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写作是为谋生吗？如果不是为了谋生，那是为什么？

　　您怎样看作家这个行业？这是一个行业吗？或者是一种职业？

　　您觉得中国文学的现状是不是不正常？是不是已经走向了没落？

　　文学的读者越来越少，您在意吗？

　　您的作品的过人之处在哪里？

　　您在不在意别人对您作品的评论？

　　文学存在的最高理由是什么？

　　--丁天 迟子建 王跃文 柳建伟 西飏 叶弥 叶倾城 凌可新 祁智 述平

　　他们都生于“196×”“197×”年，他们的头上戴着作家的花冠，他们是我们大致同龄的智者。他们仿佛离我们很远，有时又离我们很近。我们常常与他们相遇，又匆匆分别，相遇和分别都是在纸上的世界。

　　隔着纸上的世界，他们于我们是一种诱惑，也是一重虚幻--

　　终于有一天，他们一起真实地坐到了我们的面前……

　　您写作是为谋生吗？如果不是为谋生，那是为什么？

　　王跃文：我觉得不是。如果只是为了谋生，我没必要干写作。回顾我在官场中的生活，我一直都是在首脑机关工作，按照常人的看法，应该有很强的优越感和很好的前途。但是通过写作，我发现这种优越感在逐步丧失，而自己活得却越来越本色，这样本色的生活肯定是我人生的追求。我觉得写作是我生命存在的一种方式。

　　丁天：不是吧。我最初写作是在中学时代，那时候就开始写作《玩偶青春》了，十年之后才出版，而且受到了一些关注，这让我越发离不开文学了。通过文学创作我不仅表达了自己，而且结识了一些同道，挺好玩的。

　　叶倾城：写作这件事，首先是我要写。因为写作对我很重要，很难想像一天下来不写字不读书是什么样子，我是有表达欲的人，不写出来会发疯，会枯掉，会闷死，就像人饿的时候一定要吃，对我来说这个"吃"很重要。当然写作也包括谋生的成分。但我对写作的紧迫感更在于，写作本身它是一日不做一日不得食的，很有风险感的事情，倒未必完全为了谋生，当然也不是那么完全精神的东西。就像婚姻，结婚是因为爱他，但不能说完全没有生活的成分。

　　叶弥：不是。我个人的写作没有压力，因为家里是做企业的，经济条件比较好，我比较幸运，不需要以此谋生。我觉得女人写作的动机相对比较单纯。我个人是从1994年开始业余写作的，当时的感觉就是：家庭、孩子什么都有了，可有一样东西没有，忽然感觉很飘，有一种找不到位置的感觉。对事物的感受在慢慢迟钝，性格方面也在变差，时间长了就对自己很不满意，我觉得自己在退步，无论行为举止还是对待生活的方式都在退步，在变得庸俗，这让我很压抑，于是开始写作。写作对我来说就像是塑造我自己。

　　述平：好像也不是为了谋生。我原来也干过记者、编辑，也在工厂、机关和公司呆过，而写作是什么时候都可以做的事，是来自内心的愿望。对我来说，写作是件很愉快的事，想表达一些东西，谋生倒在其次，能挣钱当然更好。而且谋什么生，是谋高级别墅的生，还是平民百姓买菜回家做饭的生，也是不一样的。如果只是要过很平常的生活，不用写作也可以过，而如果指望通过写作获得那种所谓高质量的生活，那怕是不太容易的。从某种意义上应该是一种本能吧，就是热爱。

　　迟子建：我和写作其实是一种相互选择。谋生是很简单的事情，层次有高有低，包含很丰富的内容。人活着就是要做点事儿，写作这个活儿，我比较喜欢干，仅此而已。也没有什么特别崇高的理想。人是有思想的，渴望表达，有七情六欲，要表达，我选择的是写作这样一种表达方式。

　　西飏：我觉得不是。这些年，我一直都在写小说，虽然也曾为了找工作，为了生计干些别的事，曾经到剧团、报社等单位打工，也写电视剧，当制片人。可是，即便是很长时间暂停了写作，我依旧认为自己是一个"写小说的"，而不是别的什么，走得再远，最终还是要回到小说这边来。写作是我觉得最适合也是最有意义的事，它可以让我保持对生活的敏感，对人的注意，对精神世界的关注，就像一个人要保持健康必须经常锻炼身体一样。

