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失眠、头痛、与后方联系不上所带来的焦虑，感冒落下的后遗症使嗓子又痛又痒，将近天亮时，我还在床上瞪着眼睛没有睡着。　　

　　酒店房间的叫早电话突然刺耳地响了起来，旁边床上发出了一声呻吟，黑暗中一阵阵淅淅索索的声音，丽丽伸出了胳膊，迅速把听筒捂在了耳朵边。我翻了一个身，没有说话，心里有些叹气，又觉得好笑。这个丫头，每天都把自己绷得像一支上了弦的箭。人在这种极度的精神紧张中，还能支撑多久呢？

　　浴室里传来了哗哗的水声。我索性坐了起来，把胀大的脑袋埋在了腿中间，肩和背使劲地弓着，似乎舒服了一些。脑中迅速地算着时差，现在该还是北京的凌晨，至少不到下午，散落在北京各个角落的同事们在办公室里是逮不着的。

　　这么想着想着，心里不禁再次生出了一丝“荒诞”的感觉。“唉！人呢，到底为什么呢？大老远跑来，受这份刺激。”

　　我知道，我又到了一个心理上的极点了。硬撑过去，应该也没问题，但是，我决定还是原凉一次自己。“下午再说吧，什么也不管了。休息，休息一上午。上午张力和樊庆元要出去拍片，说不定会路过人民路，就跟他们去，买点儿东西也好。”

　　就这么决定了，心里还有些得意，想起一个朋友曾经对我感叹：“女人呢，总是比男人多一些发泄渠道，心情压抑了，可以出去狂逛，把身上的钱花光了，落得个轻轻松松回家。”家暂时是回不去了，万里之遥，再说又没有人可惦记。不禁又为组里的其他男士担心，人太累了心情会变得浮躁。出门在外，言语不通，酒不让喝，牌也不让打，每天一到酒店就“挺尸”似的往床上一躺。总觉得这两天有几个人蔫蔫的，不定在“猫”着什么呢。可也没办法，这次真的已经累得谁也救不了谁了。

　　一骨碌翻下床，正准备换衣服，丽丽头缠着大毛巾，从浴室里湿漉漉地走了出来。

　　“我上午要去买东西，你去吗？”我问。

　　“去哪里？”

　　“可能会路过人民路。昨天我在车上看到过，不少小摊，花花绿绿的。”

　　丽丽犹豫了一下，然后斩钉截铁地说：“不想去。看着头晕。”

　　我知道，丽丽指的不是东西让她头晕，而是太多的无法躲避的人。

　　早餐都快吃完了，还没有看到张力的影子。正在餐桌上东张西望，张力竟然步履蹒跚着进来了，右手还抚着额头，好像眼睛还有点儿泛红。看到她的人都不免吃了一惊，七嘴八舌地急问：“大早上起来，你这是怎么了？”

　　张力勉强挤出了一个笑容，还没有说话，紧跟在后面的樊庆元说：“你说那么大一个玻璃门，她硬就没看见。急着去追黎明，一路跑着就撞上了。这回成寿星老了。”

　　“那现在呢，头晕吗？”

　　有人拿开了张力的手，这一看不打紧，真把大家吓了一跳。额头上一块青紫，正中间起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包。

　　“有点晕。”张力接着用手抚着那个包，有点儿委屈地说。

　　“不会脑震荡吧。还吃得下饭吗？”李辉问。

　　“吃，吃得下。别咒我了。”张力说。

　　“小女子，小女子啊！你说你这人，天天从那儿过，怎么还往门上撞呢？”兆波从后面跟进来，知道无大碍，笑嘻嘻地说。

　　“那门怎么就不贴个标记。我得去投诉他们。”张力恶狠狠地说，脸上的表情哭不得笑不得的，真让人既同情又无奈。

　　二、

　　吃完早饭，带着那块“工伤”，张力还是出去拍片了。我跟着坐进车里，发现黎明已经在里面等着了。转悠了几个地方，拍了一些市容，车果然最后开到了人民路。高金光拎着机器下了车，我知道时间很短，不可能留出充分的购物时间，等金光拍完，我们立马就又得收兵走人，所以立即冲进了最近的一家小商店。

