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问题!”

　　到了周末，为了更好地了解中国，我和丈夫常去附近散步。这样一来，我们可以知道周围发生的好多事情，还能认识一些住在那儿的人。我们胡同附近有个修东西的女人，凡是你想让她修的东西，她基本上都能修。她叫小云，除了春节回安徽老家过年外，她一年到头就坐在外面的一把小椅子上修东西。小云这个人很聪明，对她来说，好像没有什么太难而不能修的东西。她总是很快乐，从不发牢骚。在我们国家，没有人像她那样坐在街上修东西，即使有人像她那样每天都得在外面干活，我觉得他们也不会那么乐观。

　　我很佩服像小云这样的人。我知道，在中国有许许多多的人，他们辛勤地工作着，毫无怨言。 虽然他们不能享有我们发达国家那么多的社会福利， 但他们也竭尽所能， 尽量使自己和家人过上体面一点的生活。 这些人很有意思，我喜欢跟他们交谈。当你想了解一个国家或一种文化时，你要关注它的各个方面。现在，中国正在发生着变化，但一些大城市发展得太快，大家又都太忙。有时我觉得，那些高楼大厦和熠熠生辉的外表并不能向我讲述一个真正的中国。而只有在胡同这样的地方，我才能了解中国，至少能使我一步一步地、不紧不慢地往前走。虽然这样会花去很多时间，但还好，我不着急。有时我甚至觉得，不管外界如何变化，胡同里的生活一如从前。

　　这是一种实实在在的生活，如同一件东西，你能看得见、摸得着。我好像总是不厌其烦地关注着人们的日常生活。这是一道风景，如此普通，又如此丰富，充满了藏而不露的内涵和微小细致的情节。历史的影响，从事辛苦劳动和日常琐事的人类的伟大力量，都在这里歇息、停留，停留在这朴素老房子的袅袅炊烟中，停留在狭窄蜿蜒的胡同里。我几乎能在自己的身体内感到那一切，那些勤劳的人民和他们周身的力量。还有那琢磨不透的命运，有时好运连连，有时厄运不断。我在这儿感觉到那么多的事情，仿佛在岁月的长河和广袤的太空中被席卷走了。有一张网携着我，一张历史遗留下来的、由复杂的图案而编织成的老网。那种感觉可能只在一瞬间出现，但就是那一瞬间经常使我会有一种古老的感觉。在那个高度发达的西方世界里，我们有时会失去那一切。我们那里的环境干净而整洁，但这种古老的感觉却早已荡然无存。或许，如果是个年轻国家的话，恐怕那种感觉原本就不存在。

　　在北京要去某个地方，我几乎总是乘公交车或地铁。从我的住处到地铁站，步行需要25分钟。这在大多数人看来似乎很远，但我一点也不在乎。我喜欢走路，因为这样既锻炼身体，还能认识周围的路。我尤其不在乎从家到地铁站的那段长路，因为中途要经过北京城一块漂亮的地方。这是一片充满魅力和特色的胡同区，有旧鼓楼，有钟楼，这其间还散布着众多小商店和饭馆。到处都是卖肉和卖水果的人，还有人蹬着三轮车，或者推着装满货物的手推车。这儿与高科技和富丽堂皇的购物中心截然不同。这里的东西还是很多年前的样子。每次路过这里，我好像又回到了过去。有时会有一些游客坐人力车来这儿，在这儿拍照、摄像。他们也喜欢这儿。他们也许与我有同感，想留住它，把它记录在照片或胶片上，然后带回家。

　　每当我看到他们那样忙于留影时，就想自己是多么的幸运啊，一生中能有一段时间住在这儿，无需乘出租车从这里飞驰而过，匆匆忙忙地拍一些照片。每天，只要走着去地铁站，我总会回到这里， 领略老北京特有的风情。 我喜欢古老的东西。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也有一处非常古老的地方，虽不如北京有这么悠久的历史， 但也有好几百年的历史了。我也很喜欢那个地方。但老北京的这个地方却更让我迷恋。

　　这里的情况大不相同，房屋要高得多，建筑风格也是另一个样。但我觉得它们有相同的地方，毕竟它们都很古老嘛。年龄可以改变事情，不论是一个人，还是一件东西，或是一栋房子。年龄代表着一种尊严，就像中国语言有丰富的内涵一样，就像我以前说过的汉语是有层次的。

　　随着时间的流逝，那些层次会越来越多，可也未必是好事，有时附在上面的可能是厚厚的泥土或生出的锈，可能是人们固执、拒绝变通、落后于时代的陈腐观念。但是，年龄和岁月的确增加了重要的东西，能使我们回想起过去，借鉴过去的经验，吸取过去的教训。每当走近或踏入一座古老的建筑、小镇古老的一角，或是一个古老的地方，我总会肃然起敬。在那里能感受到历史的沉重，就像受到了某种温柔的礼遇，有时还能听到来自久远的过去的声音。你几乎可以听到往昔微弱的低语，或许还夹杂着对苦乐生活的感叹。

　　在中国，有许多那样古老的情愫。如今，也有不少新的现代情怀。我知道，这些东西必须并存。但从我个人角度来看，我还是更喜欢古老的一面。究其原因，或许是因为新的东西更容易被创造，而旧的东西却很难复制。旧家具就是个很好的例子。你可以买一件看起来一模一样的新家具，但实际上根本不一样。过去的东西不可能真正地被重新创造出来，但有些地方还留有往昔岁月浓缩的的影子，这就够了。在这样的地方，你可以接受新的事物，因为已经有了很坚实的基础，无需抹去旧日的痕迹。我感觉，中国有些地方就是这样。

　　本文选自瑞典记者李琳《金发碧眼看中国》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