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选自《施焕中医生》的博客，点击查看博客原文

　　我的第一次留学生活开始于1994年5月，为了赶在5月份出国，那年还提前进行硕士学位论文答辩。

　　关于出国留学的事情，这是我早在读大学的时候就定好了的目标。这一目标的确定就如同读中专时定下一定要上大学一样。在读大学时立下的另一个壮志就是结婚后要生养两个孩子。我从来就没有怀疑过我实现这两个目标的能力，而且我一开始就头脑清醒地意识到如何行动才能如梦以偿。

　　首先，不能象中专那个时候不重视学习成绩。我的愿望在大学入学是就已经十分清晰：毕业后分配工作时留在本校附属医院当内科医生，但不能留在校本部当基础医学教研室的老师。我必须将分数保持全年级的前十名，这样毕业分配时才有机会自由选择工作单位。这是广西医科大学多年来的规矩，这一规矩在我大学毕业后不久被废除。当然还有其他的路数，比如装可爱扮憨厚，以争取年级主任的喜欢。第二条路对我行不通，我从来就不会成为领导喜欢的人。原因很简单，没有背景、没有后台、不善言辞、经常旷课、不时还顶上几句嘴、上食堂打饭点菜还专挑便宜的捡，试问我有什么理由让人喜欢？再说，即使做到第二条，未必保险，因为年级主任的权力是相当有限的。所以，我死死抓住第一条：高分数！

　　我有卫生学校的经历作底子，加上我的记忆力还好，两年自学高中课程的经验使得我练就了超强的自学功力。大学的功课对于来说算不上是负担。我一般不去听大课，只上学校要求必须上的小课(12名学生一组的实验或者临床见习课)。平时一般也不怎么看书，因此，到学期结束我的书一般都是崭新、书中不曾留下一笔一划。同学们看到我看书的时间通常是段考或者期考前一周。这个时候，我会如饥似渴地带着课本到教室看上一两遍。当然，公布考试成绩的表格上，分数最高的几乎每一次都是我。

　　就这样，1989年我大学毕业后顺利地留在第一附属医院老年内科(即高干病房)工作。两年后考取本校在职硕士研究生，攻读呼吸内科专业，师从呼吸病专家熊君福教授。

　　大学毕业后不久，我就为出国做了力所能及的准备工作。依靠公费出国对我来说是不现实的。当时的广西，公费出国的年轻人一般都是相当有家庭实力的。要不然，就要熬到四、五十岁，这些分明处于更年期的留学生学成归国后要做的事就是准备退休。再说，公费留学所能领取的生活费相当低；对我而言，只要有可能就不要走这一条路。

　　由于地区和经历的关系，我的英语不可能太好，尤其是口语。所以，基本上不可能通过参加TOEFL或者GRE英语考试出国。为了出国，我以当时的视野和能力撰写了几篇在今天看来显然是垃圾的文章，这些文章包括《呼吸衰竭的脑脊液酸碱平衡紊乱》和《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的胰岛β细胞功能的评价》等。这些无论是科研设计还是学术价值都十分低下的文章当时还是通过关系发表在《广西医学》杂志上。但是，这些文章在客观上还是在我出国的问题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我就是依靠这些publications为本钱写信与美国和日本的实验室联系的。在发出100多封联系信之后，终于成功联系到日本爱媛大学医学部的呼吸内科。2004年5月我拿着每月10万日元的生活费第一次在此开始作为访问学者的海外学习生活。这笔钱在当时还是一个相当大的数目。当时的想法很简单，先出国再见机行事，目标在于拿个博士学位或者转到美国或者其他能够移民的国家去。如果好混就多呆几年，甚至曾经想过，日子好过的话不一定要回来。当时，凡是从国外回来探亲的留学生或者公派出国进修结束回来的人没有一个不把国外的生活吹得天花乱坠。给我的印象就是：遍地黄金，低头就是你的。后来发现，全是假话。

