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实录

　　历史并不全是由风口浪尖的人写就的，时代的大潮里也有无数小人物的奋斗，他们的悲欢离合，他们的平凡人生，他们的曲折命运，更应是媒体关注的——这里讲述的是老百姓自己的故事。

　　宋福棘：我的1977

　　1977年的8月2日，好像是一年中最热的那一天，我揣着户口本，带着迷茫，和着喧嚣的锣鼓声，来到了位于天津武清县和河北省安次县相交接的一个小村——后辛庄插队落户。在饱吃了一顿免费的肉饼之后，我正式成了村里的一员，那一天我整整20岁。

　　1977年秋天，邓小平一拍桌子，中国关闭了10年之久的高考(微博)闸门终于再次开启，570万名考生如过江之鲫般地涌向考场。由于报考人数过多，而当时国民经济刚开始恢复，国家一时竟拿不出足够的纸来印考卷，于是，中央果断决定调用印刷《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纸张。这年的高考，积聚了太多的期望，这是一个民族对知识的渴求，是一个国家一个时代的拐点。就是这一场考试，彻底打乱了我的生活轨迹，人生从此改变。

　　考试

　　夏种秋收、平地挖沟，出河工我一顿能吃12个馒头，四肢酸疼、脑袋慵懒，蒙上头我能睡上三天三夜。生活无趣、生活无望，村里也没有一个姑娘叫小芳。这就是我在农村时的生活状态。

　　1977年国庆过后不久，收到了父亲寄来的一个邮包，内有信笺一封，地图册一本，学生字典一本，唐诗300首多半本。父亲在信中说：“风传不久将恢复大学招考，是凭真本事的那种，能试就试一试，或许就能回城了，随信寄去几本书，看看是否有用。”

　　我1964年上小学，赶上”文革“十年，基本上对大学没有什么认识，只是考上大学能带着户口回城，对我太具诱惑。回忆当时的感受，就像一个人在暗夜里走路，四处一片漆黑，不知道往哪里走，突然前面出现了一点火光，你本能地会不顾一切地向那火光奔去。

　　1977年11月初，我去公社报了名，12月初去公社拿了准考证。

　　北方的岁末已经很冷了，1977年12月11日凌晨，我和村里的几个有志青年一道踏上了高考之路。村子距公社中学考点有15里路，还是要走一会儿的，四周漆黑一片，耳边鸡鸣狗吠，深一脚、浅一脚，还不知此行会有一个什么结局。

　　考场设在公社中学，两个教室来了50多人，没有暖气，我和两个监考老师都穿着军大衣。两天考5科(政治、语文、数学、历史、地理，其中史地为一张卷子)。中午就在学校吃几口带来的饽饽，喝几口井水。

　　语文考试的作文题是《他像雷锋那样》。我截取了我初中学农劳动的一段经历：因为吃东西不小心，得了痢疾，村里的赤脚医生连夜送我去公社医院。只是在写的时候，我把赤脚医生变成了随队老师，把躺在驴车上改成了趴在老师背上，把月朗星稀变成了瓢泼大雨，并且还把自己不小心吃坏了肚子，改成了地主坏分子下了手脚。后来查明，这篇作文得了很高的分，可直至今天，我总是觉得我有些“无耻”。

　　四门功课考完，我斗胆问了一下监考老师：“你觉得我有希望吗？”那位老师认真地对我说：“这可不好说，但这个考场有一个能考上，那就是你。”那一刻，我激动不已。

　　体检

　　监考老师的一句话，让我产生了一些念想。1978年1月初，接到了公社捎来的体检通知书。我把通知书紧紧地贴在胸口上，感受着一种20年未曾有过的激动，我能体会到这张纸对我意味着什么。

　　体检在武清县城杨村，距后辛庄近40里地，我向邻居大叔借了一辆“大水管”(自行车)，为了不耽误9点的体检，我早上5点就从村里出发了。漆黑的夜，蓝蓝的梦，寒风抵不住我满腔的热血，满怀的热情。谁知一出村不久，自行车的右大腿就掉了下来。此时，我没有任何选择，无论出现什么状况，都不能阻挡我奔向杨村的决心和信念。我就用一个脚蹬子，痛并快乐着地向理想和幸福进发，但光有决心是不够的，当我满头大汗冲进医院时，已是11点了，体检已接近尾声。

　　我一手攥着被汗水浸透的体检通知书，一手拿着掉下来的自行车大腿，向大夫讲了我一路的艰辛，讲了我对未来的憧憬。大夫拍拍我的后背，也很激动地对我说：“这个章，我盖，再说你这小伙子，身体也没问题。”那一刻，我泪流满面。

