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十五年，似无关紧要，实意味深长

　　读罢《万历十五年》，我发觉，一部好书，有着它涤荡人心的能耐；而作为一部历史书，它又能引导人超越现世，站在一个客观又居高临下的高度去评价故事，前瞻未来。

　　由于时间乃至个人认识的局限，且容我从以下几个方面论述自己的认识。或偏颇或浅

陋，但这一切至少证明了我的确认真读过，亦静心思索了。

　　一、历史·学者

　　黄仁宇先生的“大历史观”在这部书中初露端倪。“叙事不妨细致，但是结论却要看远不顾近。”这种舍近求远的历史角度，在往日乃迫不得已，而在黄仁宇却是必须。这便是显微镜与望远镜的区别。作为历史的门外汉，我无法从技术的角度评价优劣，却也知一则见微知著，明察秋毫，只是著述人当局者迷，思想层次又难以超越当世，加以利益关联，评价常主观而狭隘；一则在复原历史的过程中带有很大的想象成分，但头脑往往清醒冷静，认识亦随历史的前进又有了长足发展，洞若观火，结论也更深刻和令人信服。显然后者更有历史的实用价值，也要求作者有高屋建瓴的目力。书中有句半讥半讽李贽的话：“这些以远见卓识指导自己行动的人物，足以称为‘上人’，而李贽自己能作出这般评论，则成了‘上人’之上的‘上上人’”。那么黄仁宇先生岂不是“上上上人”了？这种上帝般的俯瞰,便有了“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的时空交错、万物迭代的理趣。

　　作者从宏观的角度去评价那些人物、那个时代，而那六个地位大相径庭，性格截然不同的人物，居然都得到了最大程度的被理解。当然，黄仁宇对这些人物持否定态度：“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在事业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有的身败，有的名裂，还有的人则身败而兼名裂”，只有悲剧收场。因为在黄仁宇的历史中，人在历史前显得软弱无力。在一个错误的时代和失败的体制下，悲剧的发生是一种必然，而个人毫无回天之力，即使知道它行将就木，既不能加速，亦不能挽救。

　　用“大历史观”去述说历史，冷眼而热肠，给予古人、作者及读者伟大的平等与自由。

　　二、德法·阴阳

　　作者不厌其详地反复强调：中国二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极，这就是一切问题的症结。而鲁迅先生早在《狂人日记》中便写出，在所有的字缝中只看到了二个字：吃人。正是吃人的僵化的封建礼教阻滞了社会文明的发展，而封建道德正是封建礼教所标谤的智慧结晶。这种理念的宣扬者，也未必不是为了道德而道德。经筵、礼仪、亲耕对他们也不过是象征性的演出，这种自欺欺人的做作，堂而皇之曰“谨庠序教化，申之以孝悌之义”，而露骨些便是“以愚黔首”，用道德的贯彻来维护统治的根基。但“一个具有高度行政效率的政府，具备体制上技术上的周密，则不致接二连三地在紧急情况下依赖于道德观念作救命的符箓”。归其根源，乃是法律的极度不完善，社会制度的青黄不接，用道德代法，而道德，有时只是冠冕堂皇障人耳目，于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然而又由于人性的阴阳两面，仅有道德做准绳是远远不够的，只有用法律做底线，恰当地平衡这种阴阳关系，才能使“不肖者犹知忌惮，而贤者有所依归”。道德指引着阳――崇高的理想，法律制约着阴――不可告人的私欲，才能使阴与阳不会过分的背道而驰，进而导致人格的分裂、社会的断层。

　　德与法的严重倾斜在明代至极，而阴与阳的不可调和也一发而不可收。作者点醒今人“照天理良心办事”对于与生俱来的“原罪”有很大的局限性。德与法，阴与阳，应如八卦两极，相融相生，和而不同，方是正果。

　　三、技术·操作

　　我首先想到了“可操作性”――我们的物理老师整日挂在嘴边的一个词。看来不论是牛顿三定律的应用抑或能量守恒，还是历史的人格定向与处事行为，都必须基于现实方有发展余地。

　　而聪明的中国人对之洞察与体悟，渐渐形成了“外圆内方”的独特人格。外则圆滑世故，内则方正磊落。鉴于技术的问题，也就是可操作性，我看到了有时正确的不一定就完美，自然，左右逢源者也未必高尚，只是熟习技术之用罢了。技术，在一个无奈的社会尤显重要。

