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88年开始，我们就开辟了“商榷与正误”等栏目，全方位地关注历史教材问题。

　　表面看来，“商榷与正误”栏目，重在批评，但实质上却是为了建设。正如马少华在《中国青年报》上载文讲的，“对中学课本‘错误'的关注是一件有意义的事”，“不断地、制度化地发现课本‘错误’，就是建立一个由社会和学术前沿通向中学课堂的道路。社会有权利关注孩子们从课本上接受了什么；孩子也有权利知道他们从课本上所学的与社会正在‘争议’的学问之间有多大距离。这也许会动摇‘师道尊严’或‘课本尊严’，但一点也不会动摇知识的尊严，因为，知识和知识的尊严，本来就是在不断争议中获得的”。

　　一些老师投稿的缘由尤其令我们感动--“既然我有疑问、我的学生有疑问，那么推己及人，全国不知有多少师生他们又怎样呢？所以，与其给一人一班一校释疑解惑，何不撰文投稿、刊布天下呢？”十几年里我们若断若续刊出“商榷与正误”文章，涉及问题之大之多难以一一列举。不过遗憾的是教材自1992年以来长达八九年时间里连年印行，那些被指出应当改正的错误只改正了极少数，而大多则原封未动。很多中学历史老师反映他们把对教材的纠错信寄给人教社历史室，也往往“泥牛入海”，这自然让我们更多了几许忧思。

　　中学教材作为全国亿万莘莘学子学习的基本依据，本应具有不容质疑的权威性，在广大师生的心目中它是神圣无比的。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包括高考在内的一些考试中，由于课本出错，试题答案本身是对的，但因为与课本不一致，弄得老师和学生都无所适从。更为严重的是，有些老师在教学中给教材指错，反而遭到了学生的反驳：“教材是专家编的，它的权威性不容质疑。你本事大，国家为啥不请你去？”弄得老师哭笑不得。

　　试想：我们的历史教材，已经到了何等尴尬的程度！我们的教、学、考，已经到了何等僵死的程度！我们的历史教育，已经到了何等悲哀的境地！令人欣慰不已而又愧疚不已的是，关于教材问题的商榷性稿件积渐日多，其中除了教师的大手笔外，还有少量出自中学生的稚嫩之手，这着实让我们惊喜，心想中国教育有希望，中国下一代有希望！然而望着满含“质疑”“争鸣”“求实”“创新”希望火花而又如山堆积的稿件，时常心生不安，因为仅靠一两个栏目，这么多的稿件再过上几年恐怕也登不完，如此一则势必贻误教材建设，一则广大师生多年来付出的心血亦势必付诸东流，无论站在什么角度看，都是有悖我们的办刊宗旨的。编辑部当时考虑，这两期专辑和第8期出版发行后，恰逢暑期，正是老师们休整、学习的好机会。再说，由于每期栏目篇幅有限，有些文章编辑部自己都积压了五六年而未发，若再让这些稿件躺着睡大觉，于理、于事、于情都说不过去。怎么办？办刊当为社会负责，形式当为内容服务，我们果断地决定，打破常规，出版专辑。于是，很自然就有了引发这场关于历史教育大讨论的《中学历史教学参考》杂志2000年第6、7期“商榷与正误”专辑。这些刊登出来的“商榷与正误”专辑中的文章，是从大量来稿中精心、严格地筛选出来的，按现行中学历史课本逐册逐页逐条逐句逐字核对，再按每册课本所出现“商榷与正误”问题的页码顺序编排，这样编排是为了给人教社历史室编辑和中学历史老师核查并对“商榷与正误”再来进行商榷与正误提供方便。正如本刊第7期卷首所说：“《商榷与正误》殷切地期待着各方对《商榷与正误》的‘商榷与正误’。”

　　人们知道，怀疑是知识的钥匙，怀疑激发无限的探求，然而，我们的教育环境，给学生提供了多少由“怀疑”开始从而最终掌握真知的门径呢？的确，我们的学生太缺少这样的学习环境了！的的确确，人们相互间的严肃的、认真的、平等的“商榷与正误”这样的学术讨论，也太缺乏了。“商榷与正误”专辑，正是全国数百名教师通过教材数百处错误和问题的质疑、商榷，对“历史”求真求实和对“教育”科学创新所展开的一场严肃而又生动的大尝试。

　　我们常想，究竟，怎样做才能正确地认识历史？究竟，怎样做才能正确地进行历史教育？我们以为：

　　历史，本来是活生生的、多姿多彩的、有灵有性的、日新月异的、生动嬗变的。

　　教育，本应是活生生的、动态可变的、开放生动的、思辨探究的、质疑创新的。

　　然而，一个不容回避的现实情况是，人们本来无不喜欢历史，然而在中小学阶段往往就有很多人厌学历史了。更何况“学史无用论”尚在滋蔓，人为地视历史为“副科”削弱历史教育的现象还很普遍。

　　以有限的认识，我们以为，当务之急是，无论在观念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必须大刀阔斧刨除凝固的、封闭的、教条的、盲从的、僵死的种种长期危害教、学、考健康发展的顽疾。只有这样，我们的教育环境才能逐步改善，才能以“人”为本，才能最终有利于人的健康成长；我们的历史教育才能日臻“活生生”，才能以“人文”为本，才能最终有利于社会进步。

　　所以，我们呼吁，倡导一种不与现实割裂、不与大众割裂的“活生生”的历史教育，紧密关切“人”的生存、生活、发展乃至创造，主张以“传承”与“创新”互动为契机，深刻认识人类文化遗产，竭力张扬人文精神和科学理念，欲使久罹冷落的“历史”真正体现其作为“全世界的思维活动”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我们力主一种以人为本的教育观，主张凡教育之一切环节一切手段一切活动，无论教、学还是考，也无论思想、形式还是内容，都必须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终极追求的目标，并在这一根本点上和谐发展。

　　我们看到，这场关于现行中学历史教科书的大讨论，已远远超出了教科书问题本身，而是引发了人们对改善中国教育环境和促进中国教育腾飞的更加广泛深入的思考。我们认为，无论在“科教兴国”的意义上来说，还是在“中华民族复兴”的意义上来说，这样的思考都是必须的。(任鹏杰 《中学历史教学参考》副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