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以“不伪善”为最低标准，自尊自重的王朔

　　人们多爱把人类社会比作戏剧舞台，而在这个舞台上，反反复复演出的戏剧无非是两种：悲剧和喜剧。如果对这两种戏剧形式作一个更深入的探讨的话，就会发现，形成悲、喜剧等剧情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人原初的第一目的常常在过程中被悄悄的异化。

　　不想被异化或少被异化，就必须寻找到一条正确的做人的标准。王朔经过他自己的思考，最终选择了“不伪善”这样一条标准来作为自己做人的最底标准。虽然这样的一条标准在很多人那儿作为最高标准都很难遵守。

　　而《中华文学选刊》之所以独家刊发王朔的这篇对话录，所看中的就是王朔的这种作为一个作家所特有的自尊、独立和本份。并想借此呼吁更多的作家要保持一种独立思考的习惯，诚实的面对生活和读者，自尊自重。并能像王朔那样，给自己定一个之所以为作家的最低标准：诚实，尊重自己，尊重别人。

　　王朔：你知道我的底线是什么？我的底线是：不能伪善。赤裸裸的无耻，我指的是道德的领域，我能接受或理解，即使我自己不会去同样无耻。但我最不能容忍的是，你丫的无耻的事没少干，但掉过头来又正人君子式地谴责这种事，这我就觉得做人没有底线了。

　　老侠：从几千年前孔老二四处去“跑官”到一群貌似愤世嫉俗的小人精们向导师献媚和互媚，咱这地方的无耻所造就的最无耻的群体就是知识群体。他们无耻就无耻在以一副良知的社会导师的姿态去无耻。鲁迅当年说中国就没有什么智识阶级，真是一语中的。

　　王朔：我接触的周围的人很难找到不无耻的，包括我自己。可能是我接触的这种人多，所以就会有我刚才说的这个界限：不伪善。我就对人们都说这些年是道德崩溃不以为然，特别是对那些自以为很有人文精神的学院派们这样说更是反感。你们他妈的谁有道德，是过去还是现在？我不认为强加的规范是规范，因为凡强加的最终导致的是灵魂深处完全没有了规范，他的守规矩是出于无奈装出来的。它比较可怕的地方在于：它逼得所有人别无选择地都要无耻，谁不无耻它就会毁灭谁。而商业无耻、道德无耻你还可以拒绝，你拒绝它也不会伤害你，在拒绝这种可以拒绝的无耻的那一部分人中，道德规范就等于建立起来了。经历过政治的胁迫下的无耻之后，中国人道德感的麻木看来是一种必然。我还是觉得，现在的一些商业上道德上的无耻，要好于当年政治运动中的无耻。

　　老侠：你说的那种集体无耻很准确。一个社会或民族一旦可以集体无耻了，不要说政治规范道德规范没有了，就是通行的国际商业规范也无从建立，即使建立了也没人遵守。经济上的富足究竟能把制度和道德推向哪儿？古代的中国人讲衣食足而知礼仪，有恒产才能有恒心。唐代大诗人白居易，我从小就被教导说，白居易是同情下层人们苦难的揭露统治者黑暗的现实主义诗人。但他的私生活却极为荒淫、残忍。倒不是三妻四妾什么的，而是他养雏妓，十四、五岁就买来，都是处女，玩到十八、九岁，二十岁就感觉这些女人老了，他也玩腻了，就把这些老了的女人与他家要卖的马啦牲畜啦一起拉到市场上去卖，他的生活那么富裕，但他对女人那么残忍，完全不把人当人。不光白居易，这也是当时有钱人家的一种风气。据说与年龄小的处女性交对长寿有益。你说他关心下层人的苦难，我才不信。我倒觉得，从古至今，中国人从未把别人也从未把自己当人看。这个民族最缺乏的不是财富、不是一套规范人的礼仪，而是怎么样对待人，怎样把人当人，怎样尊重人。

　　世乒赛，一个十六岁的女孩拿了双打冠军。但她打球时，父亲去世。她特别爱父亲，家人就没敢告诉她。可她拿到冠军回国后，媒体就拿着这件纯个人的东西说事。先是她一下飞机，记者们围上去问到她父亲的死，那女孩一下就傻了，她还不知道这噩耗。最可恶的是中央台的“综艺大观”栏目，把拿了冠军的中国乒乓球队请到现场。周涛这个一脸假笑的主持人，先向全国亿万观众说明了女孩父亲的死，又说这女孩如何顽强，为国争光之类。然后把话筒送到女孩面前，非要让哽咽得说不出话来的女孩讲些大义凛然的话，唱唱爱国主义的高调。逼着女孩放弃个人的痛苦，多残忍。满脸堆笑的周涛，多残忍。我当时真希望那个女孩摔掉周涛递上去的话筒。

　　想把作家当好，就必须先把人当好。只有遵守了这样的法则，才有资格去做下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怎样保持独立、清醒的头脑，以文学的慧眼去关注周围的人和事；怎样是非分明、公正无私地评判和反映生活。这是每个作家都要在心里好好作作的功课。——虽然现在有很多名为“作家”的东西已荒废了这样的功课，去为巫医邪教做秘书工作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