 　　在日本的一年是相当艰苦的。爱媛县位于南方的四国岛，是日本一个相对欠发达的省份。我和其他留学生一样被安排在大学松山市内的留学生会馆，生活设施自然比当年的中国国内好得多。麻烦的是会馆距离位于市郊的医院大约有 8公里的路程。日本人给的钱如果全部用在生活上也还可以过得去，至少上下班完全可以乘火车。悲凉的是，为了省钱，我居然是骑单车风里来雨里去。上班的时候一路上好象总有爬不完的坡，天天都刮挺大的风。有时候实在踩不动单车，干脆推着车步行。早上是九点钟开始上班，所以夏天的路上还经常艳阳高照，很是难受。更难堪的是，曾经在路上与我的指导老师横山彰仁先生开着车相遇。我估计他不会钦佩我的吃苦耐劳，只会觉得我用不着如此狼狈。要说吃苦耐劳，日本鬼子比我们更能做到家。至少到目前为止，我没有发现我所认识的任何一位全国劳模、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干起活来有我所认识的任何一名鬼子还要卖力。本该回避这一事实，这个感受太深刻，实在不能回避。我们的劳模或多或少有点功利性质、政治色彩、造神需要、或者宣传目的，但鬼子们的确没有这些东西，他们干起活来真的象不要命一样。

 　　偶尔上班遇到风太大，或者实在是太累了，花250日元搭一趟城市列车，绝对是一次十分奢侈的豪华享受。只是享受的同时以及以后数日都心痛不已。

　　吃饭也成问题。要超市购买食物一般总要挑些相对便宜的东西，甚至买米也选择劣质的泰国米，似乎只有过一次购买日本产大米的经历。还是为了省钱，还把第二天的午饭做好，带着上班，中午用微波炉加热之后权且充饥。

　　偶尔，也在医院的饭堂吃上一餐午饭，但次数甚少，太贵。

　　生活上的确是相当的艰苦，但不能否认的事实是：我真正的科研生涯是从日本开始起步的。在这里，我研究的课题是利用哮喘动物模型探讨气道炎症的机制，重点是Th1/Th2细胞失衡与哮喘的关系。此后13年我都在从事与此有关的研究工作，直到2006年才真正结束。

　　我在这一年里最大的收获不是后来能够在《欧洲呼吸杂志》发表一篇论文，而且利用这段时间阅读了大量的专业英文文献，不但大大地提高了英语阅读和写作能力，更重要的是在这里接受到了较为系统的科研训练。我思维敏捷，确实能够做到触类旁通。在科研工作碰到某一个问题，肯定会想到另一个问题。关于白介素-4和白介素-5对哮喘患者气道炎症和气道高反应性的影响的研究计划在回国之前就已经有了一个十分清晰的技术路线。

 　　在日本一年最大的痛苦就是孤苦伶仃。当时是新婚不久，一个人生活本身就不正常；加上语言不通，几乎没有任何消遣，实在难受。此外，日本鬼子很难相处，与他们打交道没有任何愉快之言。没来到日本之前，曾经想过尽量拿个博士学位，不到一个月我就彻底打消了这个念头。我宁愿什么也不要，也不能在那块不是人呆的地方停留太久。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似乎也没有理由因为自己生活不如意而痛恨日本鬼子。首先，我是出去学习的，目的是为了学得一技之长便于回国之后更好的工作。任何学习过程都是艰辛的，我们读大学的时候不苦吗？到饭堂打饭吃的不都是最糟糕的吗？现在从基层医院来的进修医生，他们的生活同样也十分清苦，他们有理由憎恨我们吗？其次，那是别人的国家，鬼子提供食宿和工作条件供我学习，平心而论，确实应该感谢他们。可以这么说，如果没有当年在日本留学的经历，我现在的工作成绩恐怕会更加一般般。直到今天，碰到在国内找不到的日本文献，我还必须麻烦横山先生从日本寄到中国来。

　　不管怎么说都好，我心里就是有一个死结：不喜欢日本和日本人。

　　我于2005年5月初回国。从那时起，广西医科大学里再也没有人愿意神采飞扬地描绘出国留学生活是如何多么那样无比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