　　您怎样看作家这个行业？这是一个行业吗？或者是一种职业？

　　迟子建：我虽然是专业作家，但我不知道作家是不是一个行业或者一种职业，社会分工上也许算是，但精神上是不是我不知道，也不会去管。写作是个体化的东西，我没有行业的意识和感觉。

　　西飏：在某种情况下，写作是可以成为行业的，比如赋予它某种使命，投入纳税人的钱，并搭建起文学的机构……这一切一旦运转起来，自然会有人来参与，并以此为生计，这不是行业又是什么？作家当然也是一种职业了。但职业作家这个概念，意义可以更广泛，一个作家以写作为自己惟一的工作并以此维持生活，那么就是职业作家，即便没有这样或那样一个机构来供养他。

　　叶弥：作家和手工业一样是种行业。

　　叶倾城：作家是个行业吗？我不知道。职业？我是不打算以写作为职业的，我自觉学问和阅历各方面都还不够，所以不准备走专业写作的道路，至少目前是这样。

　　述平：作家谈不上是职业吧，不是那么划分的。从个人身份上说，我是职业作家。但我个人认为作家不该是个职业。写作应该是一个个人兴趣的东西，也谈不上行业。

　　您觉得中国文学的现状是不是不正常？是不是已经走向了没落？

　　王跃文：现在的文学刊物不景气，执迷于文学的人不像原来那么多，甚至真正喜欢阅读文学作品的人都没有原来那么多了，这看上去好像是一个反常现象，事实上我觉得这才是文学正常的应有的位置。上世纪80年代，一本《人民文学》能发行几百万份，原因是那个时候人们可关注的东西太少。现在不一样了，社会相对开放得多，出现了多元化，自然会分流很多人的注意力，出现这样一种正常状态。不管如何，文学都不应该成为一个社会的主流生活。

　　祁智：我倒不觉得有什么不正常，我觉得文学好像就该这样。这跟我们的阅读时间、阅读条件和阅读习惯有关。我在欧洲时发现很多人是喜欢读小说的，随便一个什么环境，就可以看到有人在读小说，可是，国内公共场合大多数人在阅读消遣性的东西。现在读者不如以前多了，一方面是读者的问题，包括生活的压力、时间等等，另一方面，媒体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很多文学媒体它放弃了自己的宗旨而去迎合一些潮流，在很窄的层面上活动，自然会让读者远离它。文学放弃了老百姓，老百姓一定会放弃文学。

　　柳建伟：不能说文学现在没落了，我首先觉得现在的文学，在整个20世纪，和哪个时代相比都不弱，问题在于我们现在只是差一个鲁迅这样统领全军的、大家都很佩服的、全方面的作家，才显得不行。实际上，冷静地看，这20年文学的成就还是非常大的。我们可以说，文学现在在社会生活中边缘化了，这只是回到文学的正常状态中。像上个世纪80年代初的时候，一个短篇小说就可以红遍全国，这才不是正常的。文学对于社会的前进能起到什么举足轻重的作用，这我是不相信的。但我相信文学对社会的发展、历史的进程有潜移默化的重要影响。

　　丁天：没落？我看不是的。文学现在是形势大好，一片繁荣呀。那么多有实力的作家活跃在中国文坛上，每年都有不少优秀的作品出现，让人觉得紧张，有压力，逼着你去创作更多更好的作品。我都快被这种繁荣给淹没了，根本没有去考虑它是不是没落什么的，可能是一部分评论家的观点吧。

　　西飏：相对于文学在80年代达到的那种过度的繁荣，如今的文坛确实很不景气。如果说投身文学是要当明星的话，这样的愿望是注定要落空的。但在我看来，现今的文学只是回归到了它应该有的位置，新闻的功能、政治的功能剥离了出去，反而让文学更纯净了。总之，热闹也罢、寂寞也罢，我都不太在乎。我同时相信，在人类文明未来的发展中，文学永远是不容忽视的。

