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的文字学说：有技术、无科学

　　过去的文字学说：有技术、无科学　　

　　记者：其实在这本《发现汉字》之前，您就以“挑战郭沫若、许慎”的口号，出版过一系列关于“解字”的书，并提出过一些惊人之论，比如“帝”字，郭沫若认为源于“花蒂说”，今天学术界普遍持“祭祀说”观点，而您却认为是源于女性祖先。还有十二地支，您的意见认为是形象地描绘了一个孩子出生的全过程。这些说法都引来了不少质疑，您觉得您的研究和过去学者的研究分歧在哪里？

　　唐汉：我认为，由于许慎写《说文解字》时没见过甲骨文，而郭沫若研究甲骨文时尚无今天大量的出土文物，这使两位大师的研究受到限制，更重要的是他们受传统士大夫观念的影响，在研究字源、字义的一些观点上往往囿于“圣贤所云”，未必符合历史原状和本义。例如“地支”十二字，“子”非常生动地描绘了一个孩子刚刚从母体中露出头来的样子，“丑”是孩子出生后紧攒的小拳头，“寅”字，郭沫若解释为双手拿着弓箭(像矢在弓上之形)。而我的解释为：“寅”字上部的“三角”乃是胎盘，中间两边各有一手，表示小心翼翼接引胎盘的下落。因而可知，“寅”的本义为“导引”，即“演”的初文。还有“不”字，上面是一个倒三角形，恰似女性阴阜的造型，下部如流淌状的三条竖线，代表着女性每月一次的经血。所以，我提出“不”字的本义源自女性经血来临，表示在这短暂时期的性交禁忌，乃是女性权利的第一伸张。上古时代的先民由于生存条件所限，把两性和生育看得非常重要。

　　记者：古文字学领域从古至今都有很多分歧，以致“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您认为某个字的原义一定存在一个最终的正确答案么？

　　唐汉：什么是真理，真理是唯一性的。汉字有自己的历史生成，有内在的逻辑依据。只有在逻辑导引下的实证，才能够渐趋走向科学。当我们翻开《说文解字诂林》，《古文字诂林》之类的大部头著作后，通常的感觉就如同进入了“奥斯亚吉的牛圈”。新说来了，旧说不去，每个学者似乎都能自成一家。汉字解读没有了据以判定是非的方法，更没有真理的判定标准。学者们全凭个人喜好及师承偏见来选择对错，我觉得这不仅是古文字学领域，而是整个中国人文学科研究领域的通病。为什么中国人最早发明了指南针而没能揭示磁场作用原理，为什么我们发明了火药而西方人却先于我们得出火药的化学公式及燃烧原理？都在于此。中国的人文学者偏重经验技术而缺乏逻辑学素养，重训诂而轻逻辑，这种状况离真正意义上的“科学”二字相距甚远。　　

　　逻辑实证主义是科学建构的方法　　

　　记者：看了您的资料，有一点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您特别重视深入到民间去采访，这种“走出书斋天地宽”的作法是否与您的记者经历有关呢？

　　唐汉：是的。我坚信汉字来自于民间，是民俗文化的直接体现。我琢磨一个汉字的来源，不是一味地翻古书，而是深入到民间去看实物，跟老人聊天，或者亲身体验。我研究甲骨文，曾前后6次到安阳殷墟考察。比如“闯”，为什么“门”字里加个“马”，而不加别的牲畜呢？我在河南遇到一位老农，告诉我马从马厩里出来是跳跃着，牛是低着头，这才恍然大悟。

　　古代的“药”字，许慎认为是作为声符出现的。而古汉字的“药”字中有松树和柏树的形象，为什么要用这两种树呢？我查了《本草纲目》，知道松柏本身就是药材，为了印证，我还亲自嚼了松柏枝。

　　记者：古文字学领域一向给人的感觉是高深莫测，不敢轻易涉足，一些学者穷其一生也只敢说解读了某几个甲骨文字，那您凭什么就敢说自己的方法就一定对呢？作为一个文科师范生出身的无名之辈，一个“小人物”，为什么却敢于和“大家”叫板呢？

　　唐汉：目前发现的甲骨文文字大约有4500个，其中能够与现代汉语对应的约1000多个。在这些已经“破解”的甲骨文中，我估计至少有三分之一需要按照新的思路重新进行解读和会意。尽管新的解读不一定就绝对正确，但是旧的解读则明显地存在不能令人信服的地方。我接触甲骨文时间的确不长，但关键是找到了方法，有很多人一辈子研究出两三个字就能成教授，方法依然是错的，舍本逐末，这是很可笑的。我去南开大学参加汉语研讨会，来自美国、日本、马来西亚等地的学者都来了，本来安排了我讲话，但是我一看，有的人千里迢迢地拿着一两个字来发表演说，后来我就没发言。我想跟他们说，“你们错了！关键是方法错了，你们是训诂学。”什么是训诂学的路子？《四书》《五经》《说文》《尔雅》怎么说的，然后罗列了一大堆，就得出是什么字。中央美院民间艺术教研室主任乔晓光曾对我说，“重要的不是证明了几个字，几个字对错都无所谓，关键是你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思维方式。”我的学说是否正确，要看它是否经得起时间考验，不过我也建议，不妨来一次PK，觉得有疑问的学者可以上台跟我对讲。倘或存在谬误和错失，欢迎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