　　这是一家卖工艺品的小商店，货架上放着印度教三大神之一—湿婆神的铜像，大大小小的，摆了一排。这是印度教中的破坏之神，是个男的，但不知为什么，手头所有的汉语资料，都把他的名字译成了让人起疑的女人名——湿婆。据说湿婆神具有非常复杂的性格和许多不同的形象，是个矛盾的集大成者。在如今的印度教庙宇和印度教教徒家中，既有把他作为“破坏神”来崇拜的，因为惧怕他无所不在、威力无比的破坏能力；又有把他当作生殖能力的象征来顶礼膜拜的，专门供奉他的“林伽”，一根黑色的石雕圆柱；同时在许多印度人心中，他还是一个禁欲的苦行者，还是印度舞蹈的创始者，会跳108种神秘的宇宙之舞。

　　眼前这位湿婆就站在熊熊燃烧的火环之中，四臂伸展，跳着一种看起来很是妖冶的舞。这绝对是印度铜像的一个代表，尽管是用铜模浇涛出来的，很粗糙，细看脸部，已经分辨不出额头上那只代表毁灭和愤怒的第三只眼，有点儿鼻子不是鼻子眼不是眼了。但我仍然决定买一个带回去。

　　捡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在手里，黄灿灿的铜，沉甸甸的。问旁边守摊的一个大约十来岁的小男孩儿多少钱。小男孩儿看了我一眼，飞快地跑出去，又叫来了一个中年人，大约是他的父亲了。中年人上下打量了我一眼，脸上立即堆起了一团笑容，接过铜像拎了一下，然后说：“1500。”

　　“印度卢比吗？”我明知故问。心里快速地换算着。“我们换来的是一美金52卢比。那么就是将近30美金了。不行，肯定是贵了。”

　　“能减价吗？”我问。

　　“那就1400。”中年男人一脸灿烂的笑容。

　　“1000吧。”我咬了咬牙，心里仍拿不准是亏了还是太狠了点儿。

　　“1100。是你的了。”

　　还在犹豫，觉得后面有人在拉我的衣襟。转头一看，是黎明。

　　“你不要买，上当的。”黎明用汉语急着对我说。

　　突然想起这两天黎明几次跟我们说，要买东西最好带他一起去，印度人看见我们这种长相的人，总会当成日本人，而日本人在这里早就被“宰”苦了，所以每每又会冒充韩国人、新加坡人、甚至中国人。亚洲的黄皮肤、黑眼睛据说在印度早就被混淆得一团糟，还真像这位湿婆神，不熟悉的人总也难辨出究竟哪个才是“真身”。

　　“黎明，你说它值多少钱？”我仍不甘心。

　　“会便宜的。不要着急。”黎明连哄带拖地把我弄出了商店。“贵了。”然后又张了几次口，但没想起来怎么说。

　　“你是说我差一点儿挨宰？”

　　“对，宰了。”

　　我一下子笑弯了腰，“黎明，你怎么老记不住这个词儿呢？你说吧，你要把谁宰了？”

　　铜像那天终于没有买成。最后在印度另一个城市斋普尔，我差一点花1100卢比买的这尊铜像，经过黎明的一番讨价还价，竟然以500卢比成交。心里还暗自惭愧了一番，差点儿替日本人当了一回冤大头。

　　要说印度的普通老百姓不擅长做生意，这次我们可真是长了见识。在世界著名七大奇迹泰姬陵前，我第一次被那种固执弄得手足无措。那天的情况是这样的：

　　参观完壮美的泰姬陵折身回转时，我突然发现陵墓门口的玻璃窗内摆了几幅画片。上前仔细一看，除了彩色的泰姬陵名信片外，还有两幅黑白的“泰姬·玛哈尔”和为她建造这座陵墓的、她的夫君、印度莫卧尔王朝第五代皇帝沙杰汉画像的翻拍照。泰姬陵的照片我们已拍了不少，来这里的世界各地游客，谁手中又不拿一个相机呢？但我们却不容易找到泰姬和沙杰汉皇帝的画像。尤其是将伊斯兰教立为国教的莫卧尔王朝，根据伊斯兰教教义，反对偶像崇拜，反对绘制人像，能留下国王、王后的画像应属不易。

　　我顿时生起了将这两张照片据为已有的心思。问旁边卖名信片的小伙子：“这两张照片卖吗？”

　　没想到小伙子答日：“不卖”。

　　我惊讶，明明是和名信片摆在一个橱窗之内，为什么不卖呢？

　　小伙子回答：“因为我只剩下这两张了。”

