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学校的课堂上

　　我刚刚进入中国的大学学习的时候， 上的是一个短期班。 因为我只打算在大学里学习一个学期，学校管这样的班叫“短期班”。开始的一两个星期，所有的学生都认真地听老师讲课，每一个人都怀着紧张的心情小心翼翼地服从着老师。 随着时间的流逝，情况就有了变化。我发现学生们开始放松自己，虽然短期班的管理不那么严格，但在我看来他们还是太放任自己了。

　　一些学生不遵守学校的规定，有的迟到，有的逃学，有的把吃的东西带到教室里来，还有的根本不做作业，如此等等。这让我有些厌烦，因为它影响了那些热衷于学习的学生。我觉得这在中国的大学里一定是不正常的，学校之所以允许学生这样做，大概是受了西方的影响。每天早上我们八点开始上课，可是到了八点，教室里只有我一个人，有时也许还会再来一个同学，再有就是老师了。一堂课不知断断续续地进来多少人，我感到很烦恼。

　　有时候我们为进步得太慢而感到灰心， 因为学生们的水平差异很大。 在我看来其实这是一个很容易避免的问题，如果初级班能够被安排得更仔细、更认真一点儿就好了。 学生们的水平差距太大，不可避免地就要产生一些问题。这种情况不仅对学生不利，对老师也同样不利。

　　教学方法也存在许多文化冲突。 我想西方同学们的直率性大概让老师们比较震惊。 在很多西方国家，学生们可以自由地说话和发表自己的看法。后来我才了解到在中国，学生不能反对老师。 老师讲什么你就听什么， 你也不能向老师提有关教学方面的建议。 很难有机会告诉老师什么样的教法是学生们容易接受的。

　　向老师提出建议，在西方是常有的事。许多老师通常鼓励他们的学生主动向老师提出怎样改善教学方法的建议，使之适应于学生。这种作法好还是不好，大家可以进行讨论。一位能帮助学生们创造良好学习环境的老师是好的。 他可以听学生们的建议，当然也得理智地听， 最终还是得由老师来决定怎样教课而不是学生。

　　有时我又觉得，这样的事情在瑞典做得又有点儿过分。如果老师听学生们的太多，就变成了喧宾夺主。适应学生的情况比适应老师的情况多，也不见得就好。我认为一个好老师应该既能听学生们的建议，尊重学生，又能很好地把握住它的尺度。

　　在授课方面，一个很明显的冲突是，西方学生随时都有可能打断老师，向老师提问题。举起你的手，是等待老师让你提问的信号。当然要是在一个人多的大礼堂里，你可能做不到，但是在一个小教室里，它不仅被大家期待也是大家认为应该做的。它被看作是积极参与教学的表现。

　　在瑞典，没有老师喜欢沉寂的课堂和沉默寡言的学生，他们更喜欢你表现得出色。学生们应该积极主动地表现自己，提问题参与讨论。可是在中国，并不是所有的老师都赞成这种方法。我曾遇到的一位老师似乎真的很讨厌学生问他问题，他讲课仿佛是按照自己的办法进行的演讲，他不喜欢别人打扰他。可这又怎么能说是打扰呢? 教会学生难道不是他的本职工作吗? 我们是留学生，我们来这里学习是付了很多钱的。如果有人问了那位老师一个问题，他看上去很不耐烦，或根本无视学生的提问。可有时又常常会突然停下来问：“有什么问题吗?”等他说这句话的时候，你也许早就忘了你想问的问题， 或是你已经进入了对另一个新问题的思考。同学们问老师问题是在他们有问题的情况下，老师得就这个问题给予回答， 老师还需要举大量的实例来解释为什么当时他要那样说。

　　在我们国家， 老师非常鼓励学生提问题， 它表示学生们对你的课感兴趣， 愿意学习。 也有几种情况使老师感到心烦， 那就是学生们没有问题， 在老师眼里这意味着你没有很好地准备。 一次一位瑞典的老师这样说：“如果你没有问题，那就意味着你没有完成家庭作业。 授课的内容是比较难的， 如果你学习了， 那么你肯定会有问题。”他会对那些不提问题的学生发火，在他看来你是因为懒惰而不准备问题的。

　　一次，我就这个问题和一位上年纪的中国先生讨论。他说你在中国的教室里上课是不允许提问题的，因为这样会耽误大家的时间，使所有的人都慢了下来。我并不同意他的观点，我觉得事实恰恰相反。人们不明白的时候提出问题是常有的事，可实际上老师讲课的时候大部分人不敢问问题。如果这时能把问题提出来，实际上是对大家最好的帮助。