　　如释重负的我，走进了一个饺子馆，从不喝酒的我，要了一两白酒，一碟猪头肉，半斤饺子。当我取完饺子时发现，一位乞丐正坐在我的座位上，喝着我的酒，吃着我的肉。此时我的心情极好，我想，让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庆幸自己的好运气吧。

　　独自吃完饺子，骑上修好的“大水管”，一骑绝尘。

　　入学

　　那一次体检，让我产生了无尽的遐想。我觉得我的一只脚好像已经踏进了大学的门槛。一进腊月，其他的知青都回城了，我一厢情愿地呆在村里，等待大学的录取通知。过小年了，在父亲的催促下，我回家过年，说真的，忐忑的我，年并没有过好。

　　过了正月十五，我就急忙回了村，出了正月，知青们也陆续回来了，而我盼望的喜讯却一直没有来。1978年3月7日一早，我和往常一样，在村东头的老槐树下等待队长派活儿。大队部的喇叭播放着《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播音员情绪高昂地读到：“昨天，恢复高考后的首届27万名大学生，兴高采烈地走进了大学的校门。”那一刻，我万念俱灰。

　　终点又回到起点。说真的，我不要过程，我要的是结果。

　　苍天悯人，1978年3月11日，大队部的喇叭又响起了队长那熟悉的喊声：“知青小宋注意，马上到公社知青办，有人找。”我似乎有一种预感、有一种祥兆。

　　当我从公社知青办主任手里接过天津师范学院中文系的录取通知书时，我使劲用手揉揉眼，掐掐脸，证实一下是否是真的，这就叫柳暗花明，这就叫绝处逢生。事后方知，我的录取通知书是在路上耽搁了。

　　1977届，我有幸成为那27万名大学生中的一员，这种经历只属于我自己；这种经历是美好的，我将终身受用。

　　罗文华：我的1983

　　1983年我参加高考时，正处于全国高中学制从两年改为三年的过程中。就天津来说，市直属五所重点中学当时都已改为三年制高中，而我就学的海河中学是市属区管重点中学，虽然当时仅仅排在“市五所”后面，但却仍是两年制高中。也就是说，那一年我校毕业生是以高二学历参加高考的，而主要竞争者却是“市五所”的高三毕业生。面对这无法逃避的不公平的竞争，我们每个人都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

　　我们面临的具体困难是，时间根本不够用。像历史和地理这两门文科课程，都应该是在高二以前讲完的，但那时没有任何学校重视这样的“副科”，以我来说，这两门课基本上就是自学的。因此，到了高二，老师不得不拿出一个多学期的时间，填鸭式地从头讲这两门本来要用两三年才能讲完的课程。这样一来，真正的复习时间只剩下可怜的两三个月。我们真正应对高考的时间，也就是这两三个月。

　　现在回想起来，对于我和我的同学们来说，历史是多么的无情，环境是多么的残酷，战斗是多么的惨烈，结局又是多么的悲壮。时至今日，四分之一个世纪过去了，我心里依然为此保存着一份“苍山如海，残阳如血”般的激越情怀。

　　毕竟，我和我的同学们胜出了。无论是从高考分数看，还是从高校录取率和重点高校录取率看，我们考得都不比别人差，真正做到了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整整一年“快马加鞭未下鞍”的老师和同学们，面对最终的结果，大多都有“惊回首，离天三尺三”的感觉。我们创造了“哀兵必胜”的新例，这样的战绩足以成为天津高考史上的一段佳话。历史所青睐的，固然是骄人的成绩；而历史更乐意记载的，是在特殊境遇下取得的骄人成绩。

　　尤其是我，更是一个让同学们羡慕不已、让老师们夸赞不绝的胜利者；用大家的话说，是胜利者中的佼佼者。作为我校文科高考成绩第一名，我以高分被北京大学录取，成为恢复高考以来海河中学第一个考上北大的学生。还有消息说，我是1983年全市高二应届毕业生高考成绩的“文科状元”。多少年来，朋友们见到我常常称我为“状元”，而我总是把“状元”前面应该加上的定语告诉大家——我认为“状元”每年都会产生，而这个定语则是属于我自己的，更加值得珍惜。

　　临考的那一年，为了给自己打气，也为了舒缓神经，我在复习的间隙最爱听贝多芬的《命运》和《英雄》。每天听，反复听，乃至很多时候边复习边听，一年下来，录放机里的音乐磁带磨坏了好几盘。高考前，更多的是听《命运》；拿到考分、接到大学录取通知书后，就更多地听《英雄》了。从那往后，《英雄》和《命运》的旋律始终回荡在我耳边，激发或消磨着我的酸甜苦辣、喜怒哀乐。