　　迟子建：传媒时代，文学受到一定的冲击，市面上的书多了，而且什么都可以出，这是事实，我们改变不了。这是一个多元的时代，看作品的人相对减少，那是因为大量书的出现，把优秀作品淹没在里面。这在客观上造成了读传媒提供的书的人多了，读自己选择的书少了，事实上造成了有些好作品不被重视。但这并不能掩盖优秀作家还在写优秀的作品，而且是比所谓文学繁荣的50年代、80年代都优秀得多的作品这样一个事实。我觉得现在有些作品比当初盛极一时的伤痕文学更优秀，更艺术，更关注艺术本身。所谓文坛不景气，或者说没落这种提法并没有现实依据。

　　叶倾城：文坛是有些危机的，但有危机未必不好，也许是文坛确实需要一些调整，如果只是社会方面的原因，那过一段自然会有变化。社会有一个进化的过程，文学也是一样。

　　凌可新：我觉得目前文学的现状很不正常，远远没有达到它应该有的繁荣。我生活在山东的一个小城蓬莱，那里的文学非常不景气。我能够看到的文学杂志一定要买，因为如果连我都不买了，还有多少人会买？可每次我捧读那些作品的时候，我都感到有些悲哀，文学这是怎么了？一下子怎么冒出这么多的玩法？今天新人类，明天新新文学，要不就是隐私小说，一个连隐私都可以称为文学的时代，还有什么神圣、高贵可言？我不禁想问，他们表达了什么，说明了什么？在干什么？好的作家和作品现在慢慢成了这个社会的边缘的边缘，因此人们觉得文学在没落，这是事实。我相信什么事物都有它没落的时候，可是，真正的文学不会因此而消失，真正热爱文学的人们还会一如既往地热爱下去，在惨淡的文学荒漠上冲出一条路来。

　　述平：我觉得现在文学回到了文学本身。以前那种一呼百应，一个作品出来就一下子轰动全国的情况是不正常的。我们小时候除了浩然、鲁迅和毛泽东诗词，基本上就没别的东西，你能说那时候繁荣？那时候全国人民都没书看，而越没书看就越是满世界找那些没头没尾的书看，那能算是景气？那时大家都没有什么娱乐，也没什么渠道发泄，就文学这一条道，所以出了王蒙、刘心武就了不得了。现在有人喜欢文学，有人喜欢故事片，有人喜欢卡拉OK……这种放松的自由选择的状态我认为更合理。本来就不能要求全民都来关注文学，而且文学本身我觉得就不是一个能引起大多数人兴趣的东西，或者说它就是少数人能理解和消受的东西，这是由它自身的艺术形式决定的。

　　叶弥：文坛不景气是事实。一方面作家的创作激情不如以前，另一方面读者也有责任，是他们自己选择了不看文学。这与当前的社会状况密切相关，现在大家的注意力和兴趣大部分都在经济上。在一个正常、健康的社会状态下，文学鉴赏是人们精神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否则就是最大的病态。我觉得中国从根本上是一个讲求精神的民族，所以对文学的未来我是很乐观的。文学当前的危机是社会转型期的一种暂时现象，发展经济是必须的，而经济发达以后人们自然会更关注内心和精神层面的东西，会慢慢健康起来。

　　文学的读者越来越少，您在意吗？

　　祁智：这只会让作家写得更着急一些。作家会把希望寄托在选刊上，选刊是比较精华的部分，作家必须把自己的东西写好，争取被选刊选中，以获得更大的读者群。我认为，作家有两种主要压力，一是生存压力，一是作品本身的生存压力。前者我几乎没有，因为我有比较好的工作和比较不错的收入，不用考虑生计；但是我有另外一种压力：我的作品的生存压力。这种生存不是说要在哪个墙根儿底下长个小草，任何一个作家，他即使再清高，他也希望自己的东西被人注意的，完完全全不被别人注意还干个什么劲儿？发表个什么劲儿？

　　柳建伟：我不光在写作之外，而且在写作当中也在考虑这个问题。文学作品有它圣洁的一面也有它世俗的一面，或者有精神的一面也有物质的一面，因为它毕竟要以商品的形式和读者进行接触。我写出的东西一定要对读者负责，必须对得起读者为你的作品掏出的钱。

