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政治大学法律系教授、前“国安会秘书长”苏起的胞弟苏永钦在海基会出版的八月份《交流》杂志上，撰文畅谈他在两岸教学的心得。苏永钦表示，大陆学生学习的热情，都到了让人溶化的程度；在大陆教学的一些场景，“会让你觉得教了一辈子的书，夫复何求？”

　　苏永钦在文章中说，2005年，第一次用学术假到大陆清华和北大法学院上了一个学期的课，去年春天第二次去大陆开课，是到风景优美的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今年初用学期结束的空档，再去中国政法大学中欧法学院讲了一次课。这中间跑了大概有十几所高校，都是开会演讲座谈，不知不觉已经变成往返两岸的“老鸟”。

　　文章中说，我上的课都是为硕博士生开的，演讲对象则从本科生到老师都有。但不管是哪些人，也不管是前排高校或排名较后的高校，学习的热情都到了让人溶化的程度。

　　我必须很遗憾的说，这真的是两岸对比最强烈的地方，中间当然有远来和尚新鲜感的成分，但绝对不只是这样。有些场景不经意的映入眼帘，会让你觉得教了一辈子的书，夫复何求？

　　苏教授回忆说，2005年，有一次去中国政法大学演讲，大讲堂挤得水泄不通，在站着听的学生中我看到有人弓身让另一个同学在背上做笔记。还有一次到武汉的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演讲，因为人多而临时换教室，我们一路走，就见到学生成群从身边急奔上楼，抢位子。

　　大陆学生听课和问问题的认真更令人难忘。我在中欧法学院上的课，从八点半到十二点，中间休息十分钟。第一天我在十一点多就停下来，想多听听问题确定讲的方向、程度是否刚好，结果发现问题都能扣紧讲课内容，而且很有深度，以后每天都留一小时讨论。最长的一次延到一点才下课。后来我才知道，这其实对学生到食堂吃中饭是很不方便的，但百人左右的大班，每天都有这样热烈的讨论，真的难以想像。

　　至于考试，我倒没有特别的经验，学生不喜欢考试，大概天下皆然。不过，连续两年在我政大的班上，都有大陆交换生选课，两次都得到最好的成绩，证明他们面对考试的认真态度，和我们的中学生一样。我们的大学生考进学校后的竞争性已经大幅减弱，毕业更是毫无压力，考场上已不见拼劲。

　　我对研究生都要求做口头报告，并于学期结束时交书面报告，这方面台湾同学的表现较优，大陆同学的报告则多属言简意赅，这又可能和他们报告太多有关。从本科生起就要写学年论文，毕业还要写毕业论文，量多反而难求质精，老师也苦不堪言。学习氛围的差异，除了竞争压力不同以外，我慢慢觉得和整个法学界面对法律的态度也有一定的关系。

　　这些经验，让我对学生的交流产生极大的憧憬，我相信大陆同学可以带给台湾同学的，绝对不只是重新燃起竞争雄心的刺激而已。多问法律背后的东西，从社会科学的角度来看法律，而不只把它当成一种技术，或以依法行政、依法审判为唯一的道德，应该有助于培养更有和社会对话能力的法律人。

　　1970年代西德政府推动东进政策时，主要的口号就是“接近造成改变”。完全不同的情况，用在今天的两岸，仍有其相同的、文化上的正面价值！我希望这样的交流持续下去，我也相信改变绝对不会只发生在一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