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报记者 张国伟

　　三天高考结束，送女儿赶考的使命总算完成了。

　　不知从何时起，高考成了全社会瞩目的焦点。高考这些天，警察们是和颜悦色的，家长们是守望相助的，连小区物业也在高考前贴出告示：“请避免噪音干扰，打牌请到小区会所，装修请延期到高考结束(9日)以后。 ”——“和谐社会”的理念在这几天体现得最为淋漓尽致。

　　女儿高考，我也未能免俗

　　30年前，自己参加高考的情景还历历在目。那时，参加高考还是一件低调的事，社会的关注度不像现在这么高，应考的心态也就轻松许多。因为在一所寄宿制中学住宿上学，考场又设在吴淞某中学，每天一大早，我们几个考文科的同学就要换乘两部公交车赶考，没订“高考房”，也没订“高考车”，更没什么“高考餐”(记得中午就在考场中学的食堂里囫囵对付了一碗馄饨)。三天考完后回家，父亲问：“考好了吗？ ”我志得意满：“考好了。”——这样的赴考历程，在今天看来简直像是天方夜谭，以致后来有很长一段时期我一直认同这样的疑问：现在的考生怎么啦？

　　让我感同身受的日子终于来了！女儿今年高考，我也不能免俗地当上了送考家长。高考前，我就开始打听考场在哪里，盘算用什么交通工具接送。当得知考场就在离我家不到3公里、位于国权路上的复旦附中时，我暗自庆幸，婉言谢绝了同事用汽车接送的好意，决定用自行车接送——对我来说，这条线路太熟悉了，骑车10分钟就能搞定，方法虽有点老土，但能确保准时，避免堵车的烦恼。

　　头两天，我的“土法接送”大获成功，无论是星期天还是周一早高峰，女儿都有充分的时间赴考。每次目送女儿进入考场后，我还能从容地观察四周：听到一位神色严峻的中年男人喃喃自语，“我给孩子备了救心丸，他心脏不好，上次二模考时还曾发过一次病。 ”——舐犊之情溢于言表；见到一位中年妇女在向另一位家长叹气：“上午考完语文我问女儿考得哪能，伊只回答了一句 ‘勿要烦！ ’倒是后来上了‘差头’(出租车)，司机问伊，伊倒一五一十地讲了起来……唉！”——沟通的烦恼人皆有之；还目睹一位妇女驾车沿国权路由南向北逆向行驶到复旦附中门口 (国权路是单行道)，一句“我来接孩子”就让警察笑了起来：“接孩子也不能逆向行驶呀！ ”——既没扣证也没罚款；另外，整整两天，我都见到了校门对面那位穿着随意的家长坐在自带的小凳上打毛衣——气定神闲泰然自若……

　　十年寒窗，怎能一朝误点

　　昨天——高考最后一天，真正的考验来了。因为气象预报有大雨，怕自行车送考不安全，我就请同事帮忙开车送考，然而，平时只要5分钟的车程，却花了20多分钟——比骑自行车还多花了10分钟！汽车在两个主要路口(国权路黄兴路口、国权路四平路口)被车流堵住，进不得，退不得，只见红灯翻成了绿灯，绿灯翻成了红灯……车流还是纹丝不动，我就差要拨110了。平时，这里都有警察和协管员执勤，但现在连个人影儿都没有，我暗暗叫苦：毕竟警力有限，警察和协管员都到考场门口去了呀……

　　虚惊一场后，我才真正明白送考的意义。试想，在早高峰期间，还有当年换乘两部公交车也能准时抵达考场的可能吗？谁愿意“十年寒窗，一朝误点”？既然准时赴考是人心所向，既然上班高峰赴考要动用社会其他资源，教育主管部门何不充分用足双休日安排高考，还有必要固守雷打不动的“7、8、9日三天”吗？

　　三天送考经历，让我对 “送考”有了深刻的感悟。其实，送考既有闪烁着人情光芒的地方，也有家长无奈、不得已的一面。以家长送考来责备“80后”、“90后”的学生“缺乏独立意识”显然说不过去，难道30年前家长不送考，我们那一代就有独立精神了吗？未必。独立意识既来自于社会的公平与正义，也来自于社会的友善与理解。送考，从家长来说，体现的是一种“温情”；从社会来说，体现的是一种“和谐”。也许，这种温情与和谐会润物无声地滋润着我们的今天和明天，这正是全社会聚焦高考的正面立意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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