　　我又问：“如果我出一些钱，你能让我拍一下吗？”

　　答日还是：“不能。”

　　我被这种固执回绝得无奈，又问：“你能不能告诉我，去哪里能买到这两张照片。”

　　没想到小伙子回答：“你只要买我的名信片，我可以把这两张搭售给你。”

　　我有点想笑，但再一想也可行。于是又问：“名信片多少钱？”

　　这回让我更为惊讶，因为他说的价钱要比市场价高出许多。他为什么不直接用这两张照片来“宰”我呢？那样的话，我都没机会来跟市场价做对比。

　　另一次是在新德里著名古迹“红堡”前。那一天早起时候刚刚听到一个“故事”。日本的《朝日新闻》在全球选定了十位著名人士，在新世纪之初的前十天，请这十位人士分别发表对新世纪的看法。《朝日新闻》在中国选定了余秋雨，该报的中国总局局长加腾先生专门赶赴新德里拜访余先生，但他一到新德里就在街上被骗了一次。一位擦皮鞋的人拦住他，非要问他擦不擦皮鞋。加腾说不擦，立即一团牛粪就扔了过来，沾在了他的皮鞋上。结果，加腾不但擦了皮鞋，本来只需用十卢比就能解决的事情，反倒被这人“宰”去了二百卢比。

　　听到这个故事，我们都产生了一丝警觉。

　　那天，我和张力、樊庆元、李辉、高金光等一起出去采访。在红堡门前，突然觉得内急。于是张力去问门口棚子下的一位老人，哪里有厕所。老人说，外面没有，只有买票进去，拐几个弯才能看到。于是张力和我就乖乖地买了两张票进去了。有意思的是，直到找到厕所，我们也没有发现哪里有剪票的人。再一问，这里哪里需要票呀，明明只是红堡外围一个热闹的集市，剪票口离得还远着呢。我问张力，你问的是什么人呀？张力回答，是站在售票口的一个老头儿。话没说完，我们俩都不禁哈哈大笑：在这么著名的古迹门口，我们居然还能碰到卖票的“托儿”。

　　后来我将此事讲给黎明听，黎明正色警告我：在印度，无论碰到什么，哪怕只是看一次玩蛇的，或骑一次大象，都要先跟他们讲好价钱，而且要指明是卢比不是美元，告诉他们如果不是这个价钱，多一个子儿也没有了。否则等他们给你服务过后，跟你要的钱可能就不是你原来想好或说好的价钱了。

　　三、

　　说到这里，不得不隆重交待一下这位小伙子的简况和背景了。千万别把黎明当一个中国人。黎明是我们这次印度之行的翻译兼导游。尼赫鲁大学中文专业毕业。由于生长在虔诚的印度教家庭，黎明只吃素，不吃荤。所以在我们吃饭时，他从不往餐桌上坐。黎明的肤色黑黑的，眼窝很深，鼻梁笔挺，头发有点儿卷，一笑起来有点儿腼腆，是典型的印度北方雅利安人长相。和我们在印度街头每天看到的黑压压、川流不息、拥挤不堪的人群相比，一眼就能看出黎明的优势来：干净，不狡猾，有教养，更为奇怪的是，这位明明还没有多少生活阅历的年轻人，眼神里有时还会透出一种慈详的光。

　　那天，我们的车队从新德里出发去泰姬陵所在地阿格拉，中途在一个小村庄旁停车休息。像往常一样，忽啦啦地，五辆大吉普立即就被围在了人群中央。村子里的一群孩子似乎想都没想，跑过来十分自然地就向我们伸出了手，又是讨钱的。这种情况我们一路看得实在太多了，扯着衣襟的、拍打你的、哀求的、瞪着眼睛伸着手却不说话的，等等、等等，任你舍尽身上财物，永远都有打发不完的乞丐。心也就渐冷渐硬，有时实在被堵得喘不过气，脾气不好的，还会拉开车门，大声喝斥着哄人。那天的情况也没什么例外。本来我还以为一起前来的黎明看到这种情景会不自在，或者会像我们在北京街头，看到自己的同胞扯着老外乞讨时，脸上也跟着发烧。但是不久我就惊奇地发现，黎明替我们挡住了这些小乞丐后，竟溜达到了那群孩子中间，用手拍拍这个，再用眼睛看看那个，眼神里竟藏着一种平静的慈爱。这实在让我太不能理解了。这才是一个25岁的小伙子呀，而且刚刚大学毕业，据说还和父母一起住，他从哪儿学的这种悲天悯人的眼神？就像父亲看着自己可爱的儿子，更何况这还是一群脏兮兮的、几乎看不出一丝尊严和希望的孩子。　　

