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教育部的最新统计，2008年度与2007年度的数据比较，出国留学人数和留学回国人数呈现出增长态势。出国留学人数增加3.52万人，增长了24.43%；留学回国人数增加2.49万人，增长了55.95%。随着留学热潮的有增无减，假文凭买卖这个特殊行业的生意愈发地红火了起来。

　　其实早在2001年7月3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关于办理伪造、贩卖伪造的高等院校学历、学位证明刑事案件如何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中就有规定：“对于伪造高等院校印章制作学历、学位证明的行为，应当依照刑法第二百八十条第二款的规定，以伪造事业单位印章罪定罪处罚。明知是伪造高等院校印章制作的学历、学位证明而贩卖的，以伪造事业单位印章罪的共犯论处。”

　　2005年，自称为“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博士”、曾经做过“中国证监会助理研究员”、“信息产业部电信规划咨询师”的刘世航(化名)，最后更是被法院以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零6个月。这成为了全国第一起因虚假学历涉嫌诈骗被提起公诉的案件。

　　无论如何，仿造名牌大学文凭毕竟只是假文凭产业链的低端，无论它能做得多么逼真：首先是各种证明一应俱全，从国外学位证书到成绩单和教授推荐信；从驻外使(领)馆教育处(组)出具的留学回国人员证明到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的学历学位认证；从钢印到签字体。而对于毕业证的样式，造假者更是驾轻就熟：哪年到哪年学历学位证书是何版型，哪年到哪年某高校校长姓氏名字，甚至签名笔迹都是信手拈来。可这一切其实极容易被戳穿，只需拎起电话向校方确认即可，如果愿意进一步较真，还可以向校方发送一封公函确认，对方对此有义务回复。

　　澳大利亚专门打击“野鸡大学”的乔治·布朗认为，仿真文凭处于两条线的最右边，一旦被揭穿，便变得既不合法，也无法被正规渠道接受。而位于最左边的是那些合法而受人尊敬的正规大学，现在最严重的问题出在中间的“灰色地带”，这也是大部分“野鸡大学”的藏身之所。

　　要明白这一切，我们必须要先搞清楚“野鸡大学”的含义。

　　如今的“远程教育”几乎成了“野鸡大学”的代名词，那些不断在网页上或者报纸和杂志上浮现的广告，总能保证申请人在极短时间内(基本上一个星期)获得相应的文凭。另外一些“野鸡大学”则宣称，可以用申请人的工作经验换取相应的学位，还有的则是象征性地让你写一篇论文，然后颁发给你学位。基本上，当你感觉正“不劳而获”地得到一个学位的时候，那么这个学位的质量肯定有问题。

　　当然有些人的判断力并没那么强，他们与那些主动购买者不同，多数都是被骗的。例如那些登在《经济学人》、《华尔街日报》、《华盛顿邮报》和《今日美国》等著名报刊上的野鸡大学广告，与诸如哈佛等名校同处一页，可这些报纸和杂志早就撇清了自己的责任：我们只负责登广告，不负责核查。

　　的确，核查大学是否得到认可并不是媒体的责任，而是那些大大小小专业机构要干的活儿，可惜他们只公布合格成员的名单，很少主动出击清查那些滥竽充数者。

　　根据美国宪法规定，各州政府负责注册并审批各类高等院校，但各院校是否被社会所认可，则取决于政府承认的认证机构的认证，也就是说，美国政府并不负责直接认证学位，而是把权利释放到了底下的各种民间机构。

　　而经美国教育部认可的专业认证机构主要有六大区域认证机构及近百个专业认证机构。联邦政府通过认证机构间接起到对各院校的管理与规范。全美高等教育认证委员会(CHEA)是协调并审核认证机构的专业机构。

　　二战后，美国出台了帮助退伍老兵免费接受大学教育的“军人重新安置法案”(GI Bill)，为了吸纳一下子增多的新学生，美国新开办了许多大学。但有的人对学习并不感兴趣，他们只想要文凭，于是“野鸡大学”应运而生。为此，美国政府第一次启用了大学学术资格认证制度，由此情况得到了一定的控制。

　　直到“野鸡认证机构”的出现，它们往往由同一所“野鸡大学”开办，往往采用“搅拌式”造假的方法，既认证真的大学，也认证假的大学，同时对于自己社会功能的描述也照抄合法的认证机构，由此造成的信息不对称蒙住了许多人。

　　互联网的出现更是给予“野鸡大学”一个以新形态重生并逐步壮大的平台，因为任何一个拥有中等网页设计知识的人都可以在短时间内完成一个与正规大学网站主页雷同的网页，而你需要做的，只不过是换个名头而已。

　　网络给予了我们更多的自由，这对于那些通过“野鸡大学”网站发财的人也不例外。他们在网络世界里几乎很难被当局抓住，就算能追踪到住址，但他们往往都不在州或者美国的管辖范围内。当然，他们也很擅长打游击战，稍微有点风声，网站便会消失，过一阵儿以不同的名字再浮出水面。

