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徐桐领到了大学毕业证。

　　在徐桐家里，记者看到那是个巴掌大的小红本，封面上印着烫金字，徐桐说：“30年前，一个大学生手里拿着毕业证，这就等于找到了一份稳定的工作。”果然，徐桐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沈阳市第十七中学教书，实现了自己做教师的愿望。

　　1999年

　　孩子能否上大学　我们已不再担心

　　上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徐桐都在中学度过，看着一批批学生参加高考。“八十年代，不管学生还是老师，都非常重视高考，那时没有扩招的说法，录取率很低，就是大伙儿一起挤独木桥，过去了就是成功。”

　　徐桐记得当时“落榜”这个词对考生来说是极大的打击，“意味着学业这条路不通了。”一些落榜生还会来找徐桐谈心，“确实很难过，我都陪他们伤心。”

　　相对来说，徐桐觉得后来的学生自主选择面已经大了很多。1994年，全国37所重点院校试行并轨制收费，大学生可以花钱读书。1999年，高校在全国第一次大规模扩招。那一年，徐桐的女儿徐超刚上高中，“应该说我们不担心孩子上不了大学，大学文凭是必备的，我们在意的只是上哪个大学。”

　　2006年

　　大学生活丰富了　锻炼能力最重要

　　2002年，徐超收到了录取通知书，和她同班的高中同学也都顺利上了大学，“算是顺理成章的事。”女儿开学时，徐桐帮着整理行李，“她行李可不少，书啊，本啊，录音机，台灯……快要把家都搬去了。”

　　徐桐在大学的课外活动是去农场干活，劳动锻炼。相比起来，女儿徐超的大学生活丰富多了，“参加各个社团组织的活动，做社会调查，参加社会实践，做的事儿很多。”而说起对高考的回忆，女儿徐超就没有像父亲那样有深刻的记忆，“像作文题什么的，现在都记不太清了。”

　　2006年，女儿徐超大学毕业了。

　　看着女儿的毕业证，徐桐笑了，“像本书似的，有我的毕业证两个大。”除了毕业证，女儿还考取了计算机证、外语证、普通话证等多个证书，“这和我们那时候又不一样，他们学的东西更多。”

　　对于徐桐来讲，高考改变了他的命运，大学学习更是决定了他一生的事业方向。女儿也是这样想的吗?“我觉得从大学里学到更多的是一种学习和适应的能力，凭着这种能力我可以做的事情还是很多的。”女儿徐超笑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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