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周刊：你从一位默默无闻的中学生到如今的风头人物，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韩寒：我不觉得自己是风头人物。而且感受这种东西比较悬乎，不好用语言来回答。2000年这一年我的变化很大，主要是换了一种生活，选择多了，更加丰富多彩吧。像写东西，原来写得比较好，现在比较广，没有进步只有不同。很难把过去和现在做一个正式的比较，因为整个环境都不一样了。

　　新周刊：2000年的一些经历，有没有哪一件是你印象最深刻的?比如出书，拒绝复旦，上中央台《对话》节目等等。

　　韩寒：基本上没有。这些事我现在都没记忆了。没什么重要的事，也没因此有特别的想法，一切的事都理所应当。我早不记得《对话》当时的场景了。他们说什么我根本不在乎，也没去想他们。我对中央台说不要请专家学者什么的。结果还是请了。而且都是姓陈的。我都怀疑他们是不是两兄弟，合伙陷害我的。他们的问题我不去现场也能背出来，不过是“在国外你这种情况是如何如何”、“根据××学，你的行为该怎么怎么解释”。

　　新周刊：《三重门》是如何到作家出版社的？

　　韩寒：当时作家出版社要编一套“新概念”作文大赛的书，知道我这本书的样稿在上海文艺压了9个月，被上海文艺压了9个月的书肯定是好书，所以他们就要走了。

　　新周刊：上海是个很开放的城市啊！

　　韩寒：这些都是相对的。在其它方面比较自由，比如晚上寂寞找人陪陪之类的。在出书氛围方面比北京要差很多。

　　新周刊：这可以算作对《零下一度》你认为是垃圾的解释吗？

　　韩寒：这本书我都不想说了。当初他们说要做一些修饰，我觉得在一些观点上所谓偏激之处你删了也就删了，但是连文章中出现的诸如大便、屎这样的字眼也统统抹去就未免太可笑了。他们的解释是这些文字不符合中学生的风貌，对他们会有不好的影响。幸亏莫言的作品没在上海出，否则文坛就不会有莫言这个人物，更加不会有他的大便文学了。

　　不过这本书的产生过程也有些渊源，内容的改动不是出版社的人改的，而是一家杂志社的编辑改的。本来这本书是要放在杂志社的丛书里的，后来可能怕出问题，就把我的单出了。

　　新周刊：定稿之前你没有看过吗？

　　韩寒：我对他们说改可以，你们出个清样给我。这个清样是在我上飞机前让我看了一下，当时我赶着去香港，我说等我回来以后再看。等三个礼拜之后，我发现地摊上已经摆满了。

　　新周刊：关于复旦这件事，你是真的不想读大学呢，还是因为复旦的态度和方式？

　　韩寒：读大学？！我觉得让我玩玩还可以，认真上课就免了。像父母老师对读中学的孩子说的，你好好努力，苦这三年，进了大学轻松了，可以好好玩了。既然大家都那么说，上大学就如同进游乐场，是用来玩的。不但学不到东西，连热情都耗尽了。与其这样还不如大家一起玩，不一定非要是这个单位的人才能玩。我现在可以随意进大学，不必受限制，而且学到的东西更多。

　　新周刊：能具体描述一下现在的状态吗？

　　韩寒：现在啊。我刚买了一辆雅马哈，整天飙车。平时就看看书、上网，跟朋友见见面。

　　新周刊：你在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过自己想过的生活。

　　韩寒：基本上是这样，只能说最大程度。没有人能完完全全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好比开车过弯道，前面的车就是看你不顺眼，突然换道挡住你，如果按我的意愿，我就想炸了它，但是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很多东西不要勉强最好。

　　新周刊：在学些什么，有没有新的出书动向？

　　韩寒：没有。现在主要是生活，旅行啊等等。和在学校相比，我现在的学习不是可能是绝对要好得多。现在是在不停地学习，不是为了什么目的，顶着什么压力，完全自主自觉地按自己的兴趣在学习，学到的知识不仅丰富，而且很实在，绝不是应付考试那种。

　　新周刊：你如何设定自己的将来？有没有想过去国外念书？

　　韩寒：将来？不用设计，也懒得设计。像我开车开那么快的人是无所谓将来的。也许我放下电话就出车祸了也说不准，还是想想明天比较好，最好连明天也不用想。国外，也许会去旅行，去生活学习就算了。一方面是舍不得国内的朋友，不管是男朋友还是女朋友；另一方面是一个语言问题。沟通不能和简简单单的对话划等号，文化背景等因素不是一年两年就能够融合的了的。我现在的英语还不错，但是若让我对老外解释“关关雎鸠，在河之洲”还比较困难。

　　新周刊：你知道自己被视为文化偶像吗?如何看待自己的影响？

　　韩寒：我不知道。

　　新周刊：是不知道还是不想知道？

　　韩寒：不想知道吧。不过偶像总比现象好。说我是现象，明摆着不把我当人，如今我又是人了。而且说现象根本谈不上。所谓现象，至少要代表一部分人。目前为止，退学，出书，拒绝上大学，按自己的意愿选择生活的也就我一个，没有一大堆人跟在我的后面，所以这根本是一个不合适的词。其实很简单的事，没必要说得那么玄乎。

　　新周刊：在媒体面前你一直都比较倨傲，无论是表述观点还是回答问题大多十分尖刻，这是一种表达方式还是本身个性使然？

　　韩寒：更多的是一种表达方式吧。你觉得我现在的态度傲慢吗？

　　新周刊：可能今天心情比较好。

　　韩寒：这倒是。我只有手机没有座机，也许当时心情不好或正在办事没办法思考问题。

　　新周刊：你的态度让人觉得你在和媒体作对。

　　韩寒：我干吗要和媒体作对呢。关键是很多来采访我的人就是带着明显的意图来的，他们已想好把我写成痞子、流氓、色狼--你想能问出什么问题来。不管我怎么回答，他们都会按原定的想法写的。

　　新周刊：都不是什么好形象。但是你既然接受了采访，那么必要的合作还是应该的。

　　韩寒：他们为了增加销售量吗，我可以理解。我是认可采访，并不是认可采访的内容。重要的是，问问题也可以问得丰富多彩一些。一问都是些你当初退学你父母是怎么想的呀。我父母怎么想我怎么知道，这要问当事人。

　　有些问题我没有正面回答的义务，比如说你的打算、你有没有女朋友。是记者，就应该懂得问话的技巧，有些问题需要侧面了解。好像漂亮的女孩子，从后侧面看最漂亮，直接面对面就失去了很多美感。我也不在乎媒体把我说成什么样子，我自己知道自己，我只关心身边的人、在乎的人和知道的人怎么想，至于其他的，我就管不了了。

　　新周刊：面对曲解也不打算为自己辩护吗？让大家在一个客观公正的角度评价你。

　　韩寒：不打算。我只想过自己的生活。如果因此有人误解，也只能说遗憾了。(笔录：李冬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