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闻周刊网6月25日讯 记者仇广宇】

　　中国新闻周刊网：今年高考[微博]成绩正在揭晓，教育领域一直也有不少关于高考状元的“荒诞”新闻，比如给状元游街，甚至给他们塑像等，多发生在教育资源分配不均，较落后的地区。您认为这体现了什么样的社会心理？

　　曹红蓓：状元游街的习俗古已有之。古代有，主要是由于在古代，状元=大官。古代的状元游街，官本位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在古代，

　　普通百姓真正改换门庭、彻底改善生活的正道就是做官。1949年以后，曾经人们不这样以为了，人们曾以为做官只不过就是为人民服务，是人民的勤务员而已，

　　做官和其他的职业一样没什么特殊的。但现在，社会现实让人们又重拾了官本位的思想。当官的就是和普通百姓不一样。而状元=大官，好像一个集体潜意识，是深

　　深铭刻在人们心中的，尤其是在一些封闭落后地区，已经成了一种迷信。殊不知，虽然现在做官还是很厉害，但状元却不一定会通向做官。所以开放发达地区的人会 觉得这样的做法有点可笑。

　　状元游街，也反映了中国人亘古不变的将学习工具化的传统。中国人从来不是因为好奇、有趣、美好而读书的，中国人读书都是“学海无涯苦作舟”，都 是“头悬梁锥刺股”，读书是为了要一个结果。都得到状元了，肯定是最好的结果了，所以得大肆庆祝。而这样功利性学习的结果，就是毁了中国的科学。

　　面子，一直是本土心理学研究的一个重点。中国人活的无非是一个里子，一个面子。里子越薄弱，对面子就越重视。越是封闭落后地区，资源乏善可陈，

　　该地区的领导越需要抓住一切机会做面子工程。我各种资源、建设都没什么可说的，但是我有人，我有状元。这和某县建一个比天安门广场还大的广场，或者某乡说 我们这发现了六耳猕猴的衣冠冢是一样的。

　　中国新闻周刊网：对于一些获得状元称号的学生而言，他们的人生的确经历了从高峰到低谷，再重新定位的过程。我们的一些访问对象是如此，而媒体报道中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北大毕业“卖猪肉”的陆步轩，他也曾经是一名高考状元。能否请您分析其中的深层原因，并给这些人提些心理调试上的建议？

　　曹红蓓：正因为前面所述的，“状元=大官”是个集体潜意识，而这在当下社会已经成为一种迷信，不再具有现实性了。当下社会中的 “成功人士”的教育背景本来就是千姿百态的，状元不能保证前途，不具备这个常识的人才会背负状元称号给自己带来的心理负担。如果负担太重，确实可能导致经 历一段“低谷”时期。

　　从中学进入大学，从一个小池子进入一个大池子，无论是状元还是普通人，每个人都必须要做心理调适，有时候是需要给自己重新定位。比如，在中学里一直是考第一名的，到了一个强手如林的好大学，考不了第一了，拿不到奖学金了，有的人就抓狂了。

　　一个人自己跟自己做纵向的比较，是无限的，是终身的任务，而一个人跟别人做横向比较，应该看做是为了了解自己所处的背景和给纵向比较提供参照坐

　　标，横向比较是有限的，早晚会碰到天花板的，是暂时的任务，不要把横向比较看太重。如要心理健康，可以鼓励多做纵向的比较而非横向的比较。只要自己跟自己 比是在成长，在扩展就好了。

　　中国新闻周刊网：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可以看到的是，其实许多人对状元炒作已经十分厌烦，认为这加剧了唯分数论，但媒体和社会依旧乐此不疲，您认为这矛盾现象的背后是什么心理？

　　曹红蓓：社会是多元的，厌烦和炒作之间没有直接的矛盾，厌烦的人不会去炒作，炒作的人不会对此厌烦，不是一拨人。

　　另外，从新闻业务的基本规律上看，只要是具有重要性、时效性、新奇性等等新闻要素的基本特征，有围观就总会有媒体会报。商人逐利，媒体追新闻，

　　我们可以希望每一个商人和媒体在做具体决策时都充分考虑到对社会价值观的影响，但不能这样去要求他们。社会价值观的总体引导，不是在具体的行业和人群，而 是在整体的制度层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