　　打假之战

　　伊利诺伊州大学的粒子物理学教授乔治·科林从2003年起便致力于打击“野鸡大学”，这位有着哈佛学士学位和普林斯顿博士文凭的教授对假文凭愤怒异常。他钓到的最大一条鱼是一所位于利比亚，名为圣瑞克斯的远程教育大学，其女主人阮朵可的帝国掌控着数十个网络化名、超过100个域名、至少21所文凭授予机构以及一条文凭生产线。她还拥有加勒比的境外银行账户。专家估计，她的产业链至少为她赚了700万美元，全部来自散布于131个国家的9600多名顾客。

　　其实不用那么费神像阮朵可那样去一个非洲国家建立学院，如果你在美国的几个州，例如加州注册成立学院，程序非常简单，只需要先以学院名义注册一家企业，然后再在加州的教育技能部门注册备份，即可成立，无需专门的教学资格审核，没人在乎你是不是“皮包公司”，因为那里崇尚自主创业，而且，美国法律没对大学(University)这个词做出具体的法规限制。

　　待在一个地方做生意，有时也会有一定的风险。所以，你可以把学校开在加州，然后从夏威夷寄学位证书，这可以大大降低被查的风险，就像之前的哥伦比亚州立大学(一所“野鸡大学”)的案件一样，几年过去了，路易斯安那州的首席检查官还在说：“他也许用了这里的邮箱，但他在加州办公，这是加州的问题。”接着加州的首席检查官回复道：“嘿，他在自己学校的广告和宣传上都用的是路易斯安那州的地址和电话，这是他们的问题。”

　　在执法者“踢皮球”的同时，这些假学历的买家早已遍地都是--五角大楼、消防局、医院、私人诊所……这些文凭专用于给履历贴金或是要求加薪。在2003和2004年，美国审计总署(GAO)仅仅调查了一小撮事务所，便发现了463个使用假文凭的联邦雇员，而在8个联邦机构中又发现了28名高级雇员在使用假文凭。另一方面，假文凭同样可能对安全造成危害，2001年，“9·11”恐怖袭击的两名恐怖分子便是以学生签证身份入境的。

　　美国究竟有多少“野鸡大学”，谁也无法说清。俄勒冈和密歇根州曾公布了此类大学的名单，前者的名单上有260所，后者的名单上有600多所，如果统计美国50个州，数字一定是惊人的。

　　不过，事情其实并不一直像现在那么糟糕。1980年，美国联邦调查局曾把打击“野鸡大学”作为头等任务，并为此成立了一支特别行动小组，这支名为“学位诈骗”的行动小组迅速展开了全国性的调查，一举歼灭了50个主要诈骗团伙，其中包括两个运营中的虚假医学院。

　　10年过去，当小组成员艾伦·艾齐尔提前退休后，打击“野鸡大学”又变得可有可无。正是在那之后，“野鸡大学”变得史无前例地猖狂起来，有些甚至以象征着教学资格认证的.edu作为其网站的后缀。

　　需求决定了供给

　　“野鸡大学”的猖狂满足了一个简单的经济学定律，即需求决定了供给，因此，一味地追查供给的一方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目前的问题。

　　当我们都活在一个公司会因为你有较高学历而付给你更高工资的世界的时候；当一个拥有博士学位的医生会比一个拥有硕士学位的同行级别更高的时候；当一个没上过大学的工人在工作了20年之后新的公司制度突然出炉，他必须在两年内拥有相应学历，否则就会被辞退的时候，在某种程度上，这些硬性要求都会迫使人们愿意冒险购买一个假学历。

　　美国知名打击假学历专家约翰·比尔曾为此撰文：“用(假)学历就像在你的简历里放了一枚定时炸弹，你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以惊人的威力爆炸。几年前我曾出庭指证一个用了8年伪造博士学位的监狱心理治疗师。他坚持相信英格兰大学是真的，尽管他们只有一个邮箱地址，没有电话，并答应帮他把获得学位的时间调整到他所需的年份。最后公诉人总结陈词道：‘这个人也许决定该从哪个糖果机里买糖果所需的时间还多于决定选择哪间医学院。’”

　　当人们做出违法选择的时候，他们往往会考虑到作假的成本，而雇主的漠不关心则在另一方面纵容了他们的行为。

　　在比尔与探员艾齐尔2005年合著的《文凭作坊：出售百万份假文凭的10亿美元产业》里，他们提到如今的招聘过程已经在往另一个极端倾斜，美国的许多大型企业正采用简历扫描软件来筛选上交的CV是否合乎职位的需求，是否“野鸡”已经不再重要，重要的只是名字。

　　于是一个悖论悄然形成：当雇主过分在乎学历，并把它作为硬性要求的同时，却忽略了审视学历的真实含金量，形式早已大于实质。

　　而美国大部分州的法律对于滥用假学历的处罚似乎微乎其微，就算那些对此最为重视的地方，例如俄勒冈州，它虽然明文规定不允许在州内申请工作时提供假学历，初犯会予以警告，二犯则处以罚款，但这样处罚的力度，甚至还低于超速被开的罚单。(记者：王大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