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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三大新闻周刊中的《时代》周刊和《新闻周刊》里，亚洲面孔正频繁出现，而且动不动就有一个篇幅很大的封面专题。另一些西方主流媒体包括法新社、美联社、路透社等世界性通讯社以及《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基本上每一媒体每日平均有1-2篇中国报道。 因为时代的变化和互联网革命，亚洲也在相应地变化，但西方媒体更乐意把种种变化归结为“西化”的结果。号称“新闻自由”的《时代》周刊们，无一不戴着自身的价值观和历史的陈见的有色眼镜来报道亚洲，亚洲国家的时事政治事件经常不同程度上遭遇与真实不符的主观曲解和客观误读。对于亚洲新生代的新思维、新生活方式甚至新打扮，西方媒体所给予的关注却表现出超乎寻常的热情与喜悦。在这一点上，其敏感程度丝毫不亚于对亚洲国家时政新闻的触觉。 为亚洲新人类画像
 今年7月19日出版的《新闻周刊》特刊名为“新亚洲”。封面是两个染着红发、戴着墨镜、一脸酷相的亚洲女郎，文字注解是“年轻、酷、自信，亚洲新生代领导着一场静悄悄的革命”。 《亚洲大激荡》、《来自互联网的解放运动》、《反叛的年轻人》等文章标题描述着西方传媒眼里的亚洲新景象。对于互联网和电信的普及对亚洲新生代思维观念的更新与推动，他们坚信不疑，并对此寄予厚望。而东京的主妇越洋购物团，北京中关村的硅谷产品，新加坡街头更新换代的电脑，加尔各答接驳电话线的工人，打手机的古装戏演员，都会让他们想入非非。在一张酒吧金发男女的照片底下，文字说明是：他们对MTV的了解胜过对自己的文化。 今天的西方传媒意识到，经济和文化上的渗透甚至比政治上的施压更能影响和左右亚洲新生代。台湾的宏电脑生产线直通欧美市场，《新闻周刊》对此的评价是“新战场：这是经济，而非政治”。电脑市场、电影市场及其它消费领域西方产品的绝对主流地位，固然可以使西方的东西在亚洲大行其道；另一方面，西方更指望亚洲新生代在消费西方产品的同时，消费西方的消费文化。 《新闻周刊》为亚洲的新生代画了一个像：《怎样彻底酷起来?》。于是我们看见一个妙龄女子，头发染得红白黑相间，颈戴项圈，鼻串鼻环，耳挂耳环，低胸上贴着hello kitty，腕挂念珠，脚踏新式滑板车，腰悬玩具似的手机，身穿黑色背心和多袋工装裤，“悠悠”(一种会自动回转的扯线玩具)和戒指在手，足下松糕鞋——汇成了《新闻周刊》版的亚洲新人类形象。 但亚洲的新生代们自己知道，所有这些都是会换季的时尚玩意，这样的形象太表面化，太猎奇，并不能代表和反映主流的真实的亚洲新生代。 妖魔化政治 CNN创建人特纳的至理名言为：传媒的首要任务就是传递坏消息。 原新华社高级记者、现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主任李希光写了三本书，《中国有多坏》、《妖魔化中国的背后》、《妖魔化与媒体轰炸》。他揭露了在香港回归、人权问题、台湾问题、西藏问题、日本问题、中国威胁论、美国轰炸我国驻南大使馆等事件的报道上，西方主流媒体推行新闻霸权的真实面目。为了妖魔化中国，使用的新闻手段有悖于基本的新闻法则和职业道德。 在《中国有多坏》一书中，李希光详述了西方传媒“妖魔化”中国的手段——以思想和道德警察自居；以“人权”为中心；把中国当成一个敌人来塑造；好莱坞电影的模式把中国简单化；来势凶猛，用战争狂人的胡言乱语情绪化中国报道；大胆运用谎言、使用诱导性和暗示性的语言；有意忽视或根本不去报道妨碍“妖魔化中国”的事件的报道；广告与新闻配合，违背新闻的职业道德，搞政治性有偿新闻；模糊的新闻来源；通过加背景，误导舆论；双重标准等等。 今年7月20日至9月1日，《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美联社、路透社和CNN、BBC等西方主流媒体共发表了149篇有关中国的报道，其中人权(西藏、法轮功、六四等)46篇、中美政治贸易关系36篇、中国政治、经济与社会报道25篇、台湾22篇、其它(李文和、香港、自然灾害等)20篇。 早在美苏为首的冷战时期，“美国之音”就与西方一些国家的媒体机构共同制定了一份宣传提纲。这份提纲把反对共产党执政和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战略目标具体化为八条： 一，宣传西方生活方式；二，宣传社会主义是一种力图为统治世界而发动战争的侵略势力；三，宣传社会主义社会是一种“极权主义”的社会，没有：“人权”，没有发挥个性的可能性；四，煽动社会主义国家的民族情绪和宗教狂热；五，动摇听众对共产党的信任；六，报道社会主义国家存在的困难，并把这些困难解释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是不可避免和无法消除的；七，宣讲改良主义，抵制马克思主义，宣讲社会主义必然向资本主义演变；八，将资本主义与时代精神、自由民主相等同。