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个繁荣时代，都是从对知识与人才的重视开始的。历经文革十年的严冬，1977年12月，中国恢复高考，580万考生满怀热情走进了企盼多年的考场；1978年7月7日至9日，全国统一高考，又有610万考生参加考试，两季考生共有1190万人，是迄今为止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考试。1978年春天，27.297万大学新生入校，他们被称为77级；而同年秋天入学的40.2万大学生，则被称为78级。这一年我国恢复研究生招生制度，第一批50名赴美留学的访问学者在夜幕中乘飞机离开北京。从此，成千上万的人走出生命的严寒，走向充满希望的春天；从此，一个国家从万马齐喑走向百花齐放。

　　当我们将1978年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元年时，高考便是中国“国家和时代的拐点”。从那个年代走来的无数人回望1978年时，都有一句话想大声表白：我想放声歌唱——春天来了！

　　历史改写

　　历经严冬，他们走进大学

　　“一根扁担，一件行李，一桶鸡蛋，这就是我大学报到时的全部家当。”现供职于湖南师大文学院、原湖南师范大学中文系77级三班学生黄瑛，说起1978年的3月11日，便百感交集，“当我从火车站一路步行来到湘江大桥上远眺麓山，终于忍不住心中的呐喊：岳麓山，我来了！”

　　除了这个刻骨铭心的3月11日，还有两个日子深深烙印在湖南师大中文系77级学生的心中：1997年12月17日和18日。王瑛交给我们一本她们班在今年春天编辑的书——《流痕——我们的1977》，书中详实地记载着当时的情形：“1977年12月17日、18日，57万年龄不等(从十六岁至三十几岁都有)的湘楚学子，走进了有些陌生的教室。在此之前的十年里，中国的所有大学，要么停止招生，要么凭背景、找关系，不需要考试，就可以上另一种形式的大学——工农兵大学。而这两天，历史开始改写了。”

　　历史从那两天开始改写了，高考晴天霹雳般惊醒着人们的心灵。而走进考场之前，他们的身后是蹒跚而沉重的脚步和各自复杂的心境。一心想上大学的陈吉庆三年下乡后、带着绝望的心情在零陵的棉纺厂又工作了三年，在那个漆黑的凌晨，冒着寒风走了五六公里的路来到了考场；多年务农、连照片都没一张的郑宪春是临时扯了三哥的照片，跑了20多里的山道，赶在报名截止时间之前填了报名表； 66届小学毕业的王宏，没上过几年初中，从来没想过要上大学，当了兵复了员进入文化单位，他们领导说：“你闲着也是闲着，怎么不去努力考一下呢？”于是，他突击学习走上了考场……还有后来名震中国文坛的韩少功，当时是在湖南省汨罗县文化馆工作的知青，也许是因为参加了1973年那次因“张铁生交白卷”而流产的高考的缘故，他一直没有正视1977年的那场高考。直到他周围差不多所有的朋友都已经报名，他却不过朋友们的纷纷鼓动，才在报名截止的最后一刻确定了参考打算，将信将疑地走上了考场。

　　高考的到来，让他们走进了另一个历史，于是有了岳麓山下的相聚。

　　回首当年

　　高考内容似乎有点“幽默”

　　《流痕》一书中，唐华在《当年我们考些啥》一文中对1978年那次高考题目进行了表述：作文题目是《心中有话对党说》；语文的第一道题目是：“写出下面拼音对应的汉字：wo men de mu di yi ding yao da dao (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数学是解一元二次方程，6道题；政治试题是：解放后，华主席(华国锋)最早在湖南哪个地区工作？在最后，他却用了这样一句话收尾：“我相信，今天不满三十岁的人，会以幽默的心情，来阅读我的以上文字。”这句看似费解的话，仔细想来却是这样的深刻：这些现在的学生们看来非常简单的题目，对于当时的学生却是一道道生命的坎。黄瑛就深深地记得，当时自己走了几十里山路走到考场，考了一上午，没有钱买饭吃，又觉得自己那些题目做不好，考得太糟糕了，准备打退堂鼓的情形。要不是好心的监考老师告诉她：“宝妹子，我注意到全场只有你写得最多最好，我看你最有希望！”让她吃了定心丸，并请她吃了中饭让她接着考，她肯定会被那些题目吓回知青点。