　　这就需要我们将对环境的适应与对个性的保持折衷在一个自身与时代均能接受的契合点，“大行不顾细谨，大礼不辞小让”，很多人正是因为难以认识到这一点选择了“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结果未能得志，未能“乘长风破万里浪”，因细节的牵绊而难成大事。有时一味的坚守与清高未必有实用价值，也时需磨平些许棱角去融入你所要改革的社会，要时刻明确自己的目标，并选择可行性最强、技术含量最高的手段去接近理想。而不能空怀一腔热忱，誓与时代相违，赤手空拳创造一个新世界。这便要求我们有大局观点，审时度势。如孔子赞扬救人获利，叱责赎奴不受赏的行为，正是基于社会广阔层面的技术的可操作性，稍稍折煞华丽的侧枝，顾及根本，切实考虑到利弊得失与实际意义。

　　于此，作者亦对张居正、申时行、戚继光三者的老到予以肯定，也对海瑞做出冷静的评价：“他的所作所为无法被接受为全体文官们办事的准则”，“个人道德之长仍不能补救组织和技术之短”。但我依然敬慕与同情他，作为一个在风清夜唳的夜晚孤独地守望心灵月亮的人，不谙技术之道的他集中体现了中国文人、士大夫保存最完好的良心。他诚然是个正人君子，也算得上严肃的卫道士，但他不适应官场的游戏规则，不肯也不会注意可操作性，不曲乃折，悲哉！

　　然而多数为官者，世事过于练达，把技术给用滥了，弄脏了。莫提激浊扬清、伸张正义，恐怕早已同流合污。技术本身无错，作者更是给于极大的注重和肯定，错的只是很多官僚已失落了良知。

　　四、平衡·固守

　　作者的另一本书《中国大历史》评价晚明是“内向而非竞争性”﹑“停滞且注重内省”。从本书看来，这是抑制发展以求安定。社会主义原则亦是人人平等，但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而这里却是对发展的扼制，对潮流的阻挡，企图用政治的强力维持地域间的平衡，不是共同富裕，而是共同穷困。这种固守而来的平衡是政府低能的表现，因为它甚至无法保障繁荣与安定的两全。于是才有压制部分地区发展态势的荒唐举动。“政府不用技术和经济力量扶植民众，而单纯依赖政治上的压力和道德上的宣传，结果只能是事与愿违”。且历史的车轮是永远不会逆转的，对于好的势头，应积极引导，而非消极摧毁。著者的理论有历史为证，明王朝为固守平衡所做的努力只会是无用功，咎由自取。

　　五、君权·天下

　　万历皇帝，作者未给与他同情，但他诚然也是可悲的。皇帝，仿若是历史舞台上错步向前的小丑，拥有扭曲的天伦之乐，君主已成为文臣摆弄的对象，变作一种抽象的统治机构，而非有血有肉有感情有思想的活生生的人，成了“活着的祖宗”。万历皇帝以他的聪明接触到了事情的真相，并能洞悉“讪君卖直”的微妙，但这种过分的清醒，对一个无法改革政局现状的统治者未必是好事。当我看到这样一个皇帝，实际上已不是国事的处置者，而是处理国事的权威性象征时，立刻想到了英国目前的君主立宪制，这或许稍有进步，但放在中国千年封建历史中，却显得格格不入，而且黄仁宇也在他另一部著作中说明：当一个国家尚不能用数目字管理时,君主立宪不可能成为事实。也正如作者所说，晚明的皇帝有无上的权力能够惩罚官员，却无法提携亲信。

　　君权已被割裂至无以复加，那么，天下又是什么？是朝堂之内尔虞我诈，是文官口中的四海升平吗？不，天下，是民生疾苦，是国运昌隆，是弥足珍贵的土地和粮食，是百姓的安居乐业、衣食无忧。然而，不幸的是，这最重要的却被忽视了，不论是万历皇帝，还是文官集团。

　　皇帝，连这广阔领地、社稷江山的名誉占有者也在肆意消磨明王朝的最后一丝元气，无为而治只为与文官赌气。难道这广大的私有财产不值得珍视吗？国计民生，不值得为之操劳吗？万历皇帝的消极怠工，是对天下苍生的极不负责任，也难怪他招致历史的非议。

　　而文官集团，“对民生疾苦早已视而不见，而更多地关心保持职位以取得合法与非法的收入”。这些尊崇儒术讲求仁道的知识分子抑或贩卖正直，抑或出卖原则，行政首先考虑于国利弊--姑且这样说罢--然后乃自身利益，似乎百姓是驯顺的羔羊，任其宰割。朝堂之上，京城之内小范围的歌舞升平、安乐富足，不会是整个天下的写照。但“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基层的力量，一旦被激发，往往有难以匹敌的威力。

