悉尼大学中国留学生四百人挂科申诉之路(图)
日前，悉尼大学商学院[微博]400多名中国留学[微博]生挂科(不及格)，占挂科人数的绝大多数，中国留学生如此不济？这事引起了人们对海外教育与留学生状况的关注。
图片来源：广州日报如此大规模的学生群体挂科，是中国留学生素质不够硬？是试题有歧义？还是学院有意为难？学校与学生各有说法。
对于院方提到的中国留学生英语水平不足和缺乏批判性思维，中国留学生并不认同，“我们学校有着全球最高等级的雅思[微博]成绩要求，这说明我们的英文能力并不是不好。”“中国文化的批判性思维比你们(澳大利亚)早几千年。”
因为挂科，不少留学生找工作、移民[微博]等受到影响，他们不少人已开始重修课程，另外也在等待院方的答复。
“BUSS5000和BUSS6000是基础课程。”留学生们感到意外，基础课程为何这么多人挂科。留学生认为一方面在于首次实行double pass的考试评分规则(总分和期末考试成绩都要合格)，另一方面是评分和教学理念有很大的矛盾和冲突。
挂科中国籍学生居多？
据了解，此次一年级《商业的批判性思维》(BUSS5000)挂科309人(申诉发起人称，该人数为签署联名信人数)；而校方公布的二年级《商业成功学》(BUSS6000)挂科人数42人，挂科率10.6%。
本报记者拿到的数据显示，《商业成功学》期末考试挂科率(final exam fail)为10.1%，与前7个学期相比，这个比例较低，但最终挂科率10.6%却是8个学期中最高的，挂科人数42人，超过前7个学期挂科人数总和的39人。
“这两门课是我们商科硕士最简单的课。”《商业成功学》挂科学生申诉团发起人然息(化名)对于400多名学生在这两门简单的课程上栽了跟头感到意外。挂科的绝大多数为中国学生，一年级的Ben Zhang解释，因为选这门课本来就是中国学生居多，挂科的人自然也是中国学生居多。
“考试的题目都是些主观题。从历来大家的感觉来说，它(考试)简单。它是开放性的题目，比如问你一个问题，只要用老师教的知识开放性地回答，只要言之有理、言之有物都是可以通过的。它打分比较松，但是松恰恰比较主观一些。从通过率和挂科率来看，基本上不太会有人挂科。申诉团还认为，这学期BUSS6000出的题目有歧义。”
“双重通过”标准有问题？
多名留学生同时提到，此次挂科的另一原因是院方实施了double pass(“双重通过”)的评分规则。
“其实学校考试改革，我们学生是很支持的，但是它的教学方式还没有和新的考试方式匹配起来。考试改革后，是要在总分通过的情况下，平时成绩和期末考试成绩都必须通过才行(double pass)。”《商业的批判性思维》挂科学生代表Amy(化名)说，“这种情况下很多老师不知道怎么教，考试时大家不知道怎么答，批判性思维这个东西主观性很高，我们也没有办法。而且学校给的练习机会很少，在FINAL中，学校只给过一次练习机会，而这次练习老师并没有给任何反馈，导致学生并不知道自己的练习答案是对是错。”
然息持有相同的观点，他说，往年没有实行double pass，如果按照double pass来算的话，总评要超过50%，期末考试也要超过50%。
有10名学生重评加分
Derek是在BUSS6000《商业成功学》课程中挂科的42名学生中的一名，也是学生申诉团副团长，他说，包括他在内的学生只想得到公平的说法，并获得公正合理的解决。
7月12日晚上11时左右成绩公开，1个小时后，BUSS5000申诉团微信群已有200人。
学生们一开始是通过个人邮件的形式来向校方表达诉求。然而，由于邮件数目庞大且诉求未形成统一，校方并没有给予回复。面对校方的沉默，学生们找到了SUPRA——悉尼大学学生维权组织悉尼大学研究生代表协会来帮忙。在SUPRA的帮助下，挂科学生们进行了上诉。
“所谓的上诉，并不是指法律上的上诉，它是学校的一个正规流程。学校所有的科目都规定，如果学生挂科，就有3次上诉的机会。”Derek说。第一次机会叫非正式上诉，也就是教学组重新进行试卷批改，学生申诉团已经进行了非正式上诉，但并未取得满意的结果。按照规定，他们此时可以进行第二次上诉，也叫正式上诉。“正式上诉由院系统一来处理，我们目前正在进行的就是这一步，现在正在等结果。如果这个结果我们还不满意的话，就可以进行更高一层的上诉。”某学生说。至于此次正式上诉结果何时出现，Derek表示不清楚，还要等。
然息说，BUSS6000递了42个非正式申诉，有10个同学都得到了非正式申诉的结果。
在非正式申诉流程当中，按道理说给学生加分或者减分等于是重新改卷，评判的过程都要提供理由。然而给哪些同学加分，全部没有任何理由，“我们仔细分析也不是因为这些同学更接近于及格，成绩跨度都是比较大，那10个同学没理由就让通过了。”本报记者在3份非正式申诉同学的审批文件上看到一行字：“你的试卷(paper)被一位独立评估者重新审阅和评分”，此外并没有提及加分的理由。