　　需要幽默地看待的，其实是一种不可思议又确实存在的状态。而另一个让后人可以幽默看待的是那道幼稚可笑的拼音写汉字的题目：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这是一句平实的口号，有着那个时代的特色，但是，看者无心，而出者有意，也许这正是那个年代出题人的心声：让教育繁荣起来，让人才辈出起来，让中国强大起来。

　　于是，我们看到，当年坚定地在试卷上写下“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的数十万大学生们，最终以他们的努力，实现着他们人生的目标，也实现着一个民族振兴的希望。

　　时至今日，“77、78级校友”仍然是各个大学的骄傲，不仅是因为他们中间集中了文革十多年间积压的优秀人才，更重要的是经过岁月的洗礼，这批大学生身上所拥有的成熟与忍耐、奉献与热情是其他人所不能及的宝贵财富。在这些人中间，我们不难发现许多熟悉的名字：李克强、李源潮、薄熙来、张艺谋、陈凯歌、田壮壮、黄宏生、李东升、马蔚华……而仅仅在湖南师大77级三班，就有一批足以令湖南人自豪的名字：文学湘军的领军人物韩少功、动漫湘军的领军人物王宏、电视湘军的重要人物吕焕斌……

　　名人记忆

　　当年政审是道难过的坎

　　在曾经的高考中，还有一个当时可能让人痛彻心扉、而后人看来也觉得是黑色幽默的事情：政审！能不能上大学，不仅是个人成绩决定的，也与家庭成份、家庭成员的各种行为相关。在四川，参加了1977年高考，并获得了全省理科状元的刘永行，1978年春天便没有能进入大学，因为“出身不好”政审不过关，虽然20年后他用优异的成绩向社会大学交了一份还算满意的答卷——成为中国最富有的人之一。

　　政审不过关，如果是在1978年之前，就等于一票否决，没有翻身的余地。然而，1978年到了，一切便真的不一样起来。1979年3月15日的《长沙日报》上刊登了一则《政审不可埋没人才》的来信，讲述了何其美在1978年7月的高考中获得了442分的高分(超出了录取线100分以上)，仅仅因为哥哥搞地下包工队，有“剥削之嫌”被判刑而受到牵连，政审不合格被拒之大学门外的遭遇。何其美是长沙市第十九中学64届的初中毕业生，具有极高的数学天赋，在校其间便多次获得年度数学大赛第一名。初中毕业后到江永当知青，九年后因病回长沙，1976年在街道泥木队做小工为生。他的天分引起了我国著名数学家、中南大学数学学院概率统计所所长侯振挺和著名数学家、原国防科技大学副校长孙本旺教授的关注。

　　30年后，当侯振挺先生回忆起这段往事时，仍然记忆犹新：“何其美的确是个难得的人才。当年(1978年)世界奥林匹克中学生数学竞赛的六道题，我和孙本旺教授都有一道题没有解出来，可是只读过初中的何其美却给我寄来了正确答案，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得知何其美因政审没过关而被大学拒收后，在1979年湖南省科技界春节座谈会上，两位教授向代表们讲述了何其美一事，相关媒体也做了报道。其后，有关领导当即找来了市招生办的负责人，使何其美的政审问题得到了圆满的解决。侯教授甚至在当天的座谈会上就大胆表示：“何其美，我们要他！”1979年的春天，何其美终于成为长沙铁道学院数学系1978级新生。如今，何其美已是美国夏威夷大学一名专门从事生物统计工作的资深研究员。

　　何其美命运的改变，标志着一个惟政治论、惟出身论的年代的渐行渐远，科学的春天已经东风浩荡！

　　名人谱

　　邓小平

　　197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元年，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二代领导核心。粉碎“四人帮”之后，在中国何去何从的关键时刻，在他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毅然决然地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和“两个凡是”错误路线，把中国推向改革开放的康庄大道。