　　黄仁宇先生笔下,缺乏对国势盛衰兴亡的责任感、没有任重道远的忧患意识、胸无天下者，被公正而冷静地剥夺了高尚与圆满。

　　六、史鉴·现世

　　黄仁宇先生用简约精辟的语言，基本客观地复原了一个万历十五年，皇帝励精图治抑或消极怠工，政客阔斧革新或调合人际或刚直傲岸，哲学家离经叛道或顺应时势，有的人随波逐流，有的人逆流而上，也有人极致地发挥了主观能动性，但在这样一个失败的历史背景下，在一个沉闷的万历十五年，一切的努力或对抗也只会作为历史的附庸而归于沉寂。从申时行曾经有过辅佐君主实现“万历之治”的机会，但最终未能把握，让我知道历史也带有偶然性，但这种偶然，是出乎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的，因为历史大方向既定，一时一事或多或少都会有其影射。这失败的历史不能归咎于这些风头浪尖的人物，他们只是被历史地安排于斯，且不少人都已极尽所能，无由责备之。我相信,作者也意在批判那个时代,而非其左右下的个体。

　　当然，在书中我也看到了有鲜明的中国特色的痼疾，有些因传统社会巨大的惯性而传延至今。比如过分的形式化、教条式，在政令上如此，在贯彻实施上亦如此，结果是事务被安排得有条不紊，社会却缺乏生机与创造力。还有中国人常遭讽刺的积习：内耗。《万历十五年》中，有君与臣的内耗，文官集团的内耗，乃至国人整体的内耗，缺乏团队精神与集体意识，又畏首畏尾，不敢为天下先，于是历史在可操纵的范围内又被忙于内耗的人们放弃了。而今人，不幸的是仍未摆脱此，中国人习惯吃大锅饭，习惯平衡稳定，于是便枪打出头鸟。于是禀赋很高、资质很好的国人，不能很好的合作，缺乏双赢意识，也很少能众志成城实现精神文明的突围。再则便是海瑞的厉行节约，被指责为不识大体、有失体统，中国官僚千年积淀下的极度浪费、办事效率低下便可见一斑。政府提出的“创建节约型社会”可谓切中实弊，有着历史性的积极意义。"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我们以史为鉴,才能更好地把握现世,当我们亦成为历史时,方可赢得后人的赞许。

　　七、后话

　　我在此想谈谈这部书对我的影响。对于一个不通晓六艺经传，又被迫疏远了文史哲的理科生，我开始竟不知“万历十五年”属于哪朝哪代，而身边的同学--年级里的尖子生们看到我突然对历史书产生了极大兴趣都表示诧异不解，并惊呼：“你要转文吗？”看来，我对历史的隔膜决非个例。而我,一个从初二便因讨厌背历史而决心学理的浅陋之人，在《万历十五年》的点醒下幡然觉悟到我差点与那么厚重、那么深邃的中华历史失之交臂，堕入功利的、世俗的深渊；而本书更使我对历史有了新的认识--历史不单是用来识记的，它的重要意义在于“以古为鉴，可以知兴替”，使人明智，思接千载，意会古今，视野开阔，方能理性地高瞻远瞩，展望未来。

　　而对技术也就是可操作性的认识，让我清醒地知道,我现在学习理科，是用更擅长的方式接近理想。并且，我再不会对历史书乃至人文素质轻言放弃了，因为我已意识到它们在一个中国人生命中的份量。不论结果如何，我所做的努力于我依旧有意义。“我思故我在”罢。

　　参考文献：

　　1、《中国大历史》(黄仁宇著，三联书店)

　　2、《二十五史精编》(张秦编，中国文史出版社)

　　评语：《万历十五年》确实是一本值得咀嚼的书，没有渊博的知识，冷静的头脑和高屋建瓴的本领，很难出这样的作品。本文作者又站在另一高度对这部书进行评价，其难度可想而知。作者从六个方面对此书作了总结和评价，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作者敏锐的洞察力和对这段历史对这本书的切肤理解。作者的笔触直伸入万历十五年的上层社会，剖析这个平凡时代所蕴含的种种罪恶和无奈。在文中，作者对黄仁宇先生，对《万历十五年》都有高度的评价，而且融入了自己此书的独到的看法和理解，作者“以史为鉴”，透视出出中国历史上的沉疴在现今世界并未去除。最难能可贵的是在“后话”部分，作者提出的对“历史”的重新认识和定位，值得人深思和反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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