　　关于黎明是怎样选择一直被公认为是世界上最难学的语言之一——中文的，据他讲，有一个小时候的故事。

　　那是在黎明上小学的时候。一天，家中来了一位他哥哥的朋友。这位朋友不但会讲日语、法语，而且还会说中国话。黎明问他为什么学中文，这个朋友说，因为中文是一种没有abc的语言，而且每个字都有它的意思。说着在纸上给黎明写了一个“好”字，告诉他，这个字左边是一个“女”字，右边是一个“子”字，表示“母亲”和“儿子”的关系是最好的。而如果一个“女”字加一个“男”字，却不见得好了。

　　黎明说这个“好”字对他的影响非常大。自此以后，他就下决心一定要学习这门语言。当他最初进尼赫鲁大学学中文时，班上有二十二位学生，但因为印度人学中文实在太难了，等他毕业时，班里只剩下七人了。

　　在边境刚见到黎明时，我们队里有一位同伴曾兴奋地跑过来，对大家讲：“唉，听说印度只有十来个人会讲中文。”

　　我们都不相信，因为印度还有专门研究中国的学院。这些年来印度也一直把中国当做对手，这个数字不可信。大家问：“你听谁说的？”回答是：“黎明说的。”一直等到听完黎明讲他学中文的故事，我才明白，也许是因为他中文表达能力还不够强，也许是同伴没有听完整，他说的数字，大约只是他那个学校、那一届的学生了。但一路我们都在不停地夸赞他，仅仅几年的学习，就达到了这样的水平，毕竟是相当聪明和有些毅力的人才能做到的。

　　四、

　　　在见到黎明的第二天我就听说，黎明的“种姓”是婆罗门。在印度目前仍存在于民间的四大“种姓”中，婆罗门无疑是最尊贵的“种姓”。这里还要请读者们原谅，我在这里只想如实纪录一个我所看到的印度青年，却绝没有一丝一毫要赞美这种“种姓”陋习的意思。相反，在印度我们却看到了不少因这种天生的“种姓”不平等而带来的不公平。

　　黎明的“种姓”使我一下子又对他充满了另外一种好奇。因为从初中的历史课本中我就已经得知，在古代印度，掌握宗教和精神特权的祭司阶层婆罗门、掌握世俗权力的国王和武士贵族阶层刹帝利，都是剥削阶级，而且是曾经颇为残酷的剥削阶级。而在手工业者和商人阶层吠舍，奴隶首陀罗之后，竟还存在一个为数众多的“贱民”阶层。这些人在很长时期内一直被认为是“不可接触民”，他们不能与其他高“种姓”人住在一个村庄中，不能进入印度教寺庙，不能从高“种姓”饮用的井里打水，甚至出门时都要自己敲一面铜锣，告诉高“种姓”的人避开，免得高“种姓”人看到他们，视线受到污染。几千年来，他们的影子在这片大地上都是躲躲闪闪的。他们生活在社会的最低层，只能从事谁也不愿干的清扫、抬死尸、制革等“污秽”行业，景况相当悲惨，而且世代相传。

　　并且我也听说，一直到现在，印度宪法虽然早已宣布废除“种姓”制度，但在一些城市和农村，“种姓”制仍顽固地在人群中存在着。首陀罗和“贱民”仍然不能进入婆罗门的寺庙。即使历史已进入20世纪90年代，媒介关于低“种姓”人遭毒打、被残害致死的报道仍屡见报端。让我记忆犹新的是1996年印度著名的女匪首普兰·黛维当选为议会议员在印度乃至全世界引起的轰动。普兰·黛维出生于低“种姓”家庭，年轻时屡遭丈夫虐待、土匪强暴，最后奋起反抗也成为匪首，为了报仇一次就杀死二十多个高“种姓”人，最后又用向警方自首的方式和十多年的牢狱生活换来了自由，并成为印度被压迫“种姓”的英雄和代表。