　　袁 庚

　　1978年底，时任交通部香港招商局常务副董事长的袁庚，在李先念划拨的宝安县蛇口半岛(现深圳市南山区辖内)创建蛇口工业区，被誉为中国改革开放实际运作第一人。

　　孙长江

　　1978年，孙长江将自己与胡福明的两篇文章合到一起，改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5月10日,《理论动态》先发表了这篇文章。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将全文公开发表，其他报纸随之转载，从而引发了一场全国性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

　　中国志

　　摘帽与平反

　　4月5日，中共中央批准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请示报告。12月24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为彭德怀、陶铸举行追悼大会，为他们恢复了名誉，骨灰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为这一大错案平了反。

　　落实知识分子政策

　　3月18日至31日，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上作重要讲话，指出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脑力劳动者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彻底驳斥了“四人帮”打击迫害知识分子、破坏我国科学技术事业的种种谬论。10月10日至11月4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分批召开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座谈会。会后，中组部发出《关于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几点意见》。

　　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

　　5月11日，《光明日报》刊登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特约评论员文章，由此引发了一场全国性的大讨论。这一讨论，冲破了长期以来“左”倾错误思想的束缚，促进了全国性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解放运动，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准备了思想条件。

　　十一届三中全会

　　12月18日至22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根据中央工作会议的讨论，作出了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全会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否定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口号。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这次全会从根本上冲破了长期“左”倾错误的严重束缚，开始了系统的拨乱反正，结束了1976年10月以来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端正了全党的指导思想，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成为新的历史时期的开端。

　　大包干

　　1978年底,安徽凤阳县小岗村严俊昌等18户农民搞起了“大包干”,正式揭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

　　1978　中国，转向

　　申芙蓉 饶丽

　　1978年前的中国，就像是现实中寒冷的冬日，弥漫着雾霭，纯粹的计划经济像一组排列整齐却锈迹斑斑的车轮，带着中国人在与世界隔绝、物资匮乏而精神困顿的封闭世界中，摇摇晃晃地冲撞着。当时的中国只有一家银行，所有日用品购买都需凭票供应，据有关资料显示，从1958年到1978年的20年中，中国城市居民的人均收入增长不到4元，农民则不到2.8元。更为重要的是,即使是打倒了“四人帮”,但“以阶级斗争为纲”、“两个凡是”依旧根深蒂固地占据着人们的头脑。

　　然而，就在那个年末，12月13日，中国的北京，一位老人提出了那个影响中国命运的命题——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这个命题后来成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和主题词，铿锵有力的19个字和“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轰然填平了一道天堑，撬动了历史的轨道，调整了运行坐标，让中华民族这辆庞大的火车从那个历史节点开始转向，直奔繁荣富强的新纪元。

　　转向的信息，其实是从1977年末、1978年春开始散发的，高考、拨乱反正，是一枚枚信号弹，照亮了中国人的心灵。1978年3月31日的全国科学大会不仅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著名论断，同时确定了108个科学攻关重点项目，并描绘了“到本世纪末赶上或超过世界水平”的发展目标，吹响了奋然前行的号角。然后，是一场荡涤头脑的暴风骤雨，“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席卷全国，冲刷着人们头脑中的左倾余毒，最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成为中国人的共识，并成为中国日后发展的重要准则。与此同时，中国领导人频繁出访西欧、日本和新加坡等30多个国家，寻找着面向未来的态度、持久发展的模式和对接世界的节点。7月3日和13日，中国分别停止了对越南和阿尔巴尼亚的援助，10月23日《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正式生效，12月16日，中美发布建交联合公报。就在这一年，中国史无前例地签订了78亿美元的外资引进计划。

　　回望30年，当我们从这些平凡的排列中悟出一代领导人谋略未来的智慧，在这些看似不经意的取舍中明白一个国家抛弃贫穷和封闭走向富强的决心与勇气，还有了悟那一点点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属于那个时代复杂背景下的简单而宏大的理想时，我们也许要说的还是那句话：

　　伟大的1978年，这是科学的春天！这是人民的春天！这是中国的春天！

　　更多高考信息请访问：新浪高考频道 高考论坛 高考博客圈 高考贴吧

　　特别说明：由于各方面情况的不断调整与变化，新浪网所提供的所有考试信息仅供参考，敬请考生以权威部门公布的正式信息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