　　王跃文：我的读者群分布非常广，这和我作品的外延有关，它不仅仅是文学作品，还是社会小品，自然会有很多读者。"人同此心，天同此理"，我只要是在真实地反映我的视野，就一定会引起很多人的共鸣。像有些先锋作家至今还在写作一些非常非常自我化的东西，非常个人化的东西，这样，读者自然会少得多了。

　　凌可新：确实。读者越来越少，这一点让人感到不安。在山东，可以说像样的文学杂志几乎都亏损，杂志都快维持不下去了，还指望谁来给你稿费？可是，一个作家同时也是一个社会人，他上有老下有小，要维持体面的生活，光靠作协给的那点儿银子是远远不够的，只有靠多写，多出书，多提版税的办法来养活自己。

　　西飏：我在写作时很在意接受的问题，如果写作仅仅成为自我的陶醉，文字的呓语，那是没有出路的。当然，作者和读者之间不是单向的，所谓的沟通应当是对等的，就像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一样。一味地去追求印数，讨好和取悦读者也是不可能的，那只能失去自我，一旦失去了自我，那就失去了文学存在的意义。纯粹的数量只能说是读物，就跟食物和日用品一样。文学说到底是精神的东西。

　　丁天：其实，表面看起来我这人挺随便的，可实际上，我也很认真。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作家必须具备责任感。要让读者花钱买你的东西觉得值。有些作家靠炒作自己起家，这样他们不会有太大出息。

　　我相信我的作品本身更能打动读者，我希望能够通过一部又一部有魅力的作品，让更多的读者认识我，而不是靠包装、炒作。包装、炒作对于写作来说其实是件事半功倍的事。而且说起来也太丢人。

　　迟子建：我从来没有想过我的读者有多少，也不知道现在是多了，还是少了，根本就没这个假设。一个作家是不会很在意读者的多少的，作家是按自己的想法进行艺术创作。

　　叶倾城：每个人写作都希望得到读者热烈的回应，这就像是一个装扮妥当的女人上街，当然期望赢得满街哇哇叫，除非你只是为了取悦于某一个人。但如果你发现满街靓女如云，你的出场并没有得到那么预期的效果，也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我觉得这本身也没什么好抱怨的，如果有一天我的读者会减少，那就像我的爱人不爱我了，也许双方都没有错，只是彼此不再相爱。即使没有了读者，我想可能我还是会写下去，但可能会比较失望。

　　您的作品的过人之处在哪里？

　　丁天：过人之处……这个……可能是比较好读吧。我从来就不追求什么深度，只要好读，只要让读者能够欣赏而不去硬着头皮研究你，我就心安理得，心满意足了。

　　柳建伟：如果有，那就是在视野上比较开阔。描绘社会生活的主要方面。我所关注的是绝大多数民众所关注的东西。

　　祁智：我写的人多半是弱势群体，哪怕我写到官场上的人都是把他们当成平民百姓来写的。而且始终保持宽容的心态，这样就比一般的那种纯粹揭露性的小说多了一层东西。我是在尽量追求真实的东西，包括真实的情感和真实的事情。有的人问我，为什么你总是不把婚外恋的东西撮合成呢？我说你想想看，中国人把这事情弄成容易吗？时间、地点、胆量……这些因素同时具备了实在是不容易的，我的小说中的人因为多半是小人物，所以很难弄成。有些作品，动不动就上床的，那完全是作家自己想出来的。

　　西飏：这不应该由自己来回答，但我希望我的作品不仅仅是个人的表演，而是可以给人带来阅读快感以及思索。

　　您在意别人对您作品的评论吗？

　　西飏：我常读评论，无论是对我的还是对别人的，评论家和作家对作品的看法往往有很大的差别，这常常让我觉得有趣。

　　凌可新：对于评论，我……还是比较在乎的。至少说明别人关心你的作品，而且会指出你作品的好与不足，我会吸取一部分确实有价值的，把理解有偏差的评论忘掉。

　　迟子建：评论对我来说无所谓，我不大在意。

　　叶弥：别人怎样评论我不在乎。因为国内目前的文学评论也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泥沙俱下，大家各执一词，你说你的，我做我的，要么互相吹捧，要么彼此贬低，没有一个完整独立的评论体系，所以也没什么值得借鉴的地方。