　　那么，这位给我，也给我的同伴们带来了一个好印象的黎明，也一直生活在这样的背景中吗？他对“种姓”制又是怎么看的呢？他为他的婆罗门“种姓”感到骄傲吗？

　　那天晚上，我终于忍不住，跑去找正在忙着的黎明。

　　“黎明，真对不起，我必须跟你谈谈关于‘种姓’的问题。我不知道我们之间能不能没什么避讳、开诚布公地聊一聊。”话一出口，我就意识到自己显得有点儿不怎么宽厚了。我知道，这还是“剥削阶级”四个字在作怪。

　　黎明很奇怪地看了我一眼，他大概也不太理解我为什么口气那么严肃。然后说：“行吧。明天早上可以吗？”

　　九点钟，下到酒店大堂，找了一圈，没有看到黎明的影子，心里一阵失望。早就听说一般的印度人没有守时观念，不愿受时间约束，比约好的时间晚上半小时或一小时应是常事，看样子是真的。有点儿冷，我又坐电梯回到楼上，给自己加了一件衣服。大约二十分钟后再下楼，发现黎明满头大汗地刚从餐厅跑出来，看到我有点儿如释重负的样子。原来他确实来晚了，但一进酒店，就大堂、门口、餐厅地一通乱找。看着他一头大汗的抱歉样子，我倒是有点儿感动了。

　　本来想谈的话题是“种姓”问题，但是临到开口，我却有些拿捏不准了。突然想到，面对这样一个单纯、而且一看就像是一个准备自食其力的小伙子，非要连珠炮似的问“婆罗门和贱民现在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压迫和剥削还存在吗”等等社会性的问题，是不是有点儿像在中国，当听说一个人祖上曾是大地主，就质疑他现在是好人还是坏人一样，显得不够公平呢？

　　“这毕竟是一个社会问题，而且是血统问题。就像贱民无法选择出身一样，婆罗门也无法选择出身。”正这么想着，黎明已经坐了下来。

　　我决定一开始还是不问敏感问题，宁愿问一个可能同样不受欢迎的私人问题。于是我装着有点儿漫不经心的样子，问他：“有点儿不好意思，黎明，一个私人问题，你能不能告诉我，你结婚了吗？”

　　“还没结婚，没有。”黎明也笑了，仍是一脸腼腆。

　　“那你是自己找呢，还是由父母来安排呢？”

　　“我不知道。”说完这句话，似乎心里有些不安：“在印度，大多数婚姻还是要听父母意见的。”

　　“那么说，如果你父母给你找一个姑娘，你也不会反对了？”

　　“那也要看我自己是不是喜欢。”

　　我笑了，因为黎明的急于表达和他表达的含蕴，他只用“喜欢”，而不说“爱”，这倒让我感到有些特别，这和我们平常看到的热情奔放的印度爱情电影，显然是不一样的。

　　“在印度，如果我问一个人是什么‘种姓’，会显得不礼貌吗？”

　　沉吟了一下，“一般不会，除非你明明知道他是一个低‘种姓’的人，但又故意问他。这会让他感到不自在。低‘种姓’的人还是会为这个自卑的。”

　　“明白了。我听说你的家庭是婆罗门。你为它而骄傲吗？”

　　“骄傲。”这回黎明没有犹豫。

　　我也笑了：“你很坦率。据说在印度，不同的‘种姓’之间是不能通婚的。这是不是意味着你将来一定会选择一个婆罗门家的女子结婚？”

　　似乎不太愿意回答这个问题，但也没有拒绝：“也许，也许我可以不选择，但父母肯定会有麻烦的。”

　　“听说在印度，姑娘出嫁要有许多嫁妆。如果不能满足男方家长的要求，女人就可能在男方家受虐待。对不起，我来之前看到过一些资料，说是女人因为比男方的‘种姓’低或嫁妆不足，就有被男方活活烧死的。”说实话，并不太想跟眼前这个小伙子提这种残酷的问题，但多年采访工作炼就的好奇心、厚脸皮和硬心肠仍使我很自然地就把这个问题给问出来了。

　　“我想我不会要女人嫁妆的。”

　　“为什么？”

　　“我能证明自己是个自立的人，能养活老婆。”

　　“别人要嫁妆就不自立吗？”

　　“这个现象在印度农村和一些城市中是存在的。但也有很多人像我这样想的。最起码在新德里就有很多。”

