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朝旺答问录

　　(以下《新周刊》记者简称“新”，李朝旺简称“李”)

　　新：在1985年决定生产高档生活用纸时，国人对“纸巾”的概念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当时抱了冒险的态度吗?

　　李：当时没有想得很细，不像现在做事正反每个方面都会考虑周全，研究这么深，不过在实际操作中我们还是做了周密的工作。1985年之前我就一直帮上海利民造纸厂做代销，我发现并不是想象中的什么低档产品才有市场的概念，其实冷静分析一下，市场需求是多种多样的，高低档都有需求，所以我决定做高档生活用纸，实践证明是对的。

　　新：我记得最早习惯用纸巾的广东地区一开始是接受Tempo这个外国品牌，同样是高档品，你们产品凭借什么在发展初期就打倒洋品牌呢?

　　李：价格优势。Tempo实际上在中国市场很少，大多由香港带过来，而且价格贵，这对我们是个机会，实际Tempo并没有填补这个市场，这时有个空档，我们上来，做出来的产品品质和Tempo差不多，但价格却比他低，当然这是相对地低，在当时普遍卖一毛多一包的纸巾时我们卖两毛多已经算贵，但贵不过Tempo，我们用价格优势打倒了它。

　　新：珠三角很多企业都是抓住机遇就上来了，加上国家政策也有所倾斜，但现在机遇越来越少，政策也无优惠可言，在同一起跑线上，维达还有那么大的优势吗?

　　李：我想所有的企业家都在考虑这个问题，我们企业发展了十多年，虽然经历了不同阶段，但政策、机遇确实也造成我们很快成长起来，这也帮助我们完成了原始积累，上了一个台阶，再下一步怎么走的确值得好好考虑，我想未来的竞争才是真正的竞争，以前是抓住机遇的竞争，谁抓住机遇谁就发展了。

　　说到原始积累后的下一步工作，实际上前两年我们已经开始着手，首先我觉得人才是个关键，要多培养人才，企业在不断发展，源于不断需要人才，而且像我这样跑了十多年的运动员也该停下来了。

　　另外，卫生用纸有一个运输成本的问题，这一块不算小，国内企业稍微不成规模的很难克服这一点，但必须想到外企一旦全面进入中国市场，我们的压力会很大，所以我们提前在上海、湖北、北京开了三家工厂，刚好抓住了前几年低成本扩张的机会，这样很好地克服了运输成本的问题。

　　新：刚才在展览室，看到出了很多新的品牌名：花之韵、果园飘香之类，“维达vinda”的字样退到了一个极次要极小的位置，以后是走多品牌结构的路吗?李：我们也在考虑这个问题，在发展过程中，市场需求、消费者需求有很多种，如果我们坚持用一个品牌很难让消费者体会产品的特性，所以我们会用一些附着品牌去适应不同市场需求，否则会太乱，没有目标市场只会失去整个市场。新：在品牌推广的广告投入上是如何计划的?我注意到维达在媒体的广告投入不多。

　　李：原始积累已经完成，广告投入在不同时期采用的方法不同，不同媒体针对的消费者的不同，有的可能不被注意，其实我们每年广告投入都不少，没有减只有加。

　　报纸上的形象广告多，产品广告少一些，对体育赛事的赞助效果很好，它面向的范围宽泛，而且不单单是我们收到效果，对社会贡献也大。

　　新：和麦当劳一类企业的合作对维达而言除了意味着生产量扩大，还有些什么体会?

　　李：表面上好像是除了产量没什么帮助，实际上和他们合作的过程中，我感觉他们在品质控制方面非常严格，对卫生的把关也一丝不苟，麦当劳自己也是供应商，他们对我们供应的要求可以让我们从中学到很多，这种管理推广到我们的品牌建设中，是一件很好的事。

　　新：维达无疑是先人一步，先人一步带来的优势是什么?

　　李：我们做了15年，没有浪费我们的资源，没有这个品牌企业不可能从地方做到全国，品牌的回报已经慢慢看得出来，我们在全国有四家工厂，现在同行的任何一家厂都不能像我们这样做全国性的物资配送，他们做的成本会很高，也许以后可以做到，但领先的意义是不同的。

　　另外，在高档卫生纸行业，我们培养了一班上上下下的人才，人才的培养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国际企业进驻中国也会花费大量资金用于人员培训上，他们的一个总经理收入可能相当于100个员工的工资。

　　新：下一步还考虑扩大生产规模吗?

　　李：我们的规模到去年是年产6.5万吨，足够了，短期两三年不会考虑扩大规模，目前我考虑如何进一步提高产品品质，满足消费者的更高需求。

　　新：宝洁在生产Tempo，美国金佰利也已经进入中国，生产一种“舒洁”品牌的生活用纸，这实际上是一个信号，当大量外资涌入，维达如何再保持优势呢?会有压力吗?

　　李：肯定会有压力，但这是好事，以前没有强的竞争，对整个行业有影响，外资涌入后，尤其可能是全球行业的老大老二老三进来，以后的竞争绝不是一般性的，到时会很残酷。但我觉得不要悲观，我们也发展了这么多年，和他们有可能强强联合，这实际上是一个方向，不必想一些很惨烈的局面。

　　新：你理想中的联合方式是怎样的?

　　李：用他们的优势弥补我们的劣势，双方互补，招一个在某一方面强的企业做我们的股东。

　　新：会考虑让外资超过一半地控股维达吗?像乐百氏和娃哈哈。

　　李：如果你前两年问我这个问题，我会说“不干”，但形势在变，经济一体化后，民族品牌这个概念已经变化，经济上的事没必要从政治上考虑，我们应该多考虑资源共享、利益共享。

　　新：外资的涌入可能也会带来人才流失的问题，外资在福利方面的诱惑是很大的。

　　李：如果从经济上量化，我们肯定是失败者，但从感情上我们是胜利者，中国人的传统是讲感情，像北方人讲义气，我相信钱不是唯一的衡量标准，大多数的人不会把钱放到至上的位置，而是更注重事业，在一个地方做了什么项目、做了一番什么事业这是最令人骄傲的。我觉得年轻人给予他发展空间，好过给他金钱，外企大部分已是一部运转有序的机器，给你的空间无非是某一个部门的某一方面工作，不可能像我们这样一个上升的企业空间很大，所以我不怕。

　　新：在高层中如何平衡经济利益呢?

　　李：我是看得很开的，作为老板，不要把钱看得太重，这就很好解决了，我总认为钱够用就行了，不用太多，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最好大家从上下属变成partner，这是最好的。

　　新：很多像你这样的创业者在企业转型时都在考虑自己的身份界定，你呢?

　　李：珠三角成就了一批能抓住机会的企业家，但中国没有形成企业家市场，没有完整的企业家概念，无非是成功了的人，为什么界定这么难?创业时我们的业绩每年在double上去，这几年用很多力都达不到自己的要求，为什么?大家都一样了，所以做企业家的必须提升、必须充电，我来不及充电就先革自己的命，这是最简单、最快捷的方法，像搞运动，不可能运动员裁判员都是你，那肯定你是第一，我选择做裁判员——做一个企业的所有人而不是经营者。

　　新：题外的一个问题，你是地道新会人吗?

　　李：这算把老底兜给你了，我是地道新会人，外面的人以为我是山东人，因为个子大，经常有山东人拍着我的肩说：“哎！老乡！”(文—周桦 图—严志刚/新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