院方回应批判思维不足
加分通过的学生只是少数，更多的人还在等待院方的答复。申诉团也向SUPRA求助，SUPRA是一个独立的第三方组织。
“此次我们中国留学生组团找他们帮忙维权很受他们的肯定和支持，说这是中国留学生第一次为维护自己的权益抗争。”Amy说。
7月16日，SUPRA的协调员Adrian Cardinali在给悉尼大学商学院副院长谢尔兹(Professor John Shields)的信中写道：“我是就一大群BUSS6000的学生报名参加申诉活动而写此信的。一直以来，SUPRA都有关于2015年第一学期学习的操作与评估的投诉。在学分评估的可靠性和公正性上持有怀疑这一点来看，我们从学生那里获悉的投诉是合理的，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首先，我们呼吁彻底的审查，和带着以对今后作出合理改进的观点进行评估。其次，我们呼吁对当前学生结果的评估进行审查。”
谢尔兹回应说，这两门核心课程特别注重批判性思维，包括中国的部分外国学生学习方式相对被动；同时还有英语水平欠佳导致的原因。
“中国大陆的主要学习模式是被动学习，而不是批判性学习和主动学习。”他说。
7月26日，商学院院长助理弗罗斯特(Dr Geoffrey Frost)在给SUPRA的回信中写道，英语能力不足是导致学生挂科的原因之一。在邮件中，他还提到期末考试需要强制性通过，是为了提供明确的证据——学生的功课是自己完成的、克服了论文和报告中的困难。在邮件中，他还列出过去8个学期BUSS6000课程考试人数及挂科率。这个学期期末考试挂科率为10.1%，与前7个学期(4个学期加3个寒暑假班)相比，这个比例确实不高，但最终挂科率为10.6%却是8个学期中最高的，挂科人数为42人，超过前7个学期的总人数39人。
7月27日，正式开学，学生们没有等到院方的回复，他们开始重修挂科课程。也就是在这天，BUSS5000和BUSS6000各两个代表，然息、jack还有另外的学生代表、 SUPRA代表和院方见面会谈了。
然息回忆，学院方面副院长谢尔兹和一名助理院长出面跟学生代表谈，大概谈了两三个小时，“我们提出我们的立场，提出有问题的地方，希望院方给出一个解决方式。”然息说，谢尔兹说话密不透风，任何的词，包括SUPRA的人使用的词不那么严谨、不那么有力，他都会马上提出来不是这么回事。比如我们提到第一题有歧义的时候，他回应说，这个题目不能够说它有歧义，顶多可以说可以改善一下。
挂科意味着什么？
院方这边投诉无果，申诉团把请愿书、事件始末文件全部打印出来，BUSS5000和BUSS6000各一份，交给校长的秘书。8月4日，校长回复了邮件。他在邮件中说，我们致力于提供世界一流的学习体验，这也包括维持世界级的学术水准。他说，对于学生的申诉，希望给予他们公正的结果，学校有规范的申诉渠道……
然息说，校长的回应没有提供具体的解决措施，但传递出积极的信息。
“这次挂科对我们影响还是挺大的。挂科要重修，学校每门课程的收费都是4750澳元(人民币22000多元)，我们重修就要再交钱。这不仅提高了我们的经济成本，也占用了我们的时间成本，因为学校每学期只有4门课，重修的话就要为这一门课加多一个学期，对于毕业的学生来说，还影响找工作。”Amy说。
挂科对挂科学生在新学期选课或在签证期满续签上产生了一定影响，而对像Derek这样已毕业并准备移民澳大利亚的学生来说，此次挂科最大的影响就是找工作。
“影响非常大，因为对我们来说，这是最后一个学期，影响办移民的事情，工作都找好了，怎么也没想到会挂这一门课程。必须得重修，要延期半年毕业。”然息补充说，此前有声音说，校方让几百名学生挂科是为了圈钱，“我要为学校站出来说话，我们没有想学校圈钱，也不愿意这样想，不管怎么说，没有明确的证据，我们不会去说学校恶意圈钱。”
然息说，上周五，申诉团收到一名副院长的回复，因为申诉的材料多，需要10个工作日处理，“到时课程已经上到第四周，同学们被拖得很厉害。”
“我们认为学院有错的地方，要诚实地对待，有错就要坦诚。如果是学生的错，我们也会认错，我们没有说所有人都应该通过，这是不对的。有些人确实不认真，有些确实英语水平不够，但是你要区分出来。作为一个考试，要分清哪些学生读得好，哪些读得不好。这一点我认为它没有做好，我们一直以来就是要求一个公正，求一个道理。”然息说。(文/本报记者李华 实习生/李媛、杨天娇、蔡诗萍、陈思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