　　叶倾城：一般来说，我不太在意别人的评价。我会听，但那评价是否正确是另外一回事。其实，我更在意编辑的意见。他们的眼光，因为职业的关系，会比较准。如果说他们认为我的作品哪里比较僵硬或者比较假，我会注意。如果涉及不到原则，我也会在局部问题上迁就读者或者说编辑的口味，退让到我的原则为止。

　　文学存在的最高理由是什么？

　　王跃文：不管社会如何进化，文学将永远是人类的一种高贵的精神活动，是不可或缺的。

　　柳建伟：文学存在的理由？我觉得很简单，因为人是高级动物，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人性是需要一种精神的，特别是一种比较高洁的精神的慰藉的，我认为不管经济发展到哪一步，文学都不会消亡，它永远会起到它应该起到的作用。现在是社会转型时期，它的作用显得微弱一些。

　　丁天：是精神生活的需要。文学是对精神生活的一种表达，比较直接的表达。

　　凌可新：文学存在的最高理由……，这么说吧，我觉得人类和其他动物的区别在于人类有精神追求。我感觉只要人类存在就不能放弃文学。

　　祁智：文学是一种需要，这是它存在的理由。怎么解释呢？一方面，对于作家而言，千百年来，总有一些人要说出自己的话，因为人类在前进的过程中不是默默无闻的、一声不响的，是一定要表达自己的。另一方面，作家还有生存的需要，人拿出生命中很重要的部分去从事一件事情，肯定要考虑这件事情能不能够养活自己，这是很根本的。说得诗意一点，那就是--让我们在文学中活着，而不要死去！

　　责任编辑：彭明榜

　　受访作家亮相

　　◇王跃文，生于1962年，湖南溆浦人，在政府机关工作多年。1989年开始文学创作，曾获湖南青年文学奖。出版小说有《国画》、小说集《官场春秋》《没这回事》等。

　　◇祁智：1963年生于江苏靖江，现就职于江苏少儿出版社。2000年获"冯牧文学奖·文学新人奖"。有小说集《反面角色》、长篇童话《迈克行动》、长篇小说《呼吸》等。

　　◇柳建伟，河南镇平县人，1963年生。成都军区某部中校。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时代三部曲：《北方城郭》《突出重围》《英雄时代》，长篇报告文学《红太阳白太阳》等。

　　◇凌可新，1964年生，已发表文学作品300余万字。现在山东省蓬莱市文化馆工作。

　　◇丁天，1970年生于北京，北京市作协合同制专业作家。已发表中短篇小说数十万字。小说《数学课》《幼儿园》多次获奖。近期出版有长篇小说《玩偶青春》。

　　◇西飏，1965年10月生于上海，现为自由撰稿人。主要作品：《河豚》《青衣花旦》《向日葵》等。曾获马来西亚《星洲日报》首届"世界华文小说奖"首奖、台湾《中国时报》13届"时报文学奖"推荐奖、《上海文学》1994～1997年度优秀作品奖。◇叶弥，女，本名周洁，1964年生。著有小说集《成长如蜕》，有多篇作品被《新华文摘》《小说选刊》《小说月报》《作品与争鸣》等转载，曾荣获江苏省首届"紫金山文学奖"。

　　◇迟子建，女，1964年生。已发表作品300多万字，出版个人专辑17部。长篇小说《树下》《晨钟响彻黄昏》、小说集《逝川》《白云郡》等深受读者好评。曾获鲁迅文学奖、首届中国女性文学奖。

　　◇述平，1962年生，著有诗集《云絮下的留存》，小说主要作品有《石油的另一种说法》《避雷针》《为什么把草帽戴在我头上》。曾获第二届冰心文学奖。

　　◇叶倾城：女，本名胡庆云，生于丹东，长于武汉，言情文学作家，出版有小说《原配》《心碎之舞》《麒麟夜》、美文集《我的百合岁月》等。(孙雅君 李阳泉 中青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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