这个提纲一直是西方主要国家对前苏联和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宣传提纲。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后，它们又成为西方主要国家对我国受众进行宣传的基本内容。 在今天的西方媒体眼中，中国仍然是一个神秘的、复杂的、动荡的、不稳定的和带有强烈扩张意识的大国。这种误读出来的讯息由《时代》周刊们不断膨胀的民族自我中心观念、西方利益、选择性报道和对中国缺乏深入了解造成。 它所导致的后果是，美国哈瑞斯民意测验(HarrisPoll)表明：在被调查的18个国家中，美国人认为中国人是朋友的比例最低。把中国看作“亲密盟友”的只有3%，把中国看作朋友的只有24%；27%的人把中国看作敌人，这一比例几乎比排在第二位的俄罗斯高一倍，14%的人把俄罗斯看作敌人。美国公众对美国媒体的信任率一般高达85%以上，中国被树立为假想敌。 中国国庆50周年的“十·一”当天，新华社外发的100多篇英文稿件只有几篇被外电采用，大部分西方媒体还是采用了美联社和法新社的稿子。一位美国记者曾坦言，如果他们不报道那些有国际影响的持不同政见人的事或西藏问题，他们的稿件就上不了版面，就会丢饭碗。 不仅对中国，妖魔化政治是西方传媒对亚洲的一贯伎俩。在1999年7月19日出版的《时代》周刊上，封面专题就是《新加坡在摇晃》，按语是“亚洲保姆国家能放弃它们的独裁之路吗?”再往前溯，1998年10月5日出版的《时代》周刊封面专题是《没有安瓦尔的马来西亚》，按语是“马哈蒂尔葬送了改革精神?” 马来西亚首相拿督斯里马哈迪曾经抨击西方媒体乱报道马来西亚种族和谐表面化，内里暗流汹涌，随时爆发冲突。他以媒体大亨收购媒体为例指出，他们收购媒体及控制新闻，结果全世界的新闻报道都大同小异，令人觉得沉闷。6月15日，朝韩首脑峰会签署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共同宣言》，金正日给西方媒体洗了一回脑，表现出领袖魅力的他完全不同于被西方丑化的那个“酒鬼”、“花花公子”和“神经质的独裁者”。 “青睐”新生代 与妖魔化政治相反，对于亚洲新生代及其偶像和代言人，西方传媒乐于同化和美化。它们报道最多的是两种亚洲年轻人，一是演艺界名人，二是受过西方教育或影响较深的创业者。 今年10月23日出版的《时代》周刊以“中国的年轻人”为标题刊载了一组系列文章。电影演员章子怡、花儿乐队、导演张扬、《MTV天籁村》节目主持人李霞等国内娱乐圈中的新生代们名列其中，称李霞为“影像时代的明星”。 在此之前，《时代》周刊还报道过中国李小龙、成龙、张曼玉、王菲、张艾嘉、巩俐、李连杰、周润发等亚洲明星。西方传媒的讨巧在于，它们试图通过对“典型人物”的采访报道来“概括”和“掩饰”它们对亚洲年轻人基本层面的缺乏了解，并以此总结引导出向西方接近的价值观。 《亚洲人，回家》是《新闻周刊》一篇讲述今年以来受过西方高等教育的亚洲年轻人回到各自祖国创业的文章。无论他们如何报效国家，西方传媒都相信他们必会把来自西方的收获带回家。 全球化误读 第一家肯德基中国分店在北京开业时，西方传媒蜂拥而至。在它们看来，肯德基不仅是一家快餐连锁店那么简单，而是美国文化。现在，中国人接受了肯德基和麦当劳以及更多，但中国还是中国文化。 有人说在国外总被人家误认为日本人韩国人，就是没人把他当中国人，都是张艺谋的旧题材影片惹的祸。章子怡在柏林参加影展期间，看了《我的父亲母亲》的西方记者都爱问：“中国是不是全是农村，是不是都睡土炕?”张艺谋说过：我对外国人并不了解，从来就不知道他们喜欢什么。 对文艺作品在国际获奖在国内则遇到麻烦的题材，是美国媒体最喜欢的主题之一。7月15日《纽约时报》说“中国因为一部电影把导演悬挂起来”，报道在法国戛纳电影节获大奖的《鬼子来了》导演姜文的电影在中国受到检查部门的刁难。虽然姜文电影一事当时并未有任何结论，但美国媒体却尽力渲染其中的麻烦，这是美国媒体对中国文化意识形态领域的“特殊关照。” 西方传媒对中国及亚洲的误读无所不在。它们是以西方的眼光命名它们在亚洲所见所闻的一切。除了经济全球化，它们还热切地期望着文化全球化——也就是西方化。它们总是很高兴在亚洲新生代的身上看到西方世界的标记。(何树青/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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