　　“好了，好了，关于这个问题暂告一个段落吧，不要把谈话的气氛破坏掉啊。”刚刚这么想，眼前就走来了一位拿着抹布的清洁工。这几天丽丽和我都发现，这家酒店的管理真可以说是等级森严。比如穿工装的工作人员必须走旁边的楼梯，即使电梯空着，即使客人邀请，也不行。那天为了房间的电话问题，丽丽和我找来了一位维修工。但因为语言无法交流，我们就一起走出房间，准备去大堂找那位会讲英语的值班经理。我们两人进了电梯后，等那人进来，但他无论如何也不肯进。最后在大堂，好一会儿，我们才看到他从旁边的一个小门拐了出来。很明显，他不是坐的另外一部很远的电梯，就是走楼梯下来的。

　　那次丽丽和我还为这事讨论了半天。香港来的丽丽坚持这是一种英国式的管理体制，说级别不同，待遇就不同，等级森严。而我则联想到书里种种关于“种姓”制的介绍，草木皆兵，怀疑这是不是跟“种姓”也有关系。

　　看到这个清洁工，我突然产生了想整明白的想法。就对黎明说：“我想知道他的‘种姓’是什么，你可以帮我问问吗？”

　　黎明没说别的，转头用印地语跟那人唔哩哇啦地说了一通。然后对我说：“他说他是刹帝利。家里过去出过王。”

　　这倒真让我有点儿吃惊。按照现在仍在印度居于绝对统治地位的印度教教义，婆罗门被认为是从大神的口中出生，刹帝利是从大神的臂中生出，吠舍是从大神的腿中生出，而首陀罗是从大神的脚中生出的。印度教认为上部为洁，下部为污。因此，在地位上仅次于婆罗门的刹帝利，即使在目前的印度世俗社会中，仍被看作是高人一等的。这个刹帝利为什么偏偏从事了一种印度人颇为不屑的清洁工作呢？

　　再问黎明，这回他解释得颇为清楚。他说：“其实，婆罗门如果没有受过良好教育，或者经营不善、没有土地，也有沦为乞丐的。有一些婆罗门就是很好的厨师，因为由婆罗门做出的食物，其他‘种姓’的人都可以吃，而在一些人看来，由低‘种姓’的人做出的食物，高种姓人是不会吃的。”

　　“那你会在意这些吗？”

　　“我不在意。”

　　“你有一些低‘种姓’的朋友吗？如果你明知这是一个低‘种姓’的人，你会主动跟他握手吗？”

　　“有啊。握不握手要看他卫不卫生。如果他是一个婆罗门，但他很不卫生，我也不会跟他握手的。但如果他是一个很卫生的人，有教养，不管他是什么‘种姓’，我会的。我有这样的朋友。”

　　“在印度，不同‘种姓’之间受教育和就业的机会平等吗？

　　其实我早就从资料中读到过，印度从1947年独立以来，就宣布废除“种姓”制度，并且制定了一系列抚助低“种姓”受教育和就业的政策。但是，由于低“种姓”者大多是农村中没有土地的劳动者和城市贫民，印度低“种姓”的悲惨状况虽然已经有了很大改善，但是在许多地方，界线依然非常明显。例如在印度德里两所著名的大学尼赫鲁大学和德里大学，虽然在招收学生时对低“种姓”子女予以照顾，但仍难以招到这种“种姓”的学生。从这里走出的学生大多数仍是高“种姓”的。这种循环也使印度目前大多数的政府官员、知识分子和企业家出自于高“种姓”。不过，我还是想从黎明口中了解一些更真实、更详细的情况。

　　“很多太具体的规定我不是很清楚。但是比如我和一个低‘种姓’的人一起报考国家公务员，那我如果考100分才能录取的话，他要70分就可以了。因为以前他的生活条件可能很低。”

　　“那婆罗门‘种姓’在你选择职业时是不是会给你带来另外一些优势？”我又问。

　　“是，会容易一些。家里肯定会有一些朋友。如果我出去，见到一些比我低的人，他们可能就会说，哇，婆罗门家的。可能就会很尊敬我。但是我可能没有什么能力呀。我只有一个姓。”言外之意，姓也只是一种虚荣心的满足罢了，不会给他带来更多的聪明和能力。这倒有意思，黎明有些幽默而自嘲了。我们不禁相视而笑。

