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开泛黄的相片，久远的年代，模糊的青春，但毕业骊歌的感情依旧，在这个栀子花开伤别离的季节，让我们重温昔日名校长们的毕业赠言——那是母校的馈赠，一生的精神宝藏，那些犀利的言辞穿越时空隧道，依然有着鲜活的生命力和当下意义。

　　教育家胡适于1945年9月至1948年12月任北京大学校长，本文是胡适先生1932年6月27日在北大毕业典礼上的讲话，那是个血雨腥风的年代，他的身份是北大文学院院长。胡适为青年学子总结了毕业出路：你们毕业之后，可走的路不出这几条：绝少数的人还可以在国内或国外的研究院继续做学术研究；少数的人可以寻着相当的职业；此外还有做官，办党，革命三条路；再有就是在家享福或者失业了。

　　胡适：赠与今年的大学毕业生

　　(1932年6月)

　　未必是救命毫毛，做个防身的锦囊罢

　　这一两个星期里，各地的大学都有毕业的班次，都有很多的毕业生离开学校去开始他们的成人事业。

　　学生的生活是一种享有特殊优待的生活，不妨幼稚一点，不妨吵吵闹闹，社会都能纵容他们，不肯严格地要他们负行为的责任。现在他们要撑起自己的肩膀来挑他们自己的担子了。在这个国难最紧急的年头，他们的担子真不轻！我们祝他们的成功，同时也不忍不依据自己的经验，赠他们几句送行的赠言——虽未必是救命毫毛，也许做个防身的锦囊罢！

　　你们毕业之后，可走的路不出这几条：绝少数的人还可以在国内或国外的研究院继续做学术研究；少数的人可以寻着相当的职业；此外还有做官，办党，革命三条路；再有就是在家享福或者失业亲居了。

　　走其余几条路的人，都不能没有堕落的危险。堕落的方式很多，总括起来，约有这两大类：

　　第一是容易抛弃学生时代求知识的欲望。你们到了实际社会里，往往学非所用，往往所学全无用处，往往可以完全用不着学问，而一样可以胡乱混饭吃，混官做。在这种环境里即使向来抱有求知识学问的人，也不免心灰意懒，把求知的欲望渐渐冷淡下去。

　　第二是容易抛弃学生时代理想的人生的追求。少年人初次和冷酷的社会接触，容易感觉理想与事实相去太远，容易发生悲观和失望。多年怀抱的人生理想，改造的热诚，奋斗的勇气，到此时候，好像全不是那么一回事了。渺小的个人在那强烈的社会炉火里，往往经不起长时期的烤炼就熔化了，一点高尚的理想不久就幻灭了。抱着改造社会的梦想而来，往往是弃甲抛兵而走，或者做了恶势的俘虏。你在那牢狱里，回想那少年气壮时代的种种理想主义，好像都成了自误误人的迷梦！从此以后，你就甘心放弃理想人生的追求，甘心做现在社会的顺民了。

　　要防御这两方面的堕落，一面要保持我们求知识的欲望，一面要保持我们对人生的追求。有什么好方子呢？依我个人的观察和经验，有三种防身的药方是值得一试的。

　　第一个方子只有一句话：“总得时时寻一两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我们出学校之后，离开了做学问的环境，如果没有一两个值得解答的问题在脑子里盘旋，就很难保持求学问的热心。可是，如果你有了一个真有趣的问题逗你去想它，天天引诱你去解决它，天天对你挑衅你无可奈何它——这时候，你就会同恋爱一个女子发了疯一样，坐也坐不下，睡也睡不安，没工夫也得偷出工夫去陪她，没钱也得缩衣节食去巴结她。

　　第二个方子也只有一句话：“总得多发展一点非职业的兴趣。”离开学校之后，大家总是寻个吃饭的职业。可是你寻得的职业未必就是你所学的，未必是你所心喜的，或者是你所学的而和你性情不相近的。在这种情况之下，工作往往成了苦工，就感觉不到兴趣了。

　　一个人应该有他的职业，也应该有他非职业的玩艺儿，可以叫作业余活动。往往他的业余活动比他的职业还更重要，因为一个人成就怎样，往往靠他怎样利用他的闲暇时间。他用他的闲暇来打麻将，他就成了个赌徒；你用你的闲暇来做社会服务，你也许成个社会改革者；或者你用你的闲暇去研究历史，你也许成个史学家。你的闲暇往往定你的终身。

　　第三个方子也只有一句话：“你得有一点信心。”

　　古人说：“信心可以移山。”又说：“只要功夫深，生铁磨成绣花针。”你不信吗？当拿破仑的军队征服普鲁士，占据柏林的时候，有一位教授叫作费希特的，天天在讲堂劝他的国人要有信心，要信仰他们的民族是有世界的特殊使命的，是必定要复兴的。费希特死的时候，谁也不能预料德意志统一帝国何时可以实现，然而不满50年，新的统一的德意志帝国居然实现了。

　　一个国家的强弱盛衰，都不是偶然的，都不能逃出因果的铁律的。我们今日所受的苦痛和耻辱，都只是过去种种恶因种下的恶果。我们要收获将来的善果，必须努力种现在新因。一粒一粒地种，必有满仓满屋的收，这是我们今日应有的信心。我们要深信：今日的失败，都由于过去的不努力。我们要深信：今日的努力，必定有将来的大收成。

　　朋友们，在你最悲观失望的时候，那正是你必须鼓起坚强的信心的时候。你要深信：天下没有白费的努力。成功不必在我，而功力必不唐捐。(有所删节)

　　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

　　大学生之责任

　　1935年底，竺可桢被任命为浙江大学校长。1945年，竺可桢在第18届浙大毕业典礼上为浙大师生留下了名为《大学生之责任》的赠言：

　　诸位来宾，同仁，同学：本届毕业同学行将离母校。离开学校以前诸位是受教育，国家每年要费一二十万金一个人培植你们，离开学校以后，你们就得要为社会服务了。

　　在现代世界你们得认清三点：(一)知先后。(二)明公私。(三)辨是非。浙大过去的校训是“求是”。我们应该只知是非，不管利害。此话说来容易，要实行起来可不是那么容易的。这种只顾是非、不顾利害的精神是每个浙大毕业生应具有的。

　　清华校长蒋南翔

　　谦虚谨慎注意合作

　　蒋南翔自1952年担任清华校长后就倡导“各按步伐，共同前进”的政策，要求清华人认识“我们的事业是集体主义的事业，任何工作都要靠同志间的团结与密切合作”。因此，每次留毕业赠言，“谦虚谨慎，注意合作”是他必写的内容。

　　事实证明，在这样的校训指引下，清华人长于实干、为人谦和、有合作精神，适合担任社会管理者角色。

　　复旦首任校长马相伯

　　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

　　1905年，复旦公学(复旦大学的前身)成立，创办者暨第一任校长是马相伯先生。马相伯在毕业演讲中这样开导学生：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继任校长李登辉曾在一次毕业典礼中阐述复旦精神即“团结、服务、牺牲”。

　　团结救国与刻苦读书，服务他人与自我牺牲，追求学术独立与投身革命洪流，从此像一张纸的两个页面，淋淋漓漓地写满复旦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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