　　现在回想我这几十年中，高中生活，尤其是高二临考那一年的生活，是最紧张的，也是最快乐的。快乐，总是伴随着紧张；没有紧张，也就没有快乐。

　　好大学不如好高中，好高中要有好老师。首先要感谢的，是我那几位高二老师。我常常自得的是，从小学到大学，我有幸遇到了很多名师。他们对我的赏识，对我的关爱，对我的哺育，使我形成了一个良好的进取心理，总是觉得身后有这么好的老师在支持着我，自己不能不好好学习，不能不学出个样儿来。那年海河中学高二文科班的教师阵容就极为强大和整齐，各科都安排了经验最丰富、素质最优秀的老师，有的老师在全市都很有名望，而且他们之间配合得也十分默契。师生们为了一个共同的高考目标走到一起来了，课上课下都很团结、融洽。

　　班主任兼语文老师张大耀，知识渊博，语言幽默，不仅课讲得好，而且人缘特好，其他老师都买他的账，同学们没有一个不听他话的。他有着统揽全局的智慧和才能，是我们班高考取胜的核心人物。

　　历史老师钱宗婕，性情温和，常常面带微笑，让同学们觉得可亲可敬，但她授课思路却非常缜密严谨，滴水不漏。

　　年级组长兼英语老师刘旴杲，则是一位典型的“严师”。可能与他当过兵有关，他对学生的要求就像部队里军官训练士兵那样严格。他一进教室就绾着眉毛，瞪着眼睛，时常声色俱厉，不留情面，让人不敢偷懒，无法懈怠。

　　此外，政治老师余伯钦、地理老师李竹青等教课都很有特色，很讲效率，使同学们受益匪浅，进步很快。一上高二，这几位老师很快就发现了我，估计他们很快也就达成一致意见，要重点培养我。在我十几年的学生生涯中，高二那一年是我与所有任课老师关系最亲密、最和谐的时期。

　　尽管复习那么紧张，一天时间恨不得当三天用，我也没有放弃看闲书。一是在学校里钻图书馆，在阅览室看《文史知识》等杂志。二是常去离学校不太远的烟台道古籍书店买书，几乎几天就买一本，多为普及古典文学和历史方面的书。其他书店也常去，主要是买连环画，几十本一套的《红楼梦》和《水浒》连环画就是那时一本一本配的。此外，校外的董鸿韬老师、靳波同学，同班的柳昭同学等也都借给过我书和杂志看。

　　回顾自己的高二学习生活，大致有几点所得，可归纳为八个“不”字，愿作当今青年镜鉴：   第一是不与人比，不与人争。这是我从懂事起一直保持至今的习惯，尤其是不与身边人比，包括亲属、同学、同事和朋友。我总是想：世界这么大，历史这么长，为什么要跟身边这些人比？高二时，我就不跟同班同学比，因此，不仅我的考试成绩平时就遥遥领先，而且我的高考总分比我班第二名高出几十分。班里比我低八十多分的同学都被南开大学录取了。如果我平时就总跟同学们比成绩，那我高考会超过他们这么多分吗？唯一一次争比，还是教历史课的钱宗婕老师让我争比的。高考前夕，钱老师对我说：“迄今为止，全市高考历史科目最高分是94分，看你今年能不能突破94分。”结果我的历史科目考了94分，虽然没有突破历年最高分，但仍是全市最高分。

　　第二是有条不紊，临阵不乱。这是我的复习考试经验，也是我的生存处事原则。那时的高考，由于录取率很低，落榜后又很难进入开放程度还很低的社会，是名副其实的“一考定终身”，所以那时的考生比现在的考生所承受的压力要大得多。我们是以高二学历参加高考，我又是众望所归的“尖子生”，压力就更大。但我能在提前准备、充分复习的基础上，做到举重若轻，轻松上阵，所向披靡，收效甚好。在后来的二十多年里，我常想：那样的高考我们都经历了，还有什么事能难倒我们？

　　第三是不急功近利，不放弃理想。也就是将短期目标与长远打算有机地结合起来。在我看来，高考这个“龙门”不得不跳，这个天大的机遇必须充分利用好；只有利用好，才能更好地发展自己，实现自己的理想。同时，我童年和少年时的很多兴趣爱好并没有因准备高考和高考成功而放弃，这些兴趣爱好在我成年后得以增容和升级，丰富着我的生活，推动着我的事业，滋养着我的况味，充实着我的梦想。

　　第四是家长不问，老师不管。这不等于说家长和老师不关心考生，而是确实要减少不必要的干预。当时家长和老师对我是比较宽容的，而有的同学的家长则目标过高、管教过严，结果适得其反。

