为将李贽的族别定为回族不妥。理由如下：新中国成立以来，先后发现的《凤池林李宗谱》残卷和《清源林李宗谱草创卷之三·历年表》及宗谱抄录残页，是研讨李贽族别的权威资料。据此确认：一，李贽先祖原姓林，始祖林闾，本为光州固始(现河南辉县)人，元末移居福建泉州。自明成祖永乐二十年(公元1422年)，三世叔祖林广齐因避祸改李姓后，林氏相继改姓。二，李贽先祖中，确实有人与伊斯兰教有一定关系，甚至有接受伊斯兰教信仰的事实，但无一证据能说明林李氏为回族。 清源宗谱记载：“夷人”“敬公德行，不敢有犯”。说的是1362年，泉州先生那兀纳领导的回变。宗谱称回族为“夷人”，林闾很可能与伊斯兰教有一定关系，但肯定不是伊教徒，更非回族。认清林闾族别，是确定林李氏及李贽本人族别的关键。凤池宗谱记载：李贽二世祖林驽“娶色目女”，“遂从其教，受戒清净寺教门”。 甚至还将其父母的合葬墓式“用回制”。他本人死后，就葬在泉州东门外仁凤乡的伊斯兰教墓地。显然，李贽的二世祖娶色目女子为妻，还接受伊斯兰教，但他本人并非回族。李贽二世祖母虽为色目人，但不能断定她本人一定就是回族。元朝称畏兀儿(维吾儿)、回回(回族)、西夏人为色目人，意为色目相异之人。假定她确为回族，也不足以改变整个林李氏家族的族别。元明之际，是我国民族融合进程加剧的重要时期，各族的互通婚姻是很正常的现象。 如果某一个汉族家族，在历时一个多世纪的七八代成员中，因为曾娶过个别回族妻子，就可使这个家族的后代成员成为回族，那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反之，如果在同样的回族家族中，也曾有过个别汉族妻子，其后代是汉族吗? 族别在实质上讲是不同民族的种族区别。伊斯兰教是多种民族信奉的宗教。回族一般都信奉伊斯兰教，但伊斯兰教徒却不尽是回族。在我国，汉族群众接受伊斯兰教的现象并不罕见，但接受伊斯兰教的汉族成员却不会因宗教信仰而改变其族别。(甘肃省临洮中学马忠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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