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一个群体的利益问题，显然也不能以伤害另一个群体的利益为代价，而应当尽可能地寻找“增量权利”。

　　十余位学者研讨“随迁子女就读地高考[微博]权利保障”问题，认为教育部不应把解决随迁子女就读地高考的问题全部交给地方，而是要明确规定各地取消高考户籍限制的时间表和附加条件，并且至少要出台行政法规层次的文件，使政策具有强制力。

　　充分理解这些学者的民生关切情怀，今年两会期间教育部官员也曾表态将出台问题解决的总体方案。但是否需要从国家层面设定时间表和附加条件？是否需要用出台法规的方式加以强力推进？这其实是一个大可值得商榷的话题。

　　事实上，随迁子女就读地高考，虽然涉及的是2.6亿流动人口背后的2700万随迁子女的权利，但也同样涉及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和边远省份更为庞大人口的权利，不能只顾一部分人的利益而漠视另一部分人的利益。解决一个群体的利益问题，显然也不能以伤害另一个群体的利益为代价，而应当尽可能地寻找“增量权利”。当这种“增量权利”难得，而损害另一个群体的利益不可避免时，也应当力求把这个损害降到最低，否则就很容易激化矛盾。

　　在这个意义上，把时间表和附加条件的制定权限交给地方，恰恰是针对各地参差不齐实际、避免一刀切的现实举措。这样做，有利于各地根据实际情况，把此项改革的力度、解决的速度和本地居民可承受程度结合起来，使双方都有时间来充分接受和消化这个问题所产生的矛盾和纠结，进而求得双方的共识。如此，这项政策遇到的阻力就会小得多，也才不会引起强烈反弹。

　　事实上，各地情况千差万别，山东能够率先出台突破高考户籍限制方案，一个重要原因也因山东是有名的教育大省、高考大省，随迁子女就读地高考，不会对本地考生带来较大冲击。倘若是在边远省份和特大城市，在短期内要求随迁子女就读地高考，则势必会冲击本地考生升学率，甚至还会引发“高考移民[微博]潮”。不论是从历史上还是从现实层面看，这方面的教训都是极为深刻的，国家教育部门不能不慎之又慎。

　　从法规制定的一般规律看，大多也是需要先探索实践。因为一旦形成法规，就会有强制力和稳定性。尤其是这种涉及社会各方利益的问题，如果没有实践对有关政策、制度、做法的充分检验，并在此基础上及时修正，就贸然出台法规，则不但会削弱法规的严肃性，也缺乏充分的民意基础。

　　显然，在边远省份和特大城市，解决随迁子女就读地高考问题不宜操之过急、也不宜搞统一划线。逐步放开，稳步消化，不当的地方及时调整，这种渐进式改革，显然要优于那种暴风骤雨式改革。

　　本报特约评论员 吴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