　　我就是这样听着音乐、读着闲书考上大学的。填写志愿时，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当年高校文科招生填报指南上的第一所大学的第一个系的第一个专业——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中国文学专业，并且如愿以偿。北大中文系文八三班，人才济济，群星闪耀，光是各省文科状元就有十几位，毕业后成为知名人士的也不在少数，用我班同学、现北大著名教授孔庆东的话说，这个班在近三十年中国高教史上是“空前绝后”的。

　　王文涛：我的2011

　　我是天津南开中学的一名高三毕业生，刚刚经过高考，心里可谓五味杂陈。记得曾在去年夏天读过七堇年写的这样的句子：青春的意义绝不在于炼狱般的高三，却一定要这炼狱般的高三锻造并借此加以最深刻的诠释。如同一把最锋利的剑，唯有最滚烫的炉温和最惨烈的淬火才能铸就。夏至甫至，回想过去的一年，七堇年的话未免有些夸张。高三确是一场硬仗，但你可以选择：你可以戏谑地藐视它，可以严肃的与它对峙，可以像一个睥睨天下的英雄，挥鞭舞剑，把高三作为一个并不强大的对手，作为继续行军的垫脚石——选择权在你，毕竟条条大路通罗马。

　　静下来想想，自己只不过是每年千军万马中的一个无名小兵，一个人扛着枪，背着锅，计算着水壶里的水还能支撑多少时日。人上一万，无边无沿，更何况这泱泱高考大军！或许当一种渺小感能够不时光临我们内心的时候，我们的压力和痛苦就能小一些。

　　角色转换之间，我们是否还有另外一些身份？

　　我们是爸妈的儿女，他们的希望所寄；我们是老师的学生，三年里他们的汗水不能白流；我们是别人口中“某某他们家孩子”，每一次月考成绩都有可能被当作别人饭间的谈资——更重要的，我们是自己未来人生的赌注——如果你愿意把高三比作一场豪赌。即使你只是军队里的无名小卒，你都不能停下来。一如令人眼花缭乱但却是好看的霓虹整夜整夜地将这个城市照得通亮，高速公路上的车川流不止，把窗外的风景撕碎后向后无情地抛开——你不能停下来，停下来就意味着失败。

　　这是个大时代。

　　高考不是成功人生的充要条件，但你我都不能否认它的重要性。即使素质教育开展得如火如荼，创业浪潮方兴未艾，投机致富这个词的贬义色彩日趋消散，炒作包装可能会让一个没有受过系统教育的人一夜间名利双收，但高考始终是让一个人获得深造权利和社会进一步认可的基本途径。六月份全民高考，警车、公交待命，工地、汽车哑声，志愿者在考点外为考生和家长送来绿豆汤……这阵势，你说高考不重要？反正我不信。

　　1983年高考的父亲语气中颇带遗憾地对我说，如果当初在填报志愿的时候多些父母的指导，多些老师的帮助，可能他就不会低估那三十分，可能他的人生会是另一番更美好的光景。如今时光流转，轮到我面对自己的高考，十二年寒窗辛苦，总该有个了结。我们是生活在蜜罐儿中的一代，父母无微不至，老师面面俱到，大量信息以不及掩耳之势铺天盖地而来，一对一的估分填报指导价格虽高到离谱，却依然门庭若市——父亲的遗憾在我这里或许不会重演，这个时代待我们不薄，这是实在话。

　　高考那两天过得异常平静，本以为会是惊天动地，本以为从小就爱紧张的我拿笔的手会抖到不听使唤，本以为……这些都是考前的“本以为”。现实讽刺地回敬给我一出波澜不惊的默剧。初夏的天空湛蓝得一如梦境，阳光飞扬跋扈地炙烤着大地，气温刚好让人的额头出一层薄汗——一切像是过去的，令人无法回忆起的，六月的某个艳阳天一样。考试考的就是平常的积累吧，超常发挥可遇不可求，一切顺顺利利就好。

　　如今在家里等待成绩，得过且过像极了某个寓言故事里的反面典型。听谁说过，一个人成熟的标志之一是在于他敢于直面自己做过的任何事情，对自己过去的行为负责。紧张固然是有，但我想无论结果如何，自己都会坦然面对。高考，真的让我长大许多。

　　高考只是人生无数考试中的其中一场，一次战役打过，后面的战役还要你把剑磨得更亮。曾读过田间的一首诗，附在文后给那些准高三的学弟学妹们打气，也给那些正准备攻占堡垒，打响战役的人们，生活就是一场战斗。“假如我们不去打仗，敌人用刺刀杀死了我们，还要用手指着我们骨头说，‘看，这是奴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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