　　五、

　　在我们眼中，黎明最起码在一点上非常可爱，他从不试图隐藏印度社会的一些明显痼疾，比如巨大的贫富悬殊，比如几乎无处不在的赤贫和肮脏。黎明曾替我们挡住过乞丐而自己却身陷包围圈；在恒河岸边，由于不愿承受那一幅幅刺人的画面，他跟我们一起“逃跑”过。

　　其实在印度这些天来，我一直发现这样一个有趣的现象，单独接近一个印度人，和在大街上看到整片整片“乌泱乌泱”的印度人相比，感觉非常不一样。转战许多地方，细心观察站在你面前的印度人，绝大多数情况下，你会发现他们是知理而好客的。有时，看着挂在他们脸上的那种恭敬、和善、不厌其烦的微笑，你可能会怀疑，你走进的这个国家真是一个有教养、良善的地方。但这样的美好印象，却总是会不出一天，就又被挨骗、乞讨、拥挤、嘈杂等等令人头痛的事情给冲没了。

　　到印度之前就已听说，印度人非常喜欢和他们接触到的中国人作比较，因为中国不但是印度的近邻，而且一直被视为对手。在这一点儿上，黎明坚持学下来的中文无疑帮了他很大忙。但是我也发现，在黎明的比较中，少了一份偏激，多了一份平和与羡慕。在他的眼中，印度就是二十年前的中国(这一点儿我还真不敢苟同。如果不是仅从表面上看待印度，而是从我手头上的统计资料上对比这两个国家，印度关于高科技、高等教育等等许多数字，都曾令我十分惊讶)。

　　一次，黎明对我说：“二十年，中国快速发展了，印度不但慢了，还会在二十年后，人口超过中国。我现在只知道一点点原因，还不知道全部，我很想弄清楚。”

　　我不清楚黎明除了宗教信仰之外，是否还有其他的政治信仰。但他关于“民主”的一些看法，却使我惊讶于他的冷静是否与他的年龄相称。他的这些问题，也早已超出我可以轻松解答的范围了。

　　一次，黎明很悲伤地说，他真的不觉得“民主”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因为印度就被称为“世界最大的民主国家”。他说：“中国二十年中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国靠的是一个政党。而印度有那么多政党，发展却慢得多。”他说他正在思考，一个国家的政策是按国家利益制定更正确呢？还是按人民的意愿制定更正确？

　　其实思考解答这些深奥的问题，都已不是我这次来印度的原因和目的了，但也真应了那句老话，“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耳闻目睹了印度社会的种种混乱，我发现仅仅几天时间，过去在意识中很模糊、但却非常崇敬的“民主”，这回竟让我产生了一种深深的怀疑。

　　在印度的旅游书第一页，你一般都能读到这样一句话：“欢迎来到世界最大的民主国家”。开始我不解，问过一些人，为什么把印度叫做“最大的民主国家”？回答是：不为国土最大，只因人口最多。据说印度自1947年独立以来，其民主体制完全照搬英国式的“西方民主体制”，这对还远未走出粗耕粗作的农业社会的印度来说，是否合适，还真有待评说。

　　有人给我举过这样的例子：远的不说，只说眼前的人口问题。多年来，印度的各政党之间、教派之间、各利益团体之间，由于害怕失去选票，而对许多根本性的社会问题不愿问津。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印度已经有不少人认识到了未来的人口爆炸问题。印度政府已经在那时开始提倡“计划生育”。但由于历届政府都不愿采取更为严厉有效的控制措施，结果五十年来，印度人口非但没有减少，反而突飞猛进迅速膨胀了起来。类似的问题，在关于如何解决巨大的贫富悬殊问题上、环境污染问题上、社会的公平竞争问题上、宗教问题上、官员腐败等问题上，似乎都不难找到相同或相似的例子。

　　据我悲观的感觉，在印度目前走马灯似的换来换去的官僚民主体制下，即使让我再设想未来一百年，也很难看到彻底解决的希望。

　　不能不说，这位年轻的小伙子对中国与印度的对比和了解，比普通的印度人不但全面，而且还要迫切得多。也因此，一直到离开印度，我都一直不能判断这个小伙子到底能不能代表普通的印度人。或者两种文化的差异真的太大了，我们还不可能在短时间内理解喜马拉雅山南麓这个古老国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