　　作为一名教师应该记住，如果一个学生对某些问题不明白的话，那么其它的学生可能也会有同样的问题。老师解释那位学生提出的问题，大家都能听到，这不仅有助于你自己也有助于其他学生。这是后来我更清楚认识到的一点。在另外一所大学里也证实了这一方法。在一个亚洲人多的班里，我们被鼓励提问题。亚洲人很害羞，所以在班上常常只有我一个人问问题，看上去好像只有我一个人不明白，但实际上并不是那么回事。因为当老师问他们其他问题的时候，他们也不明白。老师说：“如果你们不明白的话，为什么你们不问呢?”虽然老师一再强调不必紧张，但是对于提问题，来自亚洲的同学还是害羞和局促不安。我发现许多亚洲学生不像西方学生那样习惯于在课上发言。在我们国家，大多数的人只要没听明白， 就会毫不犹豫地马上提出来。 还有什么比这更能让你继续学习下去的呢?

　　由此可以表明， 当一个人提出了一个问题时， 通常是其他人也得到了他的帮助。

　　当然，老师要判断所提出的问题是否与当时授课的内容有关， 或是解释这个问题是否要花很长时间。 在瑞典，这是再普通不过的了， 如果老师感到时间不够了， 他将告诉学生们不得不继续讲课， 但是任何一个学生都可以在课后向老师提大量的问题。

　　在中国，大多数的老师是有耐心的，但我想有时候他们一定认为我们都是白痴。除了不能问问题以外，另外的一些学习方法也不同于西方。我记得有一次，一位老师在黑板上写了一个长句子，让我们照着读了好几遍，然后他把黑板擦了，问我们：“谁能重复一遍刚才的句子?” 我们互相大眼瞪小眼地看着笑了起来，我们连看着黑板念那个句子都很难，又怎么能在不看的情况下重复呢? 然后他又在黑板上写出了几个单词，试图让我们把他空出的其他几个单词填出来，但我们还是说不上来。老师一而再、再而三地让我们试，我心想他一定觉得我们都是些白痴。对我们大多数的人来说，我们不习惯死记硬背的学习，我们以前从没做过这样的事。在大多数的西方国家，它也没有普遍性。

　　在我们国家， 我们被教导的是要独立思考。 如果学习一种语言，老师要让你试着说出自己造的句子。 你只学一些个别的固定句型， 而不是一个句子。 你可以自己把词组在一起，创造出自己的句子。 我们确信你不能按照一个规定好的话说， 因为实际生活并不是那样。

　　比如说， 一位老师想让我们学习一段去医院看病的对话， 他让我们扮演医生和病人的角色。我们都觉得这是一个练习会话的好机会，我们都试图表现得出色一些，就好像在现实生活中一样。然后扮演大夫的同学问那个病人怎么了?病人大概说的是他的脚疼或是什么。

　　如果学生这样创造性地发挥了，瑞典的老师一定要表扬那位学生。虽然他自己的语言水平还不算高，但是他能创造性地造出让对方听明白的句子。可是在这儿则不是，老师不让我们说我的脚疼或我觉得哪儿不舒服。因为课文里那位病人说:“我头疼，发烧了。”所以我们表演的时候也只能说:“我头疼，发烧了。”没有其他别的。我们都觉得如果能让我们即兴创作会更好，这样可以使我们产生一些创造性思维，从而使你准备和掌握好现实生活中的真情实景。用课本上的某一个范围，以一个形式为基础是可以的，但总是按照已经固定好的格式说话是不可能的。它怎么可能让人做得好呢?把一个范文的模式强加在真正的生活中，无论怎样做也是很难做好的。按照西方人的想法，做什么都要有灵活性，要有空间。比如，如果看病的时候你的问题不是头疼脑热呢?那你背的那个句子又有什么用? 你怎么就不能有其他的问题呢? 所以根本没必要把那样的情景硬背下来。

　　因为亚洲学生和西方学生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距，所以我很乐意听听中国人对这一现象的看法。我去问一位老师他是怎样想的？他教过这样两种不同的学生，所以我想知道他觉得差异在哪里，喜欢哪种类型的班。结果好像有利有弊。他说教一个都是亚洲学生的班没有什么意思，因为他们对老师说的话没有多少反应，学生们很沉闷，没人愿意讲话。但是西方学生相反，说得又太多、很活跃，但是他们又都太无拘无束。他发现在那样的班上维持纪律是很难的，因为他们